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廷頓（Dick Whittington，即Richard Whittington，Dick為其諢名）的英國童話里（該故事和許多其他此類故事一樣，都回溯到十六世紀），一個窮孩子和他的貓從鄉下漂泊到倫敦，獲得了成功。但是，現實世界裡，在逃到城市的數百萬人中，許多人只是跳出油鍋又入火坑。圖9.3描繪了1350年後城市實際工資（亦即消費者購買基本商品的能力，經過校正以補償通貨膨脹）是如何變化的。儘管數據有空白，且是一團交錯的線，至少西方的趨勢是明顯的。大致說來，在我們有證據的所有地方，黑死病之後的一個世紀裡工資大致翻番，然後當人口恢復時，工資大多回退到了黑死病之前的水平。1420年代拖運了大塊石料並支起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大教堂穹頂的佛羅倫薩人享用的是肉、奶酪和橄欖；1504年將象米開朗琪羅的雕像《大衛》拖到指定位置的人們用麵包勉強應付。一個世紀之後，他們的曾孫即使能得到那個就很高興了。
圖9.3 愈窮、愈富：六個西方城市和北京非熟練城市工人的實際工資，1350至1800年。每座城市和每個行業情況各異，但是在我們可以測量的幾乎所有地方，工人的購買力在1350至1450年間大致翻番之後，到了1550或1600年購買力回退至1350年之前的水平。由於本章隨後將闡明的原因，1600年之後歐洲西北部的城市越來越擺脫了其餘城市。
到那時，從歐亞大陸的這一端到另一端，飢餓在蔓延。一場令人沮喪的收成、一個考慮欠周的決定、或者僅僅運氣不好即可迫使貧窮家庭搜尋食物（在中國，是谷糠和豆莢、樹皮和葉子；在歐洲是白菜根茬、葉子和草）。接二連三的災難可以驅使成千上萬的人流浪以尋找食物，以及使貧弱者挨餓。在歐洲最古老的民間傳說的起初版本中（例如惠廷頓），農民說書人嚮往的不是金蛋和有魔力的豆莖，而是真實的蛋和豆子。他們向仙女要的所有東西僅僅是填飽肚子。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普通人對流浪者和乞丐越來越冷酷無情，把他們驅趕到濟貧院和監獄，送到邊疆地區，或者把他們賣掉成了奴隸。這當然很無情，但是那些境況稍好的人們顯然感到不擔心別人時，他們自己的麻煩也夠多了。就象長江流域的一位紳士在1545年所說，時世艱難時，“逼難蠲賬稅”，然而“且促而產殖益賤”（王文祿《百陵學山》卷二《與長松魏侯書》）。對於過去的體面人來說，下行的社會流動性對他們的孩子是迫在眉睫。
在這個越來越艱難的世界，地位高的人的子孫找到了新的方式爭奪財富和權力，他們對傳統的蔑視讓保守者震驚。“衣帽漸鮮”，一個中國官員憂慮地說道；“亦有為商賈者矣！”（明陳讓《邵武府志》）。他的一個同事寫道，更糟糕的是，即使以前的體面之家
然趨富貴……喜告訐，則借勢以逞，曲直至於不分。奢繁華，則曳縞而游，良賤幾於莫辯。（朱鏞《惠安政書》附《崇武所城志》）
在中國，行政部門越來越成為一個爆發點。富人逐漸增加，行政職位的數量卻沒有，而當令人苦惱的求學門徑收窄之時，富人設法使財富變得比學識更要緊。一個縣級官員抱怨，“希望（在考試中）覓得一個位置的窮學生被官員象災民一樣打發走”（明張濤《歙志》——譯註）。
即使對於高高在上的國王們，那也是緊張的時期。理論上，人口增長對統治者有好處——更多的人可以課稅，更多的士兵可以徵募——然而實際上，事情沒那麼簡單。陷入困境的飢餓農民可能造反，而不是繳稅，而且難以駕馭的貴族經常持一致看法。（未通過文官考試的中國投考者產生了作為叛亂者重新露面的獨特習慣。）
這個問題和王權自身一樣古老，十六世紀的大多數國王們選擇了舊時的解決辦法：集權和擴張。日本可能是極端的事例。十五世紀裡，行政管理機構在這裡已經徹底崩潰，村莊、佛寺、甚至單獨的城市集團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並雇用暴徒保護他們或搶劫鄰居。在十六世紀，人口增長引發了對資源的激烈競爭，一些大領主逐漸從許多小領主中間興起。1543年第一批葡萄牙槍炮到達日本（比葡萄牙人自己早一代人），到了1560年代日本工匠在製造自己的出眾的火槍，剛好幫助足以武裝追隨者、業已強大的領主變得更加強大。1582年，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將自己變成了事實上統治整個群島的將軍。
豐臣秀吉說服喜歡爭吵的的同胞交出武器，許諾把這些武器熔化成釘子和螺栓以建造世上最大的佛像，是自由女神像的兩倍高。這會“不僅對今世的人有好處，對死後的人們也一樣”，他解釋道。（一個基督教傳教士並未因此受到感動；豐臣秀吉“狡猾、詭詐，難以置信”，他說道，“以對宗教虔誠的藉口剝奪了人們的武器。”
譯註：此段引文出自明萬曆《歙志》3.9a。明萬曆《歙志》為歙縣首部縣誌，歙縣知縣張濤主修，歙人謝陛主纂。萬曆三十七年（1609）修成，全志三十卷。南京中國第二檔案館有藏本，安徽省圖書館存有膠捲複製本，上海圖書館亦藏有歙志刊本。有資料稱，2008年歙縣黨史地誌辦公室對明萬曆《歙志》開始點校，點校底本由安徽師範大學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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