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期间，阿拉伯人吞并了西方核心最富裕的地区。公元674年，他们的军队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四十年后，他们的军队到达了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河岸，横渡到了西班牙，且在732年一个武装团伙抵达了法国中部的普瓦捷（Poitiers）。此后，这些由沙漠进入帝国心脏地带的人口迁徙放慢了步伐。一千年后，吉本沉思道：
（穆斯林人）胜利的行军路线绵延一千多英里（约一千六百公里），从直布罗陀的岩石直到卢瓦尔河（the Loire，或译罗亚尔河，在法国中部）的河岸；重复同等的距离即可将撒拉森人（Saracen，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带到波兰境内或者苏格兰高地。要不是因为莱茵河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一样无法通航，阿拉伯舰队可能未经战斗就已进入泰晤士河河口。剑桥的学校可能如今都在传授古兰经，而她的学生也许在向接受了割礼的人说明穆罕默德的神圣和真理。
吉本大加嘲讽地补充说：“基督教世界被从这些灾难中拯救出来。”和七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在十八世纪的伦敦，传统观念将基督教视为西方的特色价值观，而将伊斯兰教视为其对立面。核心地区的统治者们很可能总是将边缘地区迁入的人们视为野蛮人，但是吉本十分清楚阿拉伯人实际上是西方核心更大规模的第二波轴心转换的一部分，这一转换过程开始于基督教的成功。实际上，我们可以超越吉本，将阿拉伯人置于一个更为长久的传统之中，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亚摩利人（Amorites），并且象阿拉伯人看待自身一样来看待他们：将他们视为这样的人们，这些人已经被核心的争端卷入核心，现在在索取正当的领导地位。他们来此不是为了埋葬西方，而是让它更完美；不是为了挫败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雄心壮志，而是为了将其实现。
就象吉本所在的十八世纪的评论员一样，我们这个世纪有许多政治评论家发现这样做很方便，即认为伊斯兰文明位于“西方”文明（对此他们通常指西北欧及其海外殖民地）之外、且与之对立。然而那忽视了历史事实。到公元700年，伊斯兰世界大致就是西方核心，而基督教世界仅仅是其北部边缘的外围地带。大约就象罗马曾经做的那样，阿拉伯人也引入了一种状态的西方核心。
与隋文帝在东方的征服相比，阿拉伯人的征服花费了更长的时间，但是阿拉伯军队规模非常小，而且广泛的抵抗通常很有限，因此他们很少破坏征服的土地。在八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最终停止了衰退。现在，这个大致重新一统的西方核心或许能象六世纪的东方核心一样得以复苏，而东西方的差距会再次缩小。
无法支撑的核心（一）
然而就象图7.1清晰地表明了的，那种情况并未发生。尽管总体上两个核心在公元700年均再次统一，而且在八世纪到十世纪之间都享有或遭受了非常相似的政治时运，然而东方社会发展的提升仍然快于西方。
两个重新一统的核心在政治上都是不牢固的。它们的统治者必须重新学习汉朝和罗马人熟悉的教训，即帝国的统治是通过敷衍和妥协而实现的，但是中国的隋朝和阿拉伯人都不谙此道。象汉朝一样，隋朝也要担忧游牧部落（当时是突厥，而非匈奴），但是由于东方核心的扩大，他们也要担心新建立的国家的威胁。在今朝鲜的高句丽王朝与突厥人秘密协商准备共同劫掠中国的时候，隋朝的皇帝决定必须采取行动。612年，他派遣一支大军攻打高句丽，但是因为恶劣的天气、糟糕的后勤以及残暴的指挥导致了这支军队的毁灭。613年，他派遣了另一支军队，614年又派出了第三支。在他征集第四支军队的时候，抗命的叛乱分裂了他的国家。
在一段时间里，大灾变的骑士似乎再次挣脱。军阀分裂了中国，突厥的头领使他们相互争斗，且恣意抢劫，而饥荒和疾病在蔓延。一种流行病越过大草原传播而来，而且由海上传入了另一种听起来像是腺鼠疫的流行病。然而，就象拙劣的蠢行足以引发危机一样，出色的领导才能也足以结束危机。一个中国军阀唐国公说服了匈奴主要的头领们支持他对抗其他军阀。当匈奴意识到他们犯下大错时，他已经宣称自己为一个新的唐王朝的统治者。630年，他的儿子利用突厥的一次内战，将中国的统治前所未有地在大草原进一步延伸（图7.2b）。国家管理得以恢复；人口流动、饥荒和流行病逐渐平息；创造了武则天的天下的社会发展无疑已开始突飞猛进。
这需要甚至比汉朝还要强有力的管理才能保证中心的团结一致，然而人类就是这样，这种管理并不见得总是存在的。事实上，正是最富人类本性的情感——爱情——毁灭了唐帝国。根据伟大的诗人白居易所说，唐玄宗——“汉皇重色思倾国”——在740年疯狂地爱上了他的儿媳杨贵妃，并将她纳为自己的妃子。这听起来非常象一千五百年前周幽王和蛇女褒姒之间的爱情故事，据说西周因此垮台。但是即使如此，传统说法是唐玄宗为了取悦杨贵妃什么都愿意做。他的一个好主意是给予杨贵妃的亲信大量荣誉，包括一个名叫安禄山的突厥将领，此人站在中国一方作战。玄宗忽视了通常对兵权的预防措施，听任安禄山积聚了庞大军队的控制权。
考虑到宫廷阴谋的复杂程度，安禄山迟早会失宠，这是不可避免的。755年，当那种情形到来时，安禄山公然调动他那庞大的军队反对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逃跑，但是护卫他们的士兵将内战归咎于杨贵妃，要求处死她。唐玄宗——哭泣不已，非常渴望避免自己的挚爱落入士兵手中——让大太监勒死了杨贵妃。白居易写道“花钿委地无人收”。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传说是，唐玄宗曾派一个预言家在仙岛上追寻到了杨贵妃的灵魂。在白居易的诗中，杨贵妃对玄宗说：“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长恨歌》）。
然而，与此同时，唐玄宗的儿子平息了叛乱，但是他用的方式——给予其他军事统帅和安禄山一样的大量权力，并且请入大草原上的突厥人——则会造成进一步的灾难。边境瓦解，税收萎缩，在此后的几代里，唐朝在重建秩序、新暴动、入侵和叛变中间反反复复，步履蹒跚。在907年，一个军阀杀死了年仅十几岁的皇帝，最终让唐朝解脱了苦难。之后的五十年间，一个大的王国控制着中国北方，而南方则由八到十个较小的王国统治。
玄宗暴露了中国根本的政治问题：强大的皇帝们拥有过多权力，因此可以凌驾于其他的组织机构之上。如果适逢有手腕的君主那还可以，但是考虑到才能分布的随机性以及由这一点所引起的一系列挑战，这意味着灾难实际上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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