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朱衡-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到了1900年，在西方经济和军事优越性面前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大致接受了这种观点，尽管有所曲解。日本有“文明开化”运动。知识分子，例如福泽谕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认为问题是长期的：日本的文化多源于中国，而中国早已弊病百出，因此日本只是“半开化”，然而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通过摒弃中国，日本可以获得完全开化。于此相反，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摒弃自己。和福泽谕吉类似，他们也认为西方的统治是长期注定的，但并非永远如此——通过摒弃自己的过去，中国能够赶上来。

　　不过，有些西方的长期论者认为东方对此无能为力。文化使西方卓越超群，却不是西方统治的终极原因，因为文化有物质因子。有些人认为东方太热或疾病丛生，东方人无法发展出象西方一样富于创造性的文化。也可能是，东方人口过多，消耗了所有的盈余，仅能维持低生活水准，无法孕育象西方那样自由、进取的社会。

　　“长期注定”论具有多种政治形态，而马克思的提法是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认为，政治是西方统治的真正原因。他认为，东方各国数千年来是如此的集权和强力，因而阻遏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欧洲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又将催生共产主义，而东方却停滞在君主专制阶段，无法象西方那样渐进。尽管历史并未完全如马克思预见的那样发展，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声称一场革命的先驱运动有可能将古老的东方从沉睡中惊醒。不过，列宁主义者们认为，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打碎僵化的旧制度，这一切才能够实现。这种“长期注定”论不是毛泽东、波尔波特和朝鲜的几个金氏领导人使其人民承受可怕经历的唯一原因，不过该理论却应为此承担很大责任。笔者感觉，该看法和基辛格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颇为神似。

　　二十世纪期间，西方历史学家发现许多史实不符合“长期注定”论，因而多番折冲之后，“长期注定”论者做了调整，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诠释。对于1405年郑和下西洋的舰队遥遥领先于1492年的哥伦布船队这一现象，经济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在其巨著《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提供了一种解释。生物和地理学家贾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经典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中亦有类似论述。

　　除郑和外，其他许多事实也使一些人感觉到“长期注定”论不再适用。日本在1905战胜了沙俄帝国，并在1942年几乎将西方势力从太平洋一扫而空。该国在1945年惨败后，改弦更张成长为经济巨人。总所周知，自1978年以来中国也走上了相似的道路。也许我们应该废弃这个旧问题，而需提出新疑问，即不是西方为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在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旨在从远古寻求解答并不存在的西方统治的“长期注定”论即为无的放矢。

　　这些不确定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现在却丧失了这种主宰地位。莫里斯称之为“短期偶然”模型，这些理论比长期论复杂，其内部分歧十分激烈。不过，所有的短期论者都赞同一点，即长期论的几乎所有看法都是错误的。西方并没有从远古就注定统治全球。只是1800年之后，鸦片战争的前夕，西方才暂时超越东方，而即便如此也是相当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