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核心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唐朝已在907年灭亡，然而到了96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新建立的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是一个坚强的军人，然而他认识到，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与文化联系的增强已经使许多精英人士感觉到中国应该是一个帝国。他断定，只要条款得当，人们就会加入而非对抗他。如果需要武力，他会很容易应用。然而，和之前试图统一东西两个核心的努力不同，多数国家和平地屈服了，大多数接受了宋朝的统治。
宋太祖还明白，军队将领导致了大多数前朝的垮台，他完全除掉了这些将领。正史记载，宋太祖邀请那些将他推上皇位的将领赴宴，然后“杯酒释兵权”。他当众向这些将领敬酒，祝贺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将领们之前并不知情），把他们解职了。令人很惊讶的是，宋太祖发动了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而未遭遇不测，从此动员军队时，通常都由他自己统领。
从军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是一个卓越的方式，利用了人们对于和平与统一的普遍愿望。它的一个缺陷是，中国当时仍有敌人，尤其是两个半游牧部落——契丹人（Khitan，即辽国）和党项人（Tangut，即西夏），他们已经在中国北部边疆以远的地区建立了国家（图7.9）。这些可不是酒能解除的，于是在失去一支军队且一个皇帝几乎被俘虏之后，宋朝求助于送礼换和平的老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办法奏效了，和塞尔柱人颠覆西方核心不一样的是，契丹人和党项人没有颠覆东方核心。其不利之处是，宋朝和之前的几个王朝一样，支付礼物和付薪酬给实质上并未维护和平的军队，很快使自己破产。到了1040年代，宋朝维持了一支百万之众的军队，每月购买数千套铠甲与数百万支弩箭——这与宋太祖的预想背道而驰。
有些将领希望一些奇妙武器能使得中国免于陷入之前与大草原的僵持。850年前后，道家炼丹术士发现了一种粗糙的火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时候）。到了950年，绘画展现了人们从竹管互相喷射燃烧着的火药；1044年，一本兵书描述了一种“火药”，包裹在纸或竹子之中，由弩炮发射。然而，这种火药动静很大，却并不伤人，尽管其爆炸声会使马匹受到惊吓，却几乎不能击伤任何人——当时还不能。
由于没有技术突破，宋朝军队的确需要更多的金钱。援助却来自于不大可能的方面。其中之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755年安禄山的叛乱使中国陷入动乱之后，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对于一切外来事物的兴趣，就象他们看到的，这种兴趣只是给中国带来了突厥的将领和混乱。对于那些醒悟了的有教养的人们来说，自汉朝灭亡以来整整五个世纪的时期是一段野蛮的插曲，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争论到，在有害的外来物中，最具破坏性的是佛教。
819年，学识渊博的绅士韩愈向皇帝呈上《论佛骨表》，以表达他对于大众狂热情绪的憎恶，这种狂热爆发在一座寺庙重新安放据说是（许多）佛骨中的一块的时候。韩愈坚称：“夫佛本夷狄之人。”他认为，在以前佛教诱惑中国的时期，“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然而，现在的学识是卓越的。知识分子在学习思考、绘画，而最重要的是学习象古人一样写作，因此重新获得了古代的美德，并在拯救国家。韩愈设计了一种新的写作文体以重现古代简练和高尚的道德风格，并且敦促“文以载道。”
图7.9 反黩武主义者王国：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国分裂为宋朝、契丹和党项。图中的圆点标出了中国主要的煤田
对佛教的强烈反应是有争议的，不过也是便利的。佛寺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840年代，唐武宗对佛教采取严厉措施——解除僧职，关闭寺庙，掠夺财富，那时促使他的更可能是财政压力，而非学者的谴责。官方的迫害使得象韩愈那样的观点变得可敬。仍然有数百万的佛教徒，但是另外有数百万对这个外来宗教充满疑惑的中国人受到了这一可能性的激励，即佛陀的重大问题的答案——什么是真正的我？我怎样适应这个宇宙？——显而易见地隐藏在他们自己的儒家经典中。
一个“新儒学”运动在有教养的人们中间迅速传播，而且在中国需要的时刻，随着契丹和党项渐渐进逼时，帝国最有才智的人们象孔子一样站了出来，为统治者提出建议。他们坚持认为，要忘掉转世和长生不老；现时就是一切，满足来自于在人世间的行动。有一位总结说：“真正的学者，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新儒士们将经典研究变成了完善社会的纲领。他们宣称，拥有哲学和艺术技能从而正确理解古代文化的人，能够运用古代道德拯救当今世界。例如，欧阳修在孩童时期偶然得到了韩愈的著作，创造了他自己的“古文”风格，并成为著名的诗人、史学家以及收藏有两千年历史的青铜器的收藏家，随后身居高位，支持财政与军事改革。
许多同样有才干的人为国家提供了帮助，其中最为卓越的是王安石，他是杰出的古文物研究者、伟大的散文家以及宰相。王安石的许多敌人（包括欧阳修在内）称其粗暴、可憎卑鄙，最终将王安石流放与失势。然而，王安石激进的新政策——相当于在十一世纪将罗斯福新政与里根经济政策相结合——产生了一些真正的缓解作用。王安石大幅消减了税赋，但是他使得征收更为公平，从而增加了收入；他为大量公共工程提供资金，通过向农民和小商人借贷的“青苗法”刺激增长；他用更廉价的民兵替代昂贵的职业军人，从而平衡预算。当保守官员反对时，他任用新官员。他在行政人员的考试里加入经济状况、地理和法律，建立新学校传授这些知识，并提高考试通过者的薪俸。
新儒士们成就非凡，但与同时期进行的另一个发展相比，好比小巫见大巫而显得不足道了，这是经济的迅猛发展，可与古罗马的相媲美。中世纪暖期使中国几乎所有地区受益无穷：湖相沉积、石笋的化学组成和书面记载均表明，半干旱的北部地区降雨增加，这正是当地农民想要的，而潮湿的南方降雨减少，也让那里的农民中意。到11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增至一亿。
截止1100年，公元六世纪的《齐民要术》提及的三十七种水稻已全部被更高产的品种取代，而且通过水稻与小麦的轮种，农民照常每年可从灌溉和施肥的土地上收获三季。不断拓展的道路网络——城市里通常用石料终饰，甚至在乡村有时使用砖块——使得向港口运输粮食更便捷，而水运得到了甚至更加显著的改进。中国的船木工仿造了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船只的长处，建造了具有水密舱、四个甚至六个桅杆以及多达一千名船员的大型远洋船只。航运费用暴跌，而商人们组织起来从事大规模贸易。一位十二世纪的作家记载道：
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事惟意，靡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粜，以规厚利（叶适《上宁宗皇帝札子二》，《水心文集》卷一）。
和船舶本身几乎同等重要的是船运掮客，这些中间人购买货物并存放于货栈，发放贷款，快速周转船只。然而这一切都需要现钱，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竭力铸造足够的青铜钱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发现新的铜资源（以及用铅降低硬币成色的不甚宏大的努力）使得钱币产量由983年的三亿枚提高到1007年的十八亿三千万枚，可是依然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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