（八十六）——望远镜的审判（一）-朱衡-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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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六）——望远镜的审判（一）	2013-09-05 18:26:23

就像钟表机械（三）

　　和西方人一样，东方的学者们常常对他们继承自上次社会发展接近指数上四十分多一点的学问感到失望（对他们来说，是在11和12世纪的宋朝）。然而，他们没有摒弃宇宙由“气”驱动的基本前提而设想一个像机器那样运行的宇宙，东方人大多甘愿回顾至更古老的汉朝。甚至顾炎武对古籍和对采矿与农业同样感兴趣，而收集病历的很多医生对使用这些病历来阐释汉朝的医书和治愈人们感到同样高兴。中国的学者没有颠倒文艺复兴，而是选择了一个第二波文艺复兴。许多人是卓越的学者，不过由于这一选择，无人成为伽利略或牛顿那样的人。

　　这是伏尔泰错误的地方。他把中国树为榜样，适逢中国停止提供一个榜样之时——实际上，恰恰在这一时刻，欧洲沙龙里伏尔泰的一些竞争者开始对中国作出恰恰相反的结论。他们虽然没有指数说明西方的社会发展已在逐渐消弱东方的领先地位，这些人断定中国绝非理想的开明帝国。相反，中国是欧洲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欧洲从古希腊学习到了物力论、理性和创造性，而且当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却是一个时间静止的国度。

　　就这样，西方优越性的长期注定论诞生了。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 the）认为气候是终极原因：宜人的天气赋予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身体和精神上的一种活力，使得他们坚韧、无畏，使得他们有资格从事艰巨的事业”，而“炎热气候下的人们的柔弱性总是使他们沦为奴隶……亚洲盛行一种奴性的精神，这是他们从未能摆脱掉的”。

　　其他欧洲人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中国人不仅仅是奴性的：他们是一种全然不同的人类。遗传学奠基人林奈（Carolus Linnaeus）声称识别了人类的四个种族——白种欧洲人、黄种亚洲人、红种美洲人和黑种非洲人；18世纪70年代，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断定，只有白种人才有能力拥有真正的文明。康德（Kant）甚至怀疑黄种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种族。他思忖，也许他们只是印度人和蒙古人异种交配的品种低劣的后代。

　　显然，敢于认知仅仅是对欧洲人来说的。

望远镜的审判（一）

　　1937年，三位正接受培训的年轻科学家从中国首都南京乘船来到了英国。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把他们那喧闹、混乱的家乡（因为热气蒸腾的湿度而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换成剑桥寂静的走廊、永无止歇的毛毛雨和刺骨的风都是十分艰难的；然而那个夏天的形势尤其艰苦。这三个人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见到家人和朋友。日本军队正在包围南京。在12月，日军屠杀了他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其残忍程度连卷入这个灾难之中的一个纳粹官员也感到震惊。

　　这三个难民也无法期望抵达之时能受到热烈的欢迎。现今剑桥的科学实验室有许多中国学生，然而在1937年，休谟和康德的遗产仍然根深蒂固。这三个人引起了很大轰动，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生物化学研究所一个崭露头角的杰出人才，比任何人都更受到打动。其中一个学生鲁桂珍（Lu Gwei-djen）写道，“他对我们了解越多，他就发现我们对科学的掌握和学识洞察力和他越完全相似；而这引起他那爱钻研的头脑的疑惑，为何现代科学因此只起源于西方？”

　　李约瑟并没有语言和历史方面的训练，不过他的头脑确实是大学里最敏锐、最奇特的其中之一，这所大学也因为这两点而闻名。鲁桂珍成了他的情人，帮助他掌握中国的语言和历史；实际上，李约瑟强烈喜欢上了鲁桂珍的祖国，因此他在1942年抛弃了他的大学的安全场所，担任了外交部在重庆的一个职位，帮助中国的大学从和日本的灾难性战争中挺过来。英国广播公司写信给他，请他记录他的观感，然而李约瑟做的要多得多。在信件的页边，他草草写下了将会改变他一生的疑问：“总的来说，中国的科学——为何没有产生？”

　　这个疑问——中国拥有科学的卓越地位那么多个世纪之后，为什么是西欧人在17世纪产生了现代科学——现在通常称为“李约瑟难题”。四十年后我认识李约瑟的时候，他仍在苦苦对付该疑问（我妻子在鲁桂珍——她仍然是李约瑟的情人——担任研究员职位的剑桥学院学习人类学，我们租住了鲁桂珍博士的房子的二楼）。他从未能够解决他的难题，然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数十年来对中国科学成就的编目分类工作，现在我们远比20世纪30年代处于更有利的境地去理解发生了什么。

　　就像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在11世纪当中国的社会发展在推着坚硬的天花板之时，中国已经取得了尤其迅速的科技进展，然而当发展崩溃的时候，这些进展被脱离了正常的进程。大问题是，在17和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推着坚硬天花板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像欧洲人那样产生自然界的机械模型并揭开它的奥妙。

　　答案再次是，知识分子们询问社会发展强加给他们的那些问题：每个时代得到了它需要的思想。西欧人具有跨越海洋的新边疆，需要精确测量标准化的空间、金钱和时间，而且到了两个指针的时钟成为标准的时候，欧洲人需要十足地迟钝才会不想知道自然界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地，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更加迟钝才会看不到科学思想足够程度的优点，因此不会在给它那古怪、不可预测的科学家们些许机会时碰碰运气。如同第一、第二波轴心思想以及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初是西方上升的社会发展的结果，而非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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