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朱衡-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一個世紀期間，阿拉伯人吞併了西方核心最富裕的地區。公元674年，他們的軍隊駐紮在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下。四十年後，他們的軍隊到達了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河岸，橫渡到了西班牙，且在732年一個武裝團伙抵達了法國中部的普瓦捷（Poitiers）。此後，這些由沙漠進入帝國心臟地帶的人口遷徙放慢了步伐。一千年後，吉本沉思道：

（穆斯林人）勝利的行軍路線綿延一千多英里（約一千六百公里），從直布羅陀的岩石直到盧瓦爾河（the Loire，或譯羅亞爾河，在法國中部）的河岸；重複同等的距離即可將撒拉森人（Saracen，來自北非的穆斯林）帶到波蘭境內或者蘇格蘭高地。要不是因為萊茵河和尼羅河、幼發拉底河一樣無法通航，阿拉伯艦隊可能未經戰鬥就已進入泰晤士河河口。劍橋的學校可能如今都在傳授古蘭經，而她的學生也許在向接受了割禮的人說明穆罕默德的神聖和真理。

　　吉本大加嘲諷地補充說：“基督教世界被從這些災難中拯救出來。”和七世紀的君士坦丁堡一樣，在十八世紀的倫敦，傳統觀念將基督教視為西方的特色價值觀，而將伊斯蘭教視為其對立面。核心地區的統治者們很可能總是將邊緣地區遷入的人們視為野蠻人，但是吉本十分清楚阿拉伯人實際上是西方核心更大規模的第二波軸心轉換的一部分，這一轉換過程開始於基督教的成功。實際上，我們可以超越吉本，將阿拉伯人置於一個更為長久的傳統之中，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美索不達米亞的亞摩利人（Amorites），並且象阿拉伯人看待自身一樣來看待他們：將他們視為這樣的人們，這些人已經被核心的爭端捲入核心，現在在索取正當的領導地位。他們來此不是為了埋葬西方，而是讓它更完美；不是為了挫敗查士丁尼和庫斯魯的雄心壯志，而是為了將其實現。

　　就象吉本所在的十八世紀的評論員一樣，我們這個世紀有許多政治評論家發現這樣做很方便，即認為伊斯蘭文明位於“西方”文明（對此他們通常指西北歐及其海外殖民地）之外、且與之對立。然而那忽視了歷史事實。到公元700年，伊斯蘭世界大致就是西方核心，而基督教世界僅僅是其北部邊緣的外圍地帶。大約就象羅馬曾經做的那樣，阿拉伯人也引入了一種狀態的西方核心。

　　與隋文帝在東方的征服相比，阿拉伯人的征服花費了更長的時間，但是阿拉伯軍隊規模非常小，而且廣泛的抵抗通常很有限，因此他們很少破壞征服的土地。在八世紀，西方的社會發展最終停止了衰退。現在，這個大致重新一統的西方核心或許能象六世紀的東方核心一樣得以復甦，而東西方的差距會再次縮小。

無法支撐的核心（一）

　　然而就象圖7.1清晰地表明了的，那種情況並未發生。儘管總體上兩個核心在公元700年均再次統一，而且在八世紀到十世紀之間都享有或遭受了非常相似的政治時運，然而東方社會發展的提升仍然快於西方。

　　兩個重新一統的核心在政治上都是不牢固的。它們的統治者必須重新學習漢朝和羅馬人熟悉的教訓，即帝國的統治是通過敷衍和妥協而實現的，但是中國的隋朝和阿拉伯人都不諳此道。象漢朝一樣，隋朝也要擔憂游牧部落（當時是突厥，而非匈奴），但是由於東方核心的擴大，他們也要擔心新建立的國家的威脅。在今朝鮮的高句麗王朝與突厥人秘密協商準備共同劫掠中國的時候，隋朝的皇帝決定必須採取行動。612年，他派遣一支大軍攻打高句麗，但是因為惡劣的天氣、糟糕的後勤以及殘暴的指揮導致了這支軍隊的毀滅。613年，他派遣了另一支軍隊，614年又派出了第三支。在他徵集第四支軍隊的時候，抗命的叛亂分裂了他的國家。

　　在一段時間裡，大災變的騎士似乎再次掙脫。軍閥分裂了中國，突厥的頭領使他們相互爭鬥，且恣意搶劫，而饑荒和疾病在蔓延。一種流行病越過大草原傳播而來，而且由海上傳入了另一種聽起來像是腺鼠疫的流行病。然而，就象拙劣的蠢行足以引發危機一樣，出色的領導才能也足以結束危機。一個中國軍閥唐國公說服了匈奴主要的頭領們支持他對抗其他軍閥。當匈奴意識到他們犯下大錯時，他已經宣稱自己為一個新的唐王朝的統治者。630年，他的兒子利用突厥的一次內戰，將中國的統治前所未有地在大草原進一步延伸（圖7.2b）。國家管理得以恢復；人口流動、饑荒和流行病逐漸平息；創造了武則天的天下的社會發展無疑已開始突飛猛進。

　　這需要甚至比漢朝還要強有力的管理才能保證中心的團結一致，然而人類就是這樣，這種管理並不見得總是存在的。事實上，正是最富人類本性的情感——愛情——毀滅了唐帝國。根據偉大的詩人白居易所說，唐玄宗——“漢皇重色思傾國”——在740年瘋狂地愛上了他的兒媳楊貴妃，並將她納為自己的妃子。這聽起來非常象一千五百年前周幽王和蛇女褒姒之間的愛情故事，據說西周因此垮台。但是即使如此，傳統說法是唐玄宗為了取悅楊貴妃什麼都願意做。他的一個好主意是給予楊貴妃的親信大量榮譽，包括一個名叫安祿山的突厥將領，此人站在中國一方作戰。玄宗忽視了通常對兵權的預防措施，聽任安祿山積聚了龐大軍隊的控制權。

　　考慮到宮廷陰謀的複雜程度，安祿山遲早會失寵，這是不可避免的。755年，當那種情形到來時，安祿山公然調動他那龐大的軍隊反對長安。唐玄宗和楊貴妃逃跑，但是護衛他們的士兵將內戰歸咎於楊貴妃，要求處死她。唐玄宗——哭泣不已，非常渴望避免自己的摯愛落入士兵手中——讓大太監勒死了楊貴妃。白居易寫道“花鈿委地無人收”。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

傳說是，唐玄宗曾派一個預言家在仙島上追尋到了楊貴妃的靈魂。在白居易的詩中，楊貴妃對玄宗說：“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長恨歌》）。

　　然而，與此同時，唐玄宗的兒子平息了叛亂，但是他用的方式——給予其他軍事統帥和安祿山一樣的大量權力，並且請入大草原上的突厥人——則會造成進一步的災難。邊境瓦解，稅收萎縮，在此後的幾代里，唐朝在重建秩序、新暴動、入侵和叛變中間反反覆覆，步履蹣跚。在907年，一個軍閥殺死了年僅十幾歲的皇帝，最終讓唐朝解脫了苦難。之後的五十年間，一個大的王國控制着中國北方，而南方則由八到十個較小的王國統治。

　　玄宗暴露了中國根本的政治問題：強大的皇帝們擁有過多權力，因此可以凌駕於其他的組織機構之上。如果適逢有手腕的君主那還可以，但是考慮到才能分布的隨機性以及由這一點所引起的一系列挑戰，這意味着災難實際上是遲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