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所有地方，1640年代都是王室的梦魇。反对专制者的叛乱使法国陷于瘫痪；在英国，国会和一意孤行的国王开战，并砍了他的头。那带来了难以收拾的局面；如果神一般的国王也可以被审判和处死，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可能是自从古代雅典人以来的第一次，民主思想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英国，最贫穷的人应该过上和最伟大的人同样的生活”，国会军的一个上校坚称，“生活在政府统治下的每个人首先应当自己同意把自己置于那个政府的统治之下。”
在十七世纪，这是激烈的话；然而英国激进分子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甚至更加狂热。一个派别自称为平均派成员（Leveller），则摒弃所有的社会差别。“没有人背负马鞍降生于世”，他们指出，“也没有任何穿靴子的和有靴刺之人去骑着他。”而且，如果等级是反自然的，财产当然也是一样。国王被处决之后不到一年，自称为“真正平均派”的一个团体分裂出来，创立了十个群居村（commune）。另外一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喧嚣派教徒（Ranter），将上帝称为“那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而且宣传永远革命——“推翻，推翻，推翻……一切均须公有，否则天罚将会让你拥有的一切烂掉、毁灭。”
平等这一思想的时机来临了。例如，1644年关于平均派成员的报告这样记述他们：
把他们的锄磨尖成刀剑，给自己冠以“平等王”的称号，宣称他们在消除主人和农奴、贵族和卑微者、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佃户占有了主人最好的衣服……他们会命令主人跪下，给他们倒酒。他们会掴主人的耳光，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你有什么权利把我们叫做奴隶？”
不过，这些进行平等的军阀不是英国人；实际上，他们正在中国的东海岸横冲直撞。在东方和西方，之前讨论到的对现行等级的激进挑战——例如1490年代在中国王阳明对朱熹思想、1510年代在欧洲马丁·路德对天主教的挑战——和国家失败一起，产生了人的平等的新观念。然而，就象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些思想在十八世纪有着迥然相异的结局。
在中国，明朝因为破产和宗派活动而陷于瘫痪，而且当饥荒——大灾变的第三个骑士——在1628年挣脱之时，皇帝们似乎失去了天命。叛乱者们越发觉得任何行为也不过分。国家在1630年代分裂成了军阀统治；1644年北京陷落。明朝末代皇帝在皇宫后面一棵孤零零的树上上吊死了。“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他在袍服上写道。“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
他在浪费他的遗言。军阀们并不比欧洲的君主、土耳其的苏丹、或者明朝皇帝自己有更多的钱付给膨胀的军队，因此他们放纵军队从平民索得付款。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军队已在劫掠无辜者，或许很早就想出了各种可能的暴行，而且在随后的恐怖年代，他们只是在惊人的补足办法里重复了这些暴行。但是，在严酷的十七世纪，遍及欧亚大陆，愤怒、贪婪、惊恐的士兵极度残忍。折磨、大规模处决、轮奸充斥着我们的原始资料。当北京陷落时，平民
（归）则用惨刑拷索银物，有夹至三四不止者，有牵引株连累及平民十百余家者……人始无生趣矣。（刘尚友《定思小记》）
要说有区别的话，国家失败在西方放纵出的暴力甚至更糟。1618至1648年间，欧洲的宗教战争在德国到了一个可怕的顶点。庞大的军队出现在基督教世界各地；即使有军饷，也是不稳定的，他们靠当地供应给养，勒索能搞到的任何东西。留存下来的原始资料充斥着暴行和野蛮。小镇贝利茨（Beelitz，在德国——译注）很不幸地位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在1637年的行军路线上，和任何城镇一样是个好（或坏）样本。一个海关官员写道，在围捕当地人之后，
强盗和谋杀犯拿了一截木头，沿着可怜的人们的喉咙插下去，搅着它，灌水，再加上沙子或者甚至人的粪便，可鄙地折磨这个人要钱，就象在贝利茨一个叫做戴维·奥特尔（Örtel）身上得知的那样，他后来很快因为这个死掉了。
另外一伙士兵把一个贝利茨人吊在火上烤，直到他带他们找到自己的积蓄；这只是让另一伙士兵把他又弄到火上烤，因为他们听说同伴用烤焦这个人的办法弄到了钱，他们把他的脸按在火里“那么长时间，这个人因此死亡，他的皮肤甚至象宰掉的鹅那样掉了下来。”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假定象这些的故事是宗教宣传，过于可怕，不会是真的，但是新近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超过两百万人死于暴力（直到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才比得上这些数目），而且可能那些的十倍之多则死于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疾病——第三和第四个骑士。中国和中欧的人口下降了大概三分之一，就象一场人造的黑死病。
这个瘟疫以更猛烈的新症状卷土重来，也自有影响。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事情五十年后编成了虚构的《大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生动地描述了1665年横扫伦敦的流言、恐慌和苦难；中国医生的报告也几乎同样生动。“（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1642年一个医生在长江流域记载道；或者“或时众人疟痢；或为痹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疔。”（吴有性《瘟疫论》）
大灾变五骑士中的四个在精神抖擞地驰骋；然而，如图9.1所示，并没有出现十七世纪的崩溃。社会发展持续上升，东方在1710年（取决于指数的准确性，增加或减去二十五年）、西方在1723年（同样，在那附近）超过了四十三分，这是罗马帝国和宋朝都曾经达到的高峰。到了1800年，东西方都接近了五十分。我们不得不询问，为什么发展是反历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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