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头脑发热，简单的否认华佗的开颅手术了，呵呵。我简单地查了查，其实古今中外，包括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古代，等等地方，早就有各种各样的外科手术了。这些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只不过，流传下来的记载确实不多，比如说华佗的开颅术，就没有被传承下来。

而且，古时候的外科手术，成功率不是很高，这是事实。但不能简单地否认古代外科手术包括开颅术的存在。 

那么现在的人是怎么知道古代有外科手术，包括开颅术的呢？除了一些流传下来的记载之外，主要是通过考古。在一些古墓里，能发现一些头盖骨，有非常明显的手术痕迹。

我转载了三篇文字《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我国5000年前就有开颅术》与《埃及小童木乃伊内发现五千年前人造心脏》，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描述。特别是《我国5000年前就有开颅术》这篇文字里面，记载了不少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其实国外，很多地方，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开颅手术了。有些发现的手术器械还是非常精密的。在《埃及小童木乃伊内发现五千年前人造心脏》一文里，说到早在古埃及就有人造心脏一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不能因为现代西医出现了，就把古代的所有医学成就一律否认掉。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现代西方医学其实只有很短的时间，而人类开化以来，已经经历几千年文明了，这个古代文明，不仅仅中国有，在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等地，都是一样的。尤其是那个时候战争比较多，外科手术是很常见的。特别是《我国5000年前就有开颅术》里面提到的颅骨钻孔以减轻颅内压，这种在古代就有了。古代医学主要是经验医学，通过医学实践，代代相传的。

我曾经写过两篇文字《浅谈中医与西医》和《再谈中医与西医》，谈过中医与西医的问题。我向来不主张简单的否定中医。对于中医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医学，应该认真对待。作为中国人，学西方，学西医是应该的。应该坦然面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医学文化。但不是说就完全彻底的否定自己的文化，甚至对于一些考古发现，都不予承认。这是要不得的。

在碰到一些用今天的西医角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可以去怀疑，但不能轻易去否定。现代西医并不代表一切，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看，西医本身只是一口井，站在井底看世界，是不全面的。

学习西方文化，需要有科学的态度，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做井底之蛙，也不能盲人摸象。需要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古文化。

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

于赓哲

一

毫无疑问，“疾病、医疗社会史”这一跨学科的史学新领域（外史）必须从专业医学史领域（内史）汲取营养。在此过程中有必要辨清各种外因对于“内史”研究的影响。面对西方医学的传入和民国以来数次有关中医本质和前途的争论，中医学界及内史学界在对西学的侵压进行反弹的同时，又往往不自觉地受到了西学话语权的影响，在某些问题上反倒陷入了“西学镜像”的怪圈，研究者们不自觉地将中医中的成就与西医加以比对，尤其喜于发掘其中与现代医学理念相契合的个案，并以此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成就的象征。看待这种现象必须辨清外来影响，追根溯源。笔者认为，看待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的各种成就必须坚持“点、线、面结合”的原则，要明了传统医学曾经达到过的高度（所谓各个“点”），又要顾及中国传统医学“经验科学”的特色以及私相传授的教育模式（所谓“线”），还要考虑这项技术是否得到发扬光大，并且转化成公共技术，从而对医学的发展和社会福祉产生重大影响（所谓“面”），并非所有的医学成就都经历过点——线——面的历程，有时“点”永远是“点”，并没有对中国传统医学和全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探索此类现象的原因可能更有助于历史真相的发掘。本文谨以华佗外科术近二千年来的声誉变化为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

目前有关华佗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身世、医技之上，且多以褒扬为主，其“外科鼻祖”称号似已成共识。然而二千年来国人对华佗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他的外科手术的声誉可谓一波三折，由其在世期间的巨大成就，到身后技艺的失传，再到后世对其事迹的逐渐怀疑，及于近代则又备受推崇，可以说有着一个马鞍形的历程。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比研究华佗本人的医术更能够反映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全貌，并能映射出西学东渐之后中医重新“发现自己”的心理轨迹。

华佗并非世界及中国最早实施外科手术之人，而且其技术又后继乏人，以至于细节已经漫漶不清，现代国人对华佗外科手术的推崇，应该说是西方近代医学在外科方面的巨大成就对中国传统医学界的刺激所致，“华佗”在这里已然是一个符号，对其外科术的推崇包含着近现代中医界和民众重压之下激发出的民族情感，同时还包含着些许惋惜，即对外科手术在中国未能持之以恒的惋惜。清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九《格物部·中西医学异同考》：

