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朱衡-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和西方人一樣，東方的學者們常常對他們繼承自上次社會發展接近指數上四十分多一點的學問感到失望（對他們來說，是在11和12世紀的宋朝）。然而，他們沒有摒棄宇宙由“氣”驅動的基本前提而設想一個像機器那樣運行的宇宙，東方人大多甘願回顧至更古老的漢朝。甚至顧炎武對古籍和對採礦與農業同樣感興趣，而收集病歷的很多醫生對使用這些病歷來闡釋漢朝的醫書和治癒人們感到同樣高興。中國的學者沒有顛倒文藝復興，而是選擇了一個第二波文藝復興。許多人是卓越的學者，不過由於這一選擇，無人成為伽利略或牛頓那樣的人。

　　這是伏爾泰錯誤的地方。他把中國樹為榜樣，適逢中國停止提供一個榜樣之時——實際上，恰恰在這一時刻，歐洲沙龍里伏爾泰的一些競爭者開始對中國作出恰恰相反的結論。他們雖然沒有指數說明西方的社會發展已在逐漸消弱東方的領先地位，這些人斷定中國絕非理想的開明帝國。相反，中國是歐洲一切事物的對立面。歐洲從古希臘學習到了物力論、理性和創造性，而且當前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中國卻是一個時間靜止的國度。

　　就這樣，西方優越性的長期註定論誕生了。孟德斯鳩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 the）認為氣候是終極原因：宜人的天氣賦予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身體和精神上的一種活力，使得他們堅韌、無畏，使得他們有資格從事艱巨的事業”，而“炎熱氣候下的人們的柔弱性總是使他們淪為奴隸……亞洲盛行一種奴性的精神，這是他們從未能擺脫掉的”。

　　其他歐洲人走得更遠。他們認為，中國人不僅僅是奴性的：他們是一種全然不同的人類。遺傳學奠基人林奈（Carolus Linnaeus）聲稱識別了人類的四個種族——白種歐洲人、黃種亞洲人、紅種美洲人和黑種非洲人；18世紀70年代，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斷定，只有白種人才有能力擁有真正的文明。康德（Kant）甚至懷疑黃種人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種族。他思忖，也許他們只是印度人和蒙古人異種交配的品種低劣的後代。

　　顯然，敢於認知僅僅是對歐洲人來說的。

望遠鏡的審判（一）

　　1937年，三位正接受培訓的年輕科學家從中國首都南京乘船來到了英國。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把他們那喧鬧、混亂的家鄉（因為熱氣蒸騰的濕度而被稱為中國的“四大火爐”之一）換成劍橋寂靜的走廊、永無止歇的毛毛雨和刺骨的風都是十分艱難的；然而那個夏天的形勢尤其艱苦。這三個人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能見到家人和朋友。日本軍隊正在包圍南京。在12月，日軍屠殺了他們成千上萬的同胞，其殘忍程度連捲入這個災難之中的一個納粹官員也感到震驚。

　　這三個難民也無法期望抵達之時能受到熱烈的歡迎。現今劍橋的科學實驗室有許多中國學生，然而在1937年，休謨和康德的遺產仍然根深蒂固。這三個人引起了很大轟動，而李約瑟（Joseph Needham），生物化學研究所一個嶄露頭角的傑出人才，比任何人都更受到打動。其中一個學生魯桂珍（Lu Gwei-djen）寫道，“他對我們了解越多，他就發現我們對科學的掌握和學識洞察力和他越完全相似；而這引起他那愛鑽研的頭腦的疑惑，為何現代科學因此只起源於西方？”

　　李約瑟並沒有語言和歷史方面的訓練，不過他的頭腦確實是大學裡最敏銳、最奇特的其中之一，這所大學也因為這兩點而聞名。魯桂珍成了他的情人，幫助他掌握中國的語言和歷史；實際上，李約瑟強烈喜歡上了魯桂珍的祖國，因此他在1942年拋棄了他的大學的安全場所，擔任了外交部在重慶的一個職位，幫助中國的大學從和日本的災難性戰爭中挺過來。英國廣播公司寫信給他，請他記錄他的觀感，然而李約瑟做的要多得多。在信件的頁邊，他草草寫下了將會改變他一生的疑問：“總的來說，中國的科學——為何沒有產生？”

　　這個疑問——中國擁有科學的卓越地位那麼多個世紀之後，為什麼是西歐人在17世紀產生了現代科學——現在通常稱為“李約瑟難題”。四十年後我認識李約瑟的時候，他仍在苦苦對付該疑問（我妻子在魯桂珍——她仍然是李約瑟的情人——擔任研究員職位的劍橋學院學習人類學，我們租住了魯桂珍博士的房子的二樓）。他從未能夠解決他的難題，然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數十年來對中國科學成就的編目分類工作，現在我們遠比20世紀30年代處於更有利的境地去理解發生了什麼。

　　就像我們在第七章看到的，在11世紀當中國的社會發展在推着堅硬的天花板之時，中國已經取得了尤其迅速的科技進展，然而當發展崩潰的時候，這些進展被脫離了正常的進程。大問題是，在17和18世紀當社會發展再次推着堅硬天花板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沒有像歐洲人那樣產生自然界的機械模型並揭開它的奧妙。

　　答案再次是，知識分子們詢問社會發展強加給他們的那些問題：每個時代得到了它需要的思想。西歐人具有跨越海洋的新邊疆，需要精確測量標準化的空間、金錢和時間，而且到了兩個指針的時鐘成為標準的時候，歐洲人需要十足地遲鈍才會不想知道自然界本身是不是一個機械裝置。同樣地，西方的統治階級需要更加遲鈍才會看不到科學思想足夠程度的優點，因此不會在給它那古怪、不可預測的科學家們些許機會時碰碰運氣。如同第一、第二波軸心思想以及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最初是西方上升的社會發展的結果，而非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