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论

　　如同第一章讨论过的种族主义理论，这种说法几乎完全是错误的，有说服力的原因就是戴蒙德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的那样，大自然是不公平的。农业在侧面丘陵区提前数千年出现，不是因为此地的居民独一无二地聪明，而是因为地理环境使其先声夺人而已。

　　戴蒙德观察到，当今世界有二十万种植物，但是只有几千种可以食用，而具有较高驯化潜力的只有几百种。实际上，现今人们消耗的热量过半来自于谷物，首要的是小麦、玉米、大米、大麦和高粱。进化成这些谷物的野草在全世界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种子最大、营养最丰富的五十六种野草中，三十二种野生在亚洲西南部和地中海盆地。东亚只有六种；中美洲五种；撒哈拉南部非洲和北美洲各四种；澳大利亚和南美洲各两种；西欧只有一种。如果大群体的人们是大致相同的，而全世界的觅食者们大约同样地懒惰、贪婪和恐惧，那么极有可能侧面丘陵区的人们先于其他任何人驯化植物和动物，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有希望的原材料用于工作。

　　侧面丘陵区还有其他优势。大麦和小麦的驯化仅需一个基因突变，但是把蜀黍驯化成有些玉米的模样则需几十个突变。约公元前一万四千年来到美洲的人们并不比任何别的人更懒或更蠢，他们也没有犯下驯化蜀黍而不是小麦的错误。美洲那时没有野小麦。这些迁徙者们也不能从欧亚大陆把驯化的作物带到美洲。他们只有在连接亚洲和美洲的路桥还存在的时候才能迁徙过来。路桥没有被淹没时，驯化的作物还没有出现；这些作物出现的时候，路桥已经被淹没了。

　　谈及动物，侧面丘陵区也同样可能取得成功。世界上有一百四十八种大型哺乳动物（指一百磅以上，一百磅约四十五公斤），到公元1900年只有十四种得以驯养。这十四种之中的七种原产地在亚洲西南部。世界上最重要的五种驯化动物是绵羊、山羊、奶牛、猪和马。除了马，侧面丘陵区生存着其余四种动物的野生祖先。在这十四种具有驯化可能性的动物中，东亚有五种，南美只有一种，北美、澳大利亚和撒哈拉南部非洲则一种也没有。当然，非洲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但是，驯化比如狮子一类的动物可是个挑战，因为它可以吃了你。长颈鹿亦然，它们甚至能跑得比狮子还快。

　　因此，侧面丘陵区的人们之所以发明了农业，我们不能假定是因为他们那时在种族或文化上更优等。他们首先掌握了驯化能力，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有更多、更容易驯化的植物和动物。野生植物和动物在中国的分布密度没有那么多优势，但还算可以，而驯化大概在两千年后出现。撒哈拉的牧人们只有绵羊和牛可用于驯化，因而再需要五百年。因为作物无法在沙漠生长，他们从未转变为农人。新几内亚高地人则面临着相反的问题，他们只有很少的植物，没有可以驯化的大型动物。他们还要再晚两千年，而且从未成为牧人。和其他核心地带不同，撒哈拉和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地带从未发展出自己的城市和有文字记录的文明，不是因为他们低等，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些自然资源。

　　北美土著居民的资源比非洲和新几内亚的多，但是比侧面丘陵区和中国的少。瓦哈卡人（Oaxacans）和安第斯人（Andeans）步伐很快，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的两千五百年里驯化了植物，不过没有驯化动物。除了狗，他们驯化的动物只有火鸡和美洲驼，而这又花费了好几个世纪。

　　澳大利亚人的资源则最少。近期的发掘表明他们曾尝试饲养鳝鱼。如果再给数千年，他们也许很可能创造驯化的生活方式。然而，十八世纪欧洲的殖民者征服了他们，引进了小麦和绵羊——侧面丘陵区最初的农业革命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