乃知今日西医所长，中国自古有之。如《列子》言扁鹊之治鲁公扈、赵齐婴也，饮以毒酒，两人迷死，乃剖胸探心，互为易置，投以神药，既悟如初矣。《抱朴子》言张仲景之为医也，则尝探胸而纳赤饼矣。《后汉书》言华佗精于方药，病结在内，针药所不及者先与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疮愈，一月之中平复矣。他若太仓公解颅而理脑、《抱朴子》言之徐子才剖跟而得蛤、《北齐书》载之，如此之类，指不胜屈，所可惜者，华佗为曹操所杀，其书付之一炬，至今刳割之法华人不传，而西人航海东来，乃以医术甚行于时。

这段文字可以代表“睁眼看世界”的传统医者面对西方近现代医学成就时的初期心态，较之现代医学史著作在感受方面更加朴素自然。其要有三：一则辩外科手术在中国古已有之，二则叹华佗其术不传，三则感慨西人医术之时行。然华佗神术既然在世时已为人所称道，何故不得流传？华佗之后，中国虽复有解剖人体之举，又何故使其不能转化为医学革命，如同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之于盖仑（Claudius Galen）医学体系一般？换言之，华佗外科术的境遇，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展开论述之前，笔者要强调——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是以华佗外科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外科手术的历史境遇，并非华佗本人医术的全部，因此所谓“被怀疑”也仅仅指他的外科术本身而言，华佗本身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

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云：“夫华佗之为历史上真实人物,自不容不信。然断肠剖腹,数日即差,揆以学术进化之史迹,当时恐难臻此。” 陈先生的这一看法应是产生于阅读古籍时所感受到的华佗时代腹腔外科术之罕见，故有“揆以学术进化之史迹”云云。但是近年来考古活动证明——华佗的外科术并非孤例，以学术进化史而言，似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外科手术发展轨迹。据韩康信等介绍，在国内考古中已经发现开颅术案例三十多起，其中可以确信带有病理治疗色彩的约有十一起，时间多为距今2000~4000年前， 而2001年在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392号墓发现的一个颅骨则将我国开颅手术历史上推到5000年前，该颅骨右侧顶骨有31×25mm椭圆形缺损，“根据体质人类学和医学X光片、CT检查结果，392号墓墓主颅骨的近圆形缺损系开颅手术所致。此缺损边缘的断面呈光滑均匀的圆弧状，应是手术后墓主长期存活、骨组织修复的结果。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这种手术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排出某种原因导致的颅内压。就全球范围而言，开颅手术的历史有可能上溯到旧石器时期。

在特定情况下，人体其它部位的手术案例亦有发现，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鄯善县苏贝希村发掘距今约2500年的古代墓葬时发现一具男性干尸，腹部有刀口，以粗毛线缝合，很有可能是腹腔手术，但是显然没有能挽救其生命。林梅村先生认为这表明“华佗之前中国西部地区的古代医师已经开始实施外科手术”，并以此为“华佗外科术西域外来说”之例证，但是既然比剖腹手术还要复杂的古代开颅手术案例在内地屡有发现，我们就没有理由认定腹腔外科手术必然要由西部传入。新疆能发现腹腔外科手术实例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特有的干燥气候保留了更多的古代干尸，从而拥有了更大的发现概率，内地环境只适于骨骼之保存而不利于软组织保存，因此内地留下的开颅术证据较多，而腹腔手术实例的发现则尚待时日。

综合以上使人相信，《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上古医人“割皮解肌”的手术技艺是有一定根据的，传曰：

中庶子曰：“……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

此段记载不无夸大，但是其程序却颇有章法（可能是几种手术的一个概括性综述），即剖开皮肤肌肉（割皮解肌）——血管结扎和韧带处理（诀脉结筋）——拉开胸腹膜和大网膜（揲荒爪幕）——病变部位处理（搦髓脑，湔浣肠胃，漱涤五藏），与现代手术基本程序大致吻合，应该说没有一定的手术经验是无法做出如此陈述的。另外，马王堆出土西汉《五十二病方》中有疝修补手术和痔疮切除术的记载。当然，此时的外科手术并非建立在准确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基础之上，很可能还混杂有巫术成分，至于术后感染问题则只能听天由命，因此成功率估计很低，可谓是原始性的、经验性的，带有尝试的意味。无独有偶，古代世界其它地区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即在尚不具备准确的人体解剖知识的情况下进行各种外科手术，今人总是习惯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来揣摩古人，以为在医学尚不发达的时代古人应该是不敢动刀剖开人体的，但是，古人有自己的思维模式，有自己的人体观，他们并不见得认为自己不了解人体。他们的手术并不一定找到了病变位置，并不一定真的起到了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手术在他们的文化观之下被认为是正确的、必需的。古人对待其它自然界问题也有类似的做法，例如水旱、地震、日食，古人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而这些行为并不建立在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基础之上。可以说，原始手术是原始医学“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体现。当然，其实际效果应该是很有限的。

