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这些重负还不够，公元900年之后欧亚大陆又处于一种新的压力之下——从字面意义来说；随着地球轨道持续移动，大陆上的大气压也在上升，减弱了由大西洋吹入欧洲的西风带以及由印度洋吹入南亚的季风。公元900年到公元1300年间，欧亚大陆平均温度极可能上升了一至二华氏度，降雨量则可能减少了10％。
如平时一样，气候变化迫使人们去适应，但是如何适应则由人们自行决定。在寒冷潮湿的北欧，这个所谓的“中世纪暖期”通常令人欢迎，当地人口在公元1000年至1300年间大概翻了一番。然而在较炎热干旱的伊斯兰核心，这个暖期就不怎么受欢迎了。穆斯林世界的总人口或许下降了10％，然而有些地区，尤其是北非，却繁荣起来。908年，伊弗里基叶（Ifriqiya，Africa的阿拉伯称谓，大致为今突尼斯）（图7.8）脱离了巴格达的哈里发。激进的什叶派教徒建立了一个法定为永无过失的哈里发——伊玛目家系，称为法蒂玛（Fatimid），因为他们宣称是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的后裔（以及伊玛目地位）。969年，这些法蒂玛征服了埃及，在开罗建造了一座伟大的新城，并投资于灌溉系统。到了公元1000年，埃及具有了西方最高程度的社会发展，埃及商人则奔赴地中海的四面八方。
图7.8 从寒冷地区迁入：塞尔柱突厥部族（实线箭头）以及维京人／诺曼人（虚线箭头）在11世纪迁入西方核心
地中海的经济蓬勃发展。然而，在亚洲西南部，穆斯林核心最古老的地区却不大景气。从860年代起，伊拉克的哈里发为军队购买的突厥奴隶已经发动政变，自己成了苏丹，这已经够糟了，然而更糟的还在后头。从七世纪以来，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就开始向大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宣扬穆罕默德的真理。在960年，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葛逻禄部落（Karluk），据说约有二十万户，全体皈依了伊斯兰。这是信仰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演变成政治家的梦魇。葛逻禄人建立了自己的喀喇汗帝国（Karakhanid），而另一个突厥部落塞尔柱人（Seljuk Turks, the）在皈依之后进行了迁徙：他们一路洗劫，横扫伊朗，并在1055年占领了巴格达。到1079年，他们已经将拜占庭人驱逐出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将法蒂玛人赶出了叙利亚。
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世界与繁荣的地中海的伊斯兰世界迅速分道扬镳。塞尔柱突厥人组合了一个大帝国，然而甚至比哈里发的辖地还要运转不良。1092年，当残暴的首任君主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遵循草原传统，将国家一分为九，彼此交战。在他们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武器是骑兵，因此塞尔柱国王们将大片土地赏赐给那些能够为其提供大批骑兵追随者的军阀。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游牧头领导致政务和贸易衰落，甚至终止了铸币。城市萎缩，灌溉运河淤塞，贫瘠的村庄被遗弃。在中世纪暖期炎热干燥的气候里，农民们必须持续艰苦劳作，才能勉强保持宝贵的土地不变成草原或沙漠，但是塞尔柱人的政策使得他们的工作雪上加霜。比起都市生活方式，许多征服者宁可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欢迎农业的衰落。而且随着十二世纪慢慢过去，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离开了他们的土地，加入突厥人当中从事畜牧。
在这个扰攘不安的乱世，由于对激进的什叶派理论的传播感到恐慌，伊朗东部的学者们开始建立学校，发展并传授条理清晰的逊尼派应答。这在十二世纪得到了塞尔柱头领的大力提倡。其学术名著直到当今仍是逊尼派思想的基础，例如加扎利（al-Ghazali）的《宗教科学的复兴》运用希腊逻辑来调和伊斯兰法律体系、苏非派神秘主义（Sufi）和穆罕默德的启示。事实上，逊尼派的复兴非常成功，一些什叶派教徒坚信谋杀逊尼派领袖是唯一可行的回应办法。
谋杀无法终止逊尼派的复兴，但是一场知识运动——尽管很成功——也同样无法让一个塞尔柱国家团结起来。而且，由于缺少法蒂玛王国在北非提供的那种政治组织，塞尔柱的土地被中世纪暖期的压力压垮了。这个时机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同样的天气为亚洲西南部制造了这些挑战，却为伊斯兰核心的欧洲边缘的人们创造了许多机遇，这些人是桀骜不驯的劫匪、商人和侵略者。同样关键的是，更温暖的气候给北欧带来了更长的生长季节和更高的收成，这使得原先贫瘠的土地可能有利可图。等到中世纪暖期逐渐消退，农民已经开垦了大片曾经是森林的土地，砍伐了西欧大约一半的树木。
和农业从侧面丘陵区传播以来的所有扩张情景一样，两个过程共同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西欧带到东欧。第一个是殖民，这通常由教会领导，一般来说教会是边境地区唯一组织良好的机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写道：“给予僧侣们一块荒野或野林，几年之后，你不仅会发现美丽的教堂，旁边还建有人的住所。”扩张是上帝的工作：根据1108年的新兵征募运动，“异教徒是人类中最低劣的，但是他们的土地是最好的，有肉、蜂蜜和面粉……在这里你不但能够拯救你的灵魂（通过强迫异教徒皈依），而且如果你乐意，还能得到非常满意的土地定居下来”。
有的时候异教徒逃跑了；有时候他们屈服了，其结局经常不比奴隶好哪去。但是就像几千年前狩猎采集者对抗农人、西西里岛人对抗希腊殖民者一样，异教徒有时会组织起来，坚持自己的立场。随着法兰克和日耳曼的农民向东迁徙，砍伐树木，开垦牧场，在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甚至遥远的俄罗斯，一些村民模仿他们的技术，利用更有利的天气对他们的土地进行更多的精耕细作。他们皈依了基督教的首领说服或强迫他们成为纳税的对象，并且和殖民者作斗争（他们之间也相互争斗）。
国家、教堂以及密集型农业在欧洲的扩展与公元五世纪以来长江以南开发的农业边疆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它没有产生新农业边疆和旧城市核心之间的主要商业往来。由于中欧缺少相当于中国的大运河的水路，根本没有便宜的办法将波兰的谷物运送到大城市，例如巴勒莫（Palermo，在西西里岛）和开罗。西欧的城镇更靠近这些农业边疆，也在成长，然而依旧太少、太小，无法提供足够的市场。通常，这些西欧城镇的成长不是通过从东欧进口粮食，而是通过加强当地的产出以及开采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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