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0年，鲜卑人在中国北方的断壁残垣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北魏。他们没有洗劫汉族的贵族，而是和他们进行了妥协，至少保存了一些旧有的高端国家某些拿薪金的官僚和税收制度。相较于当时北方其他混乱不堪、冲突不断的暴徒，这种做法使得北魏占了上风。事实上，这种优势非常大，北魏得以在439年统一了整个地区。
即便如此，北魏与汉族残余的旧贵族之间的妥协始终是草草拼凑而成的。对于大多数鲜卑战士来说，他们宁愿去放牧也不愿意与文人们交谈；即使当这些骑手确实定居下来时，他们一般会建造自己的堡垒，以避免和汉族的农民们接触。他们的国家一直是绝对低端的。只要他们仅仅和北方其他的强盗国家作战，这并无不妥。但是在公元450年，当鲜卑的骑手们靠近建康的城郊时，他们才发现尽管他们能够打赢战争、掠夺任何可以带走的财富，但是他们无法威胁真正的城市。只有拥有船只、攻城设备以及辎重队的完全的高端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没有高端军队，他们无法劫掠中国南方地区；由于已经统治了北方，也就没有机会劫掠这里，因此北魏的统治者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收买支持者的忠诚——这是低端国家潜在的致命缺陷。在480年代，孝文帝认识到只剩一个解决办法——转化为高端国家。为此他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将所有土地国有化，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注册纳税和公务的任何人。另外，为了使鲜卑人像高端国家的臣民那样思考和行动，孝文帝向传统发起了一场正面挑战：孝文帝禁止了鲜卑的传统服饰，使用汉族姓氏，要求所有三十岁以下的臣民说汉语，在洛阳神圣的地址上建设了一座新城市，并且将几十万人口迁移到那里。
一些鲜卑人放弃了他们祖传的生活方式，开始像汉族贵族一样进行统治，但是另一些鲜卑人拒绝这么做。由此，文化战升级成了内战，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现代派）和西魏（传统派）。传统派坚守着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得以不断地吸引来自大草原的骑手。很快，他们的军事力量似乎足以压倒孝文帝施行的变革。然而，绝望是发明的温床。虽然孝文帝试图将鲜卑的勇士转化为汉族的绅士，他的继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给予汉族士兵免税优惠，任命汉族的贵族为将军，并且允许汉族士兵采用鲜卑名字。汉族农民和文人学会了打仗，并于577年压倒了反抗力量。这是一个漫长而混乱的过程，然而某种形式上孝文帝的眼光最终实现了。
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急剧分化的中国。在北方是一个高端国家（公元581年的军事政变之后更名为隋朝），拥有强大的军队以及四分五裂、衰败的经济；而南方则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组织机构软弱，尽管一直在试图利用繁荣的经济产生的财富，但是大多都失败了。
听起来这是完全不正常的，但事实上十分适合于推动社会发展。589年，隋朝的第一位皇帝隋文帝打造了一支舰队，占领了长江流域，并命令一支大军（可能有五十万人）直扑建康。由于南北方军事力量极度失衡，建康在数周之内就陷落了。南方的汉族贵族意识到隋文帝竟要向他们征税，就一同起来造反。据史料记载，他们将隋朝的长官开膛破肚，甚至生吃了他们，但是这些叛乱最终在一年之内就被挫败。因为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当地的经济并未遭受彻底破坏；隋文帝就这样征服了中国南方，东方的复兴开始腾飞。
武则天的世界
通过重新缔造了一个唯一的庞大帝国，隋朝同时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这使得隋朝这个建立于中国北方的强国得以开发南方的新兴经济边疆；第二，这使得南方的经济繁荣扩展到全国。
这一切并不总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当隋朝的帝王们修建那个时代最宏伟的名胜——一千五百英里（约两千四百公里）长、一百三十英尺（约四十米）宽、连接长江和中国北方的大运河时，他们其实只是想要修建一条向各处运送军队的大通道。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条运河成了中国的经济大动脉，由南方运送大米喂养北方的城市。公元七世纪的学者总是这样抱怨：“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但是同时，这些学者也承认“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皮日休《汴河铭》）。