有关华佗外科手术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

《三国志》卷二九《华佗传》：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岁，寿俱当尽，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寻差，十年竟死。

同卷载《华佗别传》：

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鬓眉堕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养治也。”使饮药令卧，破腹就视，脾果半腐坏。以刀断之，刮去恶肉，以膏傅疮，饮之以药，百日平复。

沈约《宋书》：

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陀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内之以药。

此事或可疑。一般认为华佗卒于建安十三年（208），是年景皇帝司马师诞生，但月份未详，华佗死前有请假回家、系狱等波澜，二者是否有机会谋面不可知。有的学者推断华佗卒于建安八年（203）或九年（204） ，果如是则绝无可能为司马师治病，此一疑；为景皇帝治病乃医人显迹，《三国志》、《后汉书》之《华佗传》及二书所保存之《华佗别传》均无载，相反为县吏、军吏治病之事却有载，此又一疑；《晋书》卷二《世宗景帝纪》：“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 仅云“医”，而未云华佗，此三疑也。但无论如何司马师幼年接受过眼部手术是确实的，施行手术者很可能并非华佗本人，而沈约将此归功于华佗，所据应为当时之传闻，此为当时华佗外科术声名显赫之例证。

有学者认为陈寿所依据的史料极有可能出自《华佗别传》，而此传作者与华佗是同时代人，果如是则证明传世文献中有关华佗外科术的种种传闻在华佗在世时已经出现。当然，仅根据以上文字来研究华佗手术的技术细节恐怕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真实情况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极可能已遭到有意无意的变形和夸大，医学史上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对于某医有信仰心者、有好感者，则其批评之言，往往有溢实过量之誉；有不信任心者、有恶感者，则必有溢实过量之毁。” 史籍中华佗的神奇大约也包含有“溢实过量之誉”，但我们却不能因为部分细节的失实就否定华佗外科术的存在。

笔者相信华佗外科术存在的另一依据是史籍中华佗外科术的基本要素与现代外科术基本要素的契合。基于实证基础的人体解剖和麻醉术的运用是现代大型外科手术的两块基石，而这两个要素在华佗时代似乎都能找到存在的证据，《灵枢》卷三《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这是汉语中“解剖”一词的首先出现。《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可能稍晚于华佗时代成书的《八十一难经》中也记有大量关于人体各个内脏器官的度量数据，当然，这些解剖活动所带来的人体结构知识可能并不准确，但是却能促使我们产生联想——华佗对于人体结构的认识很可能渊源有自，并非空穴来风。如果说这些解剖行为构成了那个时期的医学文化观的话，那么它们可能就是华佗敢于操行腹腔外科术的要素之一。当然，这种“解剖”很可能是粗浅的，它所带来的疗效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现存史籍中的华佗外科手术案例实际上只有两条（本传正文中只有一条），外科手术在其医术生涯里大约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至于现代外科手术的另一大要素麻醉术，毫无疑问，华佗的麻沸散恰恰与之契合（麻沸散的运用大概也是华佗比他之前的那些外科手术实施者更成功的原因），麻醉的目的（施行手术）、全身麻醉的状态（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麻醉的效应（不痛，人亦不自寤），与现代麻醉术如此吻合，很难想象这一切都是某个毫无手术经验的人向壁虚构出来的。

曾经存在的原始手术、华佗外科术两大要素与现代外科术的暗相契合——以上因素每一个单独拿出来也许都不足以证明华佗外科术的存在，但是它们合在一起的说服力恐怕还是有说服力的。

