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朱衡-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将康熙（图9.7）视为李约瑟的难题的解答是吸引人的，一个本可以将中国科学引入18世纪、却选择不这么做的傻瓜。然而，在坐在中国皇位上的所有男子（以及一位女子）中间，康熙显然是最不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其中之一。宣称耶稣会会士掌握的知识只有他的一小部分是不谦虚的，但也不全错。康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坚强的领导人、一个实干家（包括生了五十六个孩子）。他在更远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两千年来，中国的帝王们已经意识到游牧民的战争能力要强于他们，通常发现收买骑士比同其作战风险更小。当那种情况出现变化的时候，康熙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且亲自领导了在17世纪90年代开始封闭大草原通道的战役。在西方人那里，形势则相反。自从1660年代，康熙即已和西方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1704年之后，忽略他们开始显得风险更小。东南亚的一些统治者在16世纪业已得出同一结论，到了1613年日本的将军们也跟着做了。1637年日本一场稍稍带有基督教痕迹的暴动只是进一步确认了切断和西方的联系这一决定的明智之处。在这一背景下，康熙的决定看来绝非拙劣之举。

图9.7 大拙劣者？中国皇帝康熙，1700年前后意大利艺术家乔瓦尼·盖拉尔迪（Giovanni Gherardi）所画

　　而且无论如何，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即使康熙预见到了西方科学的发展方向，并且促进之，他能够在18世纪将东方的社会发展保持在西方之前吗？

　　答案几乎无疑是否定的。中国的确和欧洲西北部一样面临着一些同样的问题，中国的一些思想家的确向着相似的方向行进。例如，在1750年代，戴震（和顾炎武一样，也是一位下级官员，从未获得最高学衔）提出了相当像西方的机械大自然的看法，其运作没有意图或目的，可以进行经验主义分析。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语文学家，戴震总是将论证建立在古籍之上；最终，在中国保存过去的荣耀看起来比解决全球扩张强加于西方人的那些问题更加重要。

　　大西洋边疆的挑战产生了吵着要新问题的答案的西方人。那些作答的牛顿们和莱布尼兹们赢得了更早期的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名望与财富，而例如洛克和伏尔泰那样的新型理论家则为社会秩序描绘出这些进展的含意。相较之下，中国的新大草原边疆产生了平和得多的挑战。康熙的科学院里俸禄丰厚的学者们感到没有必要给他们自己发明微积分，或弄清楚地球围着太阳转。把数学——如同医学一样——转变成古典文学艺术研究的一个分支看来益处更大。

　　东方和西方各自得到了他们需要的思想。

铁律（一）

　　当1722年康熙去世之时，社会发展的上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过去有两次，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00年前后以及中国宋朝在那一千年之后，发展已经到达43分，结果是产生了再次将发展推低的灾难。但是，到了1722年，大草原通道已被关闭。大灾变的一个骑士已死，而在撞击坚硬的天花板之时，社会发展并没有崩溃。相反，沿着大草原边缘的新边疆使得东方的社会发展持续上升；于此同时，受到中国和俄国的保护，西北欧人免于大草原迁徙，他们沿着大西洋开辟了自己的新边疆。西方社会发展的上升甚至比东方还要快速，在1773年（或那前后）超越了后者。在欧亚大陆两端，都是一个新时代。

　　或者说，是否如此？如果一个人从罗马或宋朝迁移到18世纪的伦敦或北京，这个人当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枪炮，或者美洲，或者烟草、咖啡和巧克力。而至于时尚——扑粉假发？满族的辫子？紧身衣？小脚？啊，时势！啊，风尚！（O tempora, O mores! 字面意义：Oh the times! Oh the customs!）就像西塞罗喜欢说的那样。

　　然而在更多方面，实际上很多方面，看起来是熟悉的。现代世界使用火药的大军肯定比古代的要强大，比以往多得多的人们有阅读能力，且也在读书。然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如同古罗马或中世纪的开封那样百多万人口的城市（注）。不过，尤其是，来自过去的参观者会注意到，尽管社会发展比以往上升地更高，人们推动其上升的方式和罗马人以及宋人的方式几乎没有区别。农人施以更多的肥料，挖掘更多的沟渠，轮种作物，减少休耕。工匠们烧掉更多的木材铸造更多的金属，而当木材变得稀少时，转而使用煤炭。饲养了更多、更大的动物来拉车、抬重物、在更平坦的道路上拉着更好的车子。更有效地利用风和水来粉碎矿石、磨碎谷物、沿着改直的河流和人工运河开船。但是，尽管宋朝和罗马的参观者大概会承认18世纪很多事物比11世纪和1世纪的要更大更好，他们或许不会承认事物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难就难在这儿。对大草原和海洋的征服并没有打碎罗马人和宋朝在43分左右遭遇到的坚硬天花板：他们只是把它往上推高了一点点，而到了1750年，出现了令人惊恐的迹象，表明发展再次与之拼搏。图9.3显示了实际工资，此图右方的情形并非很妙。到1750年，各地的生活水准都在下降，甚至欧洲最具活力的西北地区亦是如此。当东西方的核心地区竭力将坚硬天花板往上推动之时，局势日蹙更甚。

　　要做些什么呢？北京的官员、巴黎的沙龙常客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每一位有自尊心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多个理论。一些人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农业，开始劝说统治者给排干沼泽或将山坡修成梯田的农人发放税额优惠。从云南到田纳西，棚屋和小木屋更远地深入到欠发达社区狩猎的森林。其他的理论家主张，所有的财富都来自贸易，因此统治者（通常是相同的那些人）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夺走邻国的商业，从而使邻国沦于贫困。

注：在东方，1722年北京大约有65万居民，江户（现代的东京）可能稍多一些；在西方，伦敦可能有60万人口，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大概有7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