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方追赶上来
上涨的潮水
肯尼迪总统说：“上涨的潮水托起所有的船。”这再也没有比1500到1800年间更真实的了，此时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均上浮了三百年（图9.1）。到了1700年，东西方都在推着四十三点左右的坚硬天花板；到了1750年，两者都超越了它。
图9.1 一些船比其他的船漂浮得更好：十八世纪社会发展的上涨潮水推动东方和西方越过了始终限制有机经济的天花板，但是这将西方推动地更有力、更远、更快速。根据这个指数，在1773年西方重新获得了领先地位。
肯尼迪在阿肯色州的希伯斯普林斯（Heber Springs）庆祝一座新大坝的演讲中说了他的名言。他的批评者感到这个项目是最糟糕的政治拨款支出：他们说，的确，众所周知，上涨的潮水托起所有的船，但是它把一些船托起地比别的船要快。那同样是再没有比1500到1800年间更真实的了。东方的社会发展上升了四分之一，然而西方的上升则快两倍。在1773年（或者，容许合理的误差幅度，在1750到1800年之间的某时候）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越了东方，结束了一千两百年的东方时代。
历史学家狂热地争论为何1500年之后全球的潮水上涨了如此之高，以及西方的这艘船为什么表现地尤其有浮力。在本章，我将提议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一旦我们将其放入它们合适的背景——社会发展的长期事件，答案就不再那么神秘了。
谷仓里的老鼠（一）
处理完皮雷需要一些时间。直到1557年中国的官员都对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视而不见（图9.2），而尽管到了1570年其他葡萄牙商人已经在远至日本长崎的亚洲海岸设置了商店，这些商人仍然少得可怜。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东方的土地仅仅是谜一样的名字；对大多数东方人而言，葡萄牙甚至连那都不是。
图9.2 一个拥挤的世界：东方在潮水上涨的时代，1500至1700年
在十六世纪，这些欧洲探险家对普通东方人的生活确实具有的影响是通过他们从新大陆带来的非同寻常的植物——玉米、土豆、红薯和花生。在别的植物无法生长的地方，这些植物也可以生长；这些植物可以经受讨厌的天气，并奇妙地喂胖了农人和他们的牲畜。在十六世纪，从爱尔兰岛到黄河，这些植物种植了数百万英亩（一英亩为6.07亩）。
也许正在紧要关头，这些植物到来了。十六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在1590年代（一个无可否认的特别好的十年期），伦敦人可以观看新戏剧，例如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凯撒大帝》和《汉姆雷特》，或者阅读便宜的宗教小册子，比如福克斯（John Foxe）的《殉教者书》；新的印刷机粗制滥造了成千上万本，挤满了遭到威胁的真正信仰者的木刻印版。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北京人可以观看汤显祖长达二十小时的《牡丹亭》，这在中国一直是观看最多的经典戏剧，或者阅读《西游记》。
可是，在辉煌外表的背后，一切都不令人满意。在西方和东方核心，黑死病已使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致死，而且1350年之后约一个世纪，疾病的反复爆发使得人口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然而，在1450到1600年间，每个地区饥饿的人口都大致翻番了。中国的一个学者在1608年记载，“生齿繁盛，盖亦从古所无之事”（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在遥远的法国，观察者表示同意；人们就象“谷仓里的老鼠”，如同一个谚语所说的那样。
恐惧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更多的孩子意味着更多划分成小块的土地或者更多的继承人被冷落，并且始终意味着更多的麻烦。农夫更频繁除草、施肥，截流、挖井，或者织、竭力卖更多的衣服。一些人定居在贫瘠的土地上，在他们的父母绝不会费心的山坡、石头和沙子那里勉强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其他人放弃了人口密集的核心地区，来到了荒凉、人口稀少的边疆。然而，甚至在他们种植了新大陆的奇妙植物之时，似乎永远也不足敷用。
十五世纪时，劳力稀缺，土地富饶，现在越来越成了模糊的记忆：幸福时光、牛肉和麦芽酒、猪肉和葡萄酒。南京附近一个县的县令在1609年说道，以前一切都更好：“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可是现在，“贫者十人而九……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嗟夫！”（明张涛《歙志》卷五《风土》）1550年前后一个德国旅行者更直率：“过去在农民的家里，他们吃各种食物。那时候，有丰富的肉和食物。”但是，今天“一切面目全非……生活最舒适的农民的食物几乎比旧时临时工和仆人的还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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