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现实中，事情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发展，就象我在前言里描述的1848年的事情一样。特诺奇提特兰城确实被洗劫，它的中美洲邻居的确进行了大部分的战斗，而且输入的疾病确实导致了新世界大多数人的死亡。但是，洗劫发生在1521年，而非1431年；领导了这次洗劫的人是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即Hernándo Cortés），不是郑和；而且致命的病菌来自欧洲，并不是亚洲。如果周满真的发现了美洲，就象孟席斯坚称的那样，而且如果事情真的象我刚刚讲的那样发展，连同墨西哥成了明帝国、而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那么当今世界或许会显得大不一样。美洲可能会和太平洋经济连接在一起，而不是大西洋经济；它们的资源或许会引起东方、而非西方的工业革命；艾伯特亲王可能最终会到北京，而不是洛蒂到了巴莫拉尔宫；而西方也许不会居于统治地位。
那么事情为什么按照曾经的方式发生？
明朝的船只当然能够航行到美洲，如果它们的船长想这么做的话。实际上，郑和时代中国式帆船的一艘复制品在1955年设法完成了从中国到加利福尼亚的航行（尽管无法再返回），而2009年另一艘，太平公主号，在被一艘货船撞成两截之前，只差不到二十英里（约三十二公里）就完成了台湾到旧金山的往返航行。如果这些船能够做到，为什么郑和不能？
最流行的答案是，事情之所以按照曾经的方式发生，是因为十五世纪的中国皇帝们对派遣船只到海外失去了兴趣，而欧洲的国王们（无论如何，有一些国王）对此很感兴趣。在一定程度上，那显然是对的。当永乐帝在1424年驾崩时，继位者的第一个敕命就是禁止长距离航海。可以断定，印度洋的国王们不再进贡，因此下一个皇帝在1431年把郑和派遣到了波斯湾，结果却是其继位人，正统帝（即明英宗朱祁镇——译注），再次彻底改变了这一政策。1436年，朝廷拒绝了南京的造船厂招募更多工匠的再三请求，而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这个大舰队破损了。到了1500年，即使有皇帝想重复永乐帝的航行，也做不到了。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王族们的行为却截然相反。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将大量资源投入探险。他的一部分动机是算计（例如对非洲黄金的贪欲），一部分是非现实世界的（例如这样的看法，在非洲某处有一个长生不老、信奉基督教的叫做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国王，他守卫着天堂之门，会从伊斯兰那里挽救欧洲）。尽管如此，亨利资助了探险，雇用了地图绘制员，帮助设计了适合勘查非洲西海岸的理想的新船只。
葡萄牙的探险当然并非全然一帆风顺。1420年，在发现了无人居住的马德拉群岛（图8.8）的时候，负责的船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未来的岳父）在圣港（Porto Santo）释放了一只母兔和小兔，这个港口是最有潜力的地产。兔子的繁殖速度很快，它们吃掉了所有东西，迫使人类搬迁到森林茂密的主岛马德拉岛（Madeira，葡萄牙语意为“森林”）。这些殖民者们在岛上放火，一个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大火迫使“所有的男男女女和孩子逃避猛烈的大火，都逃到了海里。他们困在水里，两天两夜没吃没喝。”
但是，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之后，欧洲人发现在这片烧焦了的新世界里甘蔗可以茁壮成长，而亨利王子给他们提供资金建了一个榨汁机。不出一代人，他们就输入非洲奴隶在他们的种植园劳作，到了十五世纪末叶殖民者们每年输出六百多吨糖。
图8.8 从欧洲看到的世界，以及十五世纪欧洲探险家们的路线
葡萄牙水手进一步深入大西洋，发现了亚速尔群岛；沿着非洲海岸推进，他们在1444年抵达塞内加尔河。1473年，他们的船只首次跨越赤道，1482年他们到达刚果河（即扎伊尔河——译注）。在这里，有一段时间逆风使得无法进一步向南航行，但是在1487年，迪亚士（Bartolomeu Dias）想出了一个称为volta do mar（“由海返回”）的主意。远远绕行出去深入大西洋，他找到了把他带到其人命名为“风暴角”的风（现今更乐观地称为“好望角”），该处位于非洲南端。在这里，他的水手们大为惊恐而哗变了，逼迫他返航。迪亚士没有发现祭司王约翰，然而他证实，可能有一条通向东方的海路。
按照永乐帝的标准，葡萄牙人的这些探险规模小得可笑（只有几十人，而非数万），也有损尊严（涉及兔子、糖和奴隶，没有伟大国王送来的礼物）。然而，靠着事后看问题比较清楚的有利条件，把1430年代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或者，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决定性关头是很有吸引力的，在这一关键时刻西方的统治地位成为可能。航海技术开始将海洋变成连结整个地球的通道；正是在这一转折点，亨利王子抓住了发展前途，而正统皇帝拒绝了。如果有什么地方的话，就是在这里，历史的伟人－傻瓜论似乎大有建树：这个星球的命运取决于此二人的决定。
会不会那时就是这样？亨利的远见令人印象深刻，但显然并非独一无二。欧洲其他的君主们紧随其后，而实际上，和统治者的心血来潮一样，无数意大利水手的个人进取心也推动了这一进程。如果亨利专心致志于收藏钱币，而非航海，别的统治者会接替他的位置。当葡萄牙国王约翰拒绝了热那亚冒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通过向西航行到达印度、听起来很疯狂的计划时，卡斯蒂利亚的女王伊莎贝拉插手帮助（尽管哥伦布把这个想法向她竭力推销三次之后，女王才同意）。不到一年，哥伦布回来了，宣布——他有两次混淆——他已经到达了大汗的土地（他的第一个错误是这实际上是古巴；第二个错误是，蒙古的可汗早就被逐出中国一个多世纪了）。卡斯蒂利亚发现了通向亚洲的新路线，这样的报告让英国的亨利七世惶恐不安，遂于1497年派遣佛罗伦萨商人卡伯特（Giovanni Caboto，在英国通常叫做John Cabot）寻找一条北大西洋的替代路线。卡伯特到了冰封的纽芬兰，而且——有意思的是，他和哥伦布一样糊涂——也坚决认为这是大汗的土地。
由于同样原因，尽管正统帝的错误今天看来很惊人，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当他在1436年“决定”不派船木工去南京的时候，他只有九岁。他的顾问们给他做了这个选择，并且他的各个继任人在整个十五世纪都重复了这一选择。一个传闻说，1477年当一些侍臣恢复宝船舰队的想法时，一个文官阴谋小团体销毁了郑和的航海记录。我们被告知，元凶刘大夏对兵部尚书解释道：
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注） 兵部尚书领会了刘大夏的意思——后者故意“遗失”了这些文件——兵部尚书从椅子上站起了身。他喊道：“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
即使亨利和正统帝是迥然不同的人，作出了迥然相异的决定，历史的结局仍会大致相同。或许我们不是去询问为什么某些特定的王子和皇帝作出了这个或那个选择，而是应该询问为什么西欧人乐意担风险，于此同时闭关自守的保守主义却突然在中国出现。也许是文化，而非伟人或傻瓜，将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派遣到了特诺奇提特兰城。
注：原著注明此段话引自1617年明人顾起元所著《客座赘语》，转引自另一英文著作。《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记载，“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不过，我没能在此书中找到原著所引之语。此段话可能出自明人严从简1583年所著《殊域周咨录》卷八《真腊》中《南蛮》之《琐里·古里》篇，其记载如下：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合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大夏后果至兵部尚书）自后其国亦不常至，间一遣使朝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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