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恐懼和貪婪(Sloth, fear and greed)
畢竟,正是活生生的人在世上生存、死亡、創造和爭鬥,而不是和個人無關的巨力。然而,在一團亂麻的背後,莫里斯將論證,過去還是有跡可循的。通過合適的工具,歷史學家可以獲悉這些模式,甚至予以解釋。原著使用三個工具。
第一是生物學,這告訴我們人類是什麼——聰明的人猿(chimps)。我們是動物王國的一部分。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產生三個重要結果。其一,和所有生命一樣,我們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我們從環境中攝取能量,並以此繁衍生息。其二,像所有較有智慧的動物一樣,我們有好奇心。我們總是鼓搗個不停(tinker),想着哪些東西可以吃,哪些東西好玩,哪些東西能改進。我們比其他動物更能鼓搗,因為我們有大且快、擁有許多褶皺的大腦來得出結論,有柔軟聲帶進行討論,還有協同的拇指做事情。
即便如此,和別的動物類似,人類個體之間顯然並不完全相同。例如有些人好奇心更強,更富有創造性,更聰明,或更實際。但是,人類動物性的第三個結果是,一大群的人都是雷同的。如果比較百萬之眾,這些群體很可能擁有相同比例的充滿活力、繁殖能力、好奇心、創造性、智力、健談和講究實際的人們。
第二個工具是社會學,說明了是什麼導致了社會變化,而社會變化又帶來了什麼。聰明的人猿坐在一起鼓搗是一回事,他們的想法流行開來並改變社會則是另一回事。這大概需要某種催化劑。原著作者稱之為“莫里斯定理”,即“導致變化的原因是懶惰、貪婪、驚恐的人們尋求更簡便、更有利可圖、更安全的方式來達到目標。他們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歷史的教導是,一旦壓力存在,變化就會產生。
貪婪、懶惰、恐懼的人們在舒適、儘可能少地工作和獲得安全之間尋求自己滿意的平衡。但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因為人們成功地繁衍和攝取能量不可避免地給可用資源帶來壓力(包括物質、智力和社會資源)。不斷提升的社會發展生成了阻礙其自身進一步提高的力量。莫里斯稱之為發展的悖論(paradox of development, the)。成功帶來新的問題;解決之後,更多的新問題又會出現。
在有些階段,發展的悖論製造了堅硬的“天花板”,只有真正翻天覆地的變化才能突破。接踵林比的實例可以發現,當社會無力應對問題時,會厄運迭現,例如饑荒、流行病、失去控制的人口遷徙以及國家失效,社會因而由停滯轉為衰落。如果又適逢其他破壞性力量,如氣候變化(原著將此五因素統稱為大災變的五騎士),則衰落可能會轉變為長達數世紀的災難性崩潰與黑暗時代。
顧名思義,生物學和社會學定律用以說明人類整體,而不解釋一個地方的人們為什麼和他處人們的境遇如此不同。為了解釋這一問題,原著認為需要第三種工具——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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