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這些重負還不夠，公元900年之後歐亞大陸又處於一種新的壓力之下——從字面意義來說；隨着地球軌道持續移動，大陸上的大氣壓也在上升，減弱了由大西洋吹入歐洲的西風帶以及由印度洋吹入南亞的季風。公元900年到公元1300年間，歐亞大陸平均溫度極可能上升了一至二華氏度，降雨量則可能減少了10％。
如平時一樣，氣候變化迫使人們去適應，但是如何適應則由人們自行決定。在寒冷潮濕的北歐，這個所謂的“中世紀暖期”通常令人歡迎，當地人口在公元1000年至1300年間大概翻了一番。然而在較炎熱乾旱的伊斯蘭核心，這個暖期就不怎麼受歡迎了。穆斯林世界的總人口或許下降了10％，然而有些地區，尤其是北非，卻繁榮起來。908年，伊弗里基葉（Ifriqiya，Africa的阿拉伯稱謂，大致為今突尼斯）（圖7.8）脫離了巴格達的哈里發。激進的什葉派教徒建立了一個法定為永無過失的哈里發——伊瑪目家系，稱為法蒂瑪（Fatimid），因為他們宣稱是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瑪的後裔（以及伊瑪目地位）。969年，這些法蒂瑪征服了埃及，在開羅建造了一座偉大的新城，並投資於灌溉系統。到了公元1000年，埃及具有了西方最高程度的社會發展，埃及商人則奔赴地中海的四面八方。
圖7.8 從寒冷地區遷入：塞爾柱突厥部族（實線箭頭）以及維京人／諾曼人（虛線箭頭）在11世紀遷入西方核心
地中海的經濟蓬勃發展。然而，在亞洲西南部，穆斯林核心最古老的地區卻不大景氣。從860年代起，伊拉克的哈里發為軍隊購買的突厥奴隸已經發動政變，自己成了蘇丹，這已經夠糟了，然而更糟的還在後頭。從七世紀以來，穆斯林商人和傳教士就開始向大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宣揚穆罕默德的真理。在960年，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的葛邏祿部落（Karluk），據說約有二十萬戶，全體皈依了伊斯蘭。這是信仰的勝利，但是很快就演變成政治家的夢魘。葛邏祿人建立了自己的喀喇汗帝國（Karakhanid），而另一個突厥部落塞爾柱人（Seljuk Turks, the）在皈依之後進行了遷徙：他們一路洗劫，橫掃伊朗，並在1055年占領了巴格達。到1079年，他們已經將拜占庭人驅逐出安納托利亞的大部，將法蒂瑪人趕出了敘利亞。
亞洲西南部的伊斯蘭世界與繁榮的地中海的伊斯蘭世界迅速分道揚鑣。塞爾柱突厥人組合了一個大帝國，然而甚至比哈里發的轄地還要運轉不良。1092年，當殘暴的首任君主去世後，他的幾個兒子遵循草原傳統，將國家一分為九，彼此交戰。在他們的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武器是騎兵，因此塞爾柱國王們將大片土地賞賜給那些能夠為其提供大批騎兵追隨者的軍閥。可以預見的是，這些游牧頭領導致政務和貿易衰落，甚至終止了鑄幣。城市萎縮，灌溉運河淤塞，貧瘠的村莊被遺棄。在中世紀暖期炎熱乾燥的氣候里，農民們必須持續艱苦勞作，才能勉強保持寶貴的土地不變成草原或沙漠，但是塞爾柱人的政策使得他們的工作雪上加霜。比起都市生活方式，許多征服者寧可過着游牧生活，他們歡迎農業的衰落。而且隨着十二世紀慢慢過去，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離開了他們的土地，加入突厥人當中從事畜牧。
在這個擾攘不安的亂世，由於對激進的什葉派理論的傳播感到恐慌，伊朗東部的學者們開始建立學校，發展並傳授條理清晰的遜尼派應答。這在十二世紀得到了塞爾柱頭領的大力提倡。其學術名著直到當今仍是遜尼派思想的基礎，例如加扎利（al-Ghazali）的《宗教科學的復興》運用希臘邏輯來調和伊斯蘭法律體系、蘇非派神秘主義（Sufi）和穆罕默德的啟示。事實上，遜尼派的復興非常成功，一些什葉派教徒堅信謀殺遜尼派領袖是唯一可行的回應辦法。
謀殺無法終止遜尼派的復興，但是一場知識運動——儘管很成功——也同樣無法讓一個塞爾柱國家團結起來。而且，由於缺少法蒂瑪王國在北非提供的那種政治組織，塞爾柱的土地被中世紀暖期的壓力壓垮了。這個時機是令人遺憾的，因為同樣的天氣為亞洲西南部製造了這些挑戰，卻為伊斯蘭核心的歐洲邊緣的人們創造了許多機遇，這些人是桀驁不馴的劫匪、商人和侵略者。同樣關鍵的是，更溫暖的氣候給北歐帶來了更長的生長季節和更高的收成，這使得原先貧瘠的土地可能有利可圖。等到中世紀暖期逐漸消退，農民已經開墾了大片曾經是森林的土地，砍伐了西歐大約一半的樹木。
和農業從側面丘陵區傳播以來的所有擴張情景一樣，兩個過程共同將先進的農業技術從西歐帶到東歐。第一個是殖民，這通常由教會領導，一般來說教會是邊境地區唯一組織良好的機構。威爾士的傑拉爾德寫道：“給予僧侶們一塊荒野或野林，幾年之後，你不僅會發現美麗的教堂，旁邊還建有人的住所。”擴張是上帝的工作：根據1108年的新兵徵募運動，“異教徒是人類中最低劣的，但是他們的土地是最好的，有肉、蜂蜜和麵粉……在這裡你不但能夠拯救你的靈魂（通過強迫異教徒皈依），而且如果你樂意，還能得到非常滿意的土地定居下來”。
有的時候異教徒逃跑了；有時候他們屈服了，其結局經常不比奴隸好哪去。但是就像幾千年前狩獵採集者對抗農人、西西里島人對抗希臘殖民者一樣，異教徒有時會組織起來，堅持自己的立場。隨着法蘭克和日耳曼的農民向東遷徙，砍伐樹木，開墾牧場，在波希米亞、波蘭、匈牙利，甚至遙遠的俄羅斯，一些村民模仿他們的技術，利用更有利的天氣對他們的土地進行更多的精耕細作。他們皈依了基督教的首領說服或強迫他們成為納稅的對象，並且和殖民者作鬥爭（他們之間也相互爭鬥）。
國家、教堂以及密集型農業在歐洲的擴展與公元五世紀以來長江以南開發的農業邊疆有許多共同之處，不過有一個關鍵的區別：它沒有產生新農業邊疆和舊城市核心之間的主要商業往來。由於中歐缺少相當於中國的大運河的水路，根本沒有便宜的辦法將波蘭的穀物運送到大城市，例如巴勒莫（Palermo，在西西里島）和開羅。西歐的城鎮更靠近這些農業邊疆，也在成長，然而依舊太少、太小，無法提供足夠的市場。通常，這些西歐城鎮的成長不是通過從東歐進口糧食，而是通過加強當地的產出以及開採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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