三

笔者怀疑华佗健在的时候腹腔外科手术已然是医家另类。约定型于汉代的《黄帝内经》及成书于六朝的《八十一难经》记载了当时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历来被奉为医界宝典，但均未显言华佗这种“刳破腹背，抽割积聚”的腹腔外科手术。华佗在外科手术方面取得的成就随着其身亡而失传，《千金翼方·序》云：“元化（华佗字）刳肠而湔胃，……晋宋方技，既其无继，齐梁医术，曾何足云。”《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华佗身边有广陵人吴普和彭城人樊阿二位弟子，华佗给吴普传授了五禽戏，给樊阿传授了针法和服食，据《隋书》卷三四《经籍志》记载，传世的吴普作品有《本草》六卷和《华佗方》十卷，均为本草类著作，可见吴普还擅长药物。但是没有明文记载吴普和樊阿继承了华佗的外科术。《三国志》卷二九《华佗传》：“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 华佗临死所要托付的应是生前未曾传授于人的医术，很可能就包括了外科术及麻沸散配方，惜其未成。华佗之所以对其弟子有所保留，估计还是受了当时医界技术保密风气的影响，所谓“阴阳之道不可妄宣也，针石之道不可妄传也”，此为传统医界之痼疾，华佗可能也未能免俗。不过话说回来，假如当时社会上外科手术疗法是普遍现象的话，华佗一人之死，也不至于使腹腔外科术和麻沸散就此失传。因此华佗当时传奇般的名气及其死后技艺的失传，很可能反衬出当时腹腔外科手术的罕见。在他那个时代或者更早，腹腔大型外科手术就已经从中国医学的主要治疗手段中被排除了，《灵枢》卷七《病传》有云：“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爇、饮药之一者。”这里提到了几种当时流行的治疗手段，无外是汤药、针灸、按摩、导引之类，《素问》卷四《移精变气论》：“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 案“毒药”乃当时对药物的称呼，这里提到的治疗手段是药物和针砭，均未把外科手术列入其中，所以说华佗生前就已经是一个“另类”了。《千金翼方》卷二九《禁经上》：“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案“救急”即“治疗”之意，观文意可知隋唐时代治疗手段是汤药、针灸、导引、咒禁，与《内经》时代无大异。此后直至明清，中国医学的主要治疗手段也不外乎如此。就现有史料来看，至少自南朝开始，医界就开始将华佗外科术排除在“正道”之外，陶弘景云：

春秋以前及和缓之书蔑闻，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备药性，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耳。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

陶弘景距离华佗时代不算久远，且身为名医，但却将华佗“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断言为“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言下之意似暗指属于巫觋行径），以今之观点看来，“刳肠剖臆”非医家事复谁家事耶？但是当时医疗技术已经基本局限于汤药针灸，故陶弘景将外科手术摒于医门之外自有其时代根基。无独有偶，唐代孙思邈对于胸腹腔外科手术也采取消极保守态度，而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备急千金要方》序言对此则加以赞扬：

合方论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验，四种兼包，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使二圣二贤之美不坠于地，而世之人得以阶近而至远、上识于三皇之奥者，孙真人善述之功也。然以俗尚险怪，我道纯正，不述刳腹易心之异；世务径省，我书浩博，不可道听涂说而知。

“我道纯正，不述刳腹易心之异”，“我道”者，医道也，“不述刳腹易心之异”竟成为医道纯正之体现，“易心”乃指《列子·汤问篇》所记扁鹊为二人易心的故事，确实不可信，而“刳腹”当包含华佗故事，竟也被归为异类，可见华佗那种腹腔外科手术已被以北宋校正医书局馆臣为代表的主流医家目为奇说异闻，此思想与陶弘景如出一辙。可以说华佗身后的中国古代医界已经基本上没有了胸腹腔外科手术的传统，汤药针灸占据了主流地位。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进步，在人体解剖知识极不完善、感染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胸腹腔外科手术一定有着巨大的风险和较高的死亡率，前引华佗本传为某士大夫剖腹治病之事证明，华佗本人对外科手术也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施用。所以外科手术被逐渐放弃是可以理解的，汤药针灸等危险系数较低的疗法逐渐成为主流也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及后，人们甚至对华佗事迹真实性也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主要表现有二：一为不信，一为神化。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庞安时传》：“有问以华佗之事者，曰：‘术若是，非人所能为也。其史之妄乎！’”庞安时是名列正史传记的名医，但看起来他从未涉及腹腔外科手术，也不相信这种手术是人力所能为。亦有人从医理角度否定华佗事迹的真实性，宋叶梦得《玉涧杂书》：

