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朱衡-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公元前750年至前500年是歷史沒有轉折的轉折點。前750年，西方的社會發展正達到二十四分，如同公元前1200年大崩潰前夕一樣。東方在公元前500年亦如此。正如同公元前1200年一樣，氣候在變化，人口在遷徙，衝突在升級，新興國家擠入核心地區，而古老的國家分崩離析。新的崩潰看起來完全是可能的，然而兩個核心地帶通過重組自我，發展經濟、政治和智力資源以應對面臨的挑戰。是這些使得圖5.1如此枯燥無味，以及如此令人感興趣。

　　變化首先出現在亞述。於公元前744年篡奪王位的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三世（Tiglath-Pileser III）用了不到二十年即將亞述由四分五裂的低端國家轉變成生機勃勃的高端國家。他建立了由自己僱傭、也只對他本人忠誠的常備軍，而不需貴族提供軍隊。流傳於世的文獻沒有說明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但他用某種方式強制戰俘組成私人軍隊。贏得戰爭時，提格拉特帕拉沙爾用劫掠品直接付給軍隊報酬，而不是和貴族分享。在軍隊的支持下，他削弱了貴族的權力，將高級官職分權，其中許多官位由捕獲的宦官擔任。宦官有兩個優點——他們沒有兒子可以繼承官位，並且傳統的貴族極其厭惡他們，因而不大可能領導反叛。最重要的是，為了管理國家，提格拉特帕拉沙爾極大地擴充了官僚體系，超越舊式的精英而出現了完全忠實於他本人的行政官員。

　　這一切花費巨大，因此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使其財政制度化，即收稅。受保護的國王如果有異議，則用亞述總督取而代之，例如以色列國王比加（Pekah）的命運。提格拉特帕拉沙爾在公元前727年去世後，以色列國王何細亞（Hoshea）拒絕繳稅，但該國在前722年被亞述新國王薩爾瑪那薩爾（Shalmaneser）蕩平，何細亞被殺，並扶植了新總督，數萬以色列人被流放。前934至前612年間，亞述實際上強制遷徙了四百五十萬人。被放逐的人們擴充了軍隊，建造城市，以及從事可提高帝國生產力的工作，諸如築壩、植樹、看護橄欖樹和開鑿運河。社會發展急劇飆升。到了前700年亞述成了當時史上最強大的國家。

　　通過防止公元前第八世紀的崩潰，提格拉特帕拉沙爾是否改變了歷史的進程？歷史學家們曾一度毫不猶豫地稱是，但現在大多數人不再過多歸功於獨一無二的偉人的意志。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也許是偉大的（如果這一用語指的是殘忍），但遠非獨一無二。西方核心地帶無論何處，前第八世紀末期的統治者們都想到了集權是應對麻煩的解決辦法。如埃及的努比亞人（Nubians）人和袖珍國家猶大的國王希西家（Hezekiah）。

　　看起來這是窮途末路的人們嘗試能找到的每一個主意，最優方案得以勝出，而不是哪一個天才改變了歷史。或者集權或者滅亡，二者必居其一。那些不能控制地方諸侯的國王終為成功者所滅。希西家擔心亞述，因而感到有必要增強猶大的實力；而亞述的新國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亦不放心希西家的實力，感到有必要阻止之。公元前701年辛那赫里布掠奪猶大國，掠走其人民。他赦免了耶路撒冷，希伯來聖經稱是因為主的使者毀滅了亞述人，辛那赫里布的說法則是由於希西家同意付更多的貢品。

　　無論是哪種原因，辛那赫里布的勝利使其直面一個嚴峻的新現實：勝仗不過是製造了新的敵人。公元前730年代早期亞述吞併敘利亞北部後，大馬士革和以色列聯合反對。後兩者在前732年至前722年間被征服後，猶大成了前線。恐嚇猶大僅僅使埃及變成了威脅，因而在前670年代亞述侵占了埃及。然而，埃及太遠了，當十年後亞述人撤退時，亞述的所有邊境已經麻煩不斷。北方的主要敵人烏拉爾圖（Urartu）被摧毀後，亞述卻暴露於來自高加索的災難性的搶劫。南方主要敵人巴比倫的攻陷只是導致了與更東南方向埃蘭（Elam）的戰爭。公元前640年代對埃蘭的摧毀僅僅是放開了扎格羅斯山脈米底人（Medes）的手腳而成為威脅，並且巴比倫得以恢復元氣。

　　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有影響力的著作《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認為，過去五百年間，進行大戰的必要性始終迫使歐洲過度擴張，終至極大削弱而崩潰。儘管經由擁有巨大財政收入、職業軍隊和官僚系統而一躍成為高端模式，儘管擊敗了所有的對手，亞述最終變成了帝國過度擴張的典型。到了前603年，亞述處處後退，前612年米底和巴比倫洗劫了尼尼微（Nineveh）並肢解了它的帝國。

　　亞述的突然崩潰重複了第四章見到的模式，即經由給予原先邊緣地區的人們進入核心地區的機會，戰亂擴大了核心地帶。米底（Media）採用了亞述的許多習俗和政策，巴比倫再次成為大國，而埃及力圖在累范特（Levant, the）恢復其失落已久的帝國。對亞述遺產的爭奪也持續了擴張的動力。米底的集權化使得另一個邊緣人群，伊朗西南部的波斯人，變成了一個強權。公元前550年，波斯軍閥賽勒斯（Cyrus）推翻了米底王國。

　　和前面的亞述國王一樣，波斯的統治者也相信他們奉有神的使命。他們相信，其家族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代表着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mazda）在凡間的利益。馬茲達是光明與真理之神，和黑暗與邪惡之神長期鬥爭。他們自信，其他人的神看到了他們事業的正義性而希望他們贏。

　　賽勒斯率軍到達了愛琴海以及今哈薩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邊界。其子岡比西斯（Cambyses）征服並占據了埃及，此後岡比西斯的遠房親戚大流士（Darius）在公元前521年奪取了王位。大流士很快證實了自己是另一個提格拉特帕拉沙爾。

　　大流士逐利而來，財富將其引向西方，那裡上升的社會發展已經復興了地中海的邊疆。為自己而不是國王或神廟而作的商人創造了生機勃勃的經濟，大大壓低了海運成本，因此和奢侈品一樣，大宗商品例如食品的運輸也有利可圖。公元前600年左右，呂底亞（Lydia）開始將金屬打上印記以保證其重量。大流士之時，這種新發明——貨幣——得到廣泛應用，進一步加速了商業的發展。生活水平得到提升：在公元前400年希臘人平均消耗可能比三百年前高25-50%。房子更大，飲食更多樣化，人的壽命也更長。

　　大流士僱傭腓尼基人掌管波斯的第一支艦隊、開鑿蘇伊士運河，以及控制希臘城市以達到利用地中海經濟的目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記載到，大流士曾派間諜窺探意大利，甚至考慮攻擊迦太基。

　　到了前486年大流士去世時，西方的社會發展已經比公元前1200年左右達到的二十四分要高出百分之十以上。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灌溉農業產量穩步提高；巴比倫可能有十五萬居民；波斯軍隊規模龐大，希羅多德稱能飲干河流。在雅典，十個男子中或許就有一個能寫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