大运河的功能就象人工地中海，最终赋予中国像古罗马曾经享有的那样的便捷水道，从而改变了东方的地理。价格低廉的南方大米供养了蓬勃发展的北方城市。“百千家似围棋局”，诗人白居易这样描述长安——这个城市再次成为中国的国都。长安连绵三十平方英里（约七十八平方公里），“十二街如种菜畦”（《登观音台望城》）。一百万的人口在林荫大道上熙熙攘攘，这些道路的宽度可达纽约第五大道的五倍。长安并非独一无二，洛阳很可能拥有长安一半的人口，其他十几个城市也具有十万人口。
然而，由于北方国家政权与南方水稻边疆的融合有利也有弊，中国的经济复兴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迅速发展的官僚规划管理着城市的市场，这些市场使农民和商人致富，推动了社会发展的提升；另一方面，过度的行政管理管制着贸易活动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束缚了农民和商人，阻碍了社会发展。官员规定价格，命令人们何时进行买卖，甚至规定商人应该如何生活（例如，商人不允许骑马；小商小贩不配享有这种高贵的行为）。
政府官员经常注重政治因素，而忽视经济因素。人民被禁止买卖土地；相反，孝文帝的制度被保留了下来，土地均为国有，国家只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这一政策迫使农民登记纳税，并且遏制了有权势的地主阶级，但是却导致了官僚作风。很多年以来，历史学家都猜测，这些土地法更多地反映了空想，而非现实。学者们论证到，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之前的国家能够应付如此多的文书工作。然而，位于戈壁沙漠边缘的敦煌的干旱环境下保存下来的史料显示，公元八世纪的管理者们确实遵循了这些规定。
当然，农民、地主和投机者找到了躲避这些规定的办法，但是行政部门逐渐膨胀以填写堆积如山的文件，由此其自身经历了一场变革。理论上，汉代以来的入仕考试使得行政机构独占了整个中国最优秀聪慧的人才，但是在实践上，贵族家庭总是试图将政府要职变成世袭的待遇。然而在七世纪，考试成绩确实成了成功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假定（正如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诗词歌赋和引经据典是考量行政人才的最佳准则，那么可以说中国发明了有史以来最为合理的行政人员选取程序。
随着旧贵族对政府要职控制的逐渐松弛，行政职位开始成为贵族们追寻财富与权力的必经之路，进入行政机构的竞争变得更加严格。有些年里，考试通过率不到百分之一，而且令人悲伤、滑稽的记载里出现了许多重考数十年的男子。就像当今社会的家长想让孩子通过淘汰考试，从而进入梦寐以求的名校一样，那些野心勃勃的家庭会雇佣辅导老师，而新近发明的印刷机快速生产了数以千计的习题册。还有一些考生穿上了“作弊服”，将范文写进衣服的衬里。由于分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写作，每个年轻男子很快成了诗人。随着这些杰出的头脑吟诗作赋，这成了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这些考试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甚至有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一种“原始女权主义”的兴起，因为新的公开性扩展到了两性关系。我们不应夸大这种趋势；在《太公家教》这本现存的八世纪最常见的古籍中记载着一些对妇女的忠告，这对于一千年前的人们来说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新妇事夫，敬同于父。
音声不听，形影不睹。
夫之父兄，不得对语。
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嫁妆模式，以及针对女性能力的开明佛教看法（相较于儒学观念而言），这使得最富有的女性有机会忽视祖父的教诲。以武则天为例，她起初在后宫提供一种作为尼姑的服务，十三岁时则成为皇帝的嫔妃，而后又成为这个皇帝的儿子的妃子。武则天大大胜过她那糊涂、随和的丈夫，俗话说垂帘听政。683年她的丈夫很合时宜地死掉之后，据称武则天毒死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之后又废黜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一个在六周之后，另一个则是六年之后）。690年，武则天拨开了竹帘，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登上帝位的当之无愧的女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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