华陀固神医也，然范晔、陈寿记其治疾，皆言若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云云，此决无之理。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气也。陀之药能使人醉无所觉，可以受其刳割与能完养，使毁者复合，则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肠胃既以破裂断坏，则气何由含？安有如是而复生者乎？审陀能此，则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无所复施矣。

叶氏认为人体不可“破裂断坏”，否则“气”（应指中医所谓“真气”）无所含，则“形”亦不复存在，《灵枢》卷二《寿夭刚柔》：“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 叶氏概以此为据（此可视为今世民众“动手术伤元气”观念之滥觞）。明末清初名医喻昌同样不相信华佗事迹，他认为这是撰史者的虚妄，氏著《医门法律》卷二：“华元化传寖涉妖妄，医脉之断，实儒者先断之也。”正因为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能力，所以华佗故事的真假成为萦绕古人心里的巨大疑问。有人曾以奇特的方式加以“验证”，明代叶权《贤博编》：“鸡瘟相次死。或教以割开食囊，探去宿物，洗净，缝囊纳皮内，复缝皮，涂以油，十余鸡皆如法治之，悉活。庄家所宜知，且华佗之术不诬也。”叶权在给鸡动手术的过程中悟到“华佗之术不诬”，不过这种验证方式对当时人来说恐怕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质疑之外，后世对待华佗外科手术还有“神化”的一面。有的人将华佗之术看作是异怪传说，例如梁萧绎《金楼子》卷五《志怪篇》：“夫耳目之外，无有怪者。余以为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温泉之热，火至热而有萧丘之寒。重者应沉而有浮石之山，轻者当浮而有沉羽之水。淳于能剖胪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浣胃。”明宋濓《赠医师贾某序》：“淳于意、华佗之熊经鸱顾，固亦导引家之一术，至于刳腹背、湔肠胃而去疾，则涉于神怪矣。”亦有将华佗技能看作是天赋异禀者，元末明初吕复云：“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挥刀而肯綮无碍；其造诣自当有神，虽欲师之，而不可得。”明孙一奎《医旨绪余》卷上：“世传华佗神目，置人裸形于日中，洞见其脏腑，是以象图，俾后人准之，为论治规范。”华佗何以能“刳肠剖臆”？因为华佗“造诣自当有神”或有“神目”——这就是二文对于华佗的“能”与后世的“不能”之原因的解释。应该说对华佗外科手术的“神化”过程本身是一个“去人化”的过程，即将曾经实际存在的腹腔外科手术看作是非人力所能致，将华佗这个实际存在的人物涂抹上神异色彩，究其根本，这是对腹腔外科手术的另一种怀疑。宋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肺胃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 宋楼钥《跋〈华氏中藏经〉》：“余少读华佗传，骇其医之神奇，而惜其书之火于狱。使之尚存，若刳腹断臂之妙又非纸上语所能道也。”明末清初名医程衍道：“若夫刳肠湔胃，无论其方不传，即令华元化方传至今，而亦难乎效其为方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非纸上语所能道也”、“难乎效其为方也”，古人与华佗外科术的距离感在这些话语中表露无遗。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华佗外科手术的真实性在他身后受到了很大的质疑，这种怀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腹腔外科手术的陌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华佗是公认的名医，但是其医技之精华却随着时间逐渐消逝，这并非偶然现象和个人悲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医学没有给他的外科术提供生存的土壤。

四

华佗外科手术的失传，标志着中国传统医学领域内腹腔外科手术的断绝。前文说过，原始的颅脑和腹腔外科手术成功率可能很低，风险很大，被逐渐淘汰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历史进步的体现。仅存的一些外科手术基本局限于体表型或抢救型。现将华佗时代直至隋唐具有代表性的外科手术史料列表如下：

表一：中古时期外科手术代表性史料

上表证明，中古时期的外科术主要是体表型手术或者创面开放的抢救型手术，医人不会主动切开腹腔进行内脏手术。宋以后的相关史料更多，涉及骨折及脱臼、鼻息肉摘除、穿刺引流、导尿术、咽喉异物剔除、针拨白内障、痔疮切除等等，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和前面列举的手术案例一样，这些手术绝大多数属于体表小手术，“（这一阶段）我国外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整体的理论观念日渐发展，而外科手术的发展除小手术外，已接近停顿。”这些技艺往往是医家经验积累产物或者经由世家秘传，仍然带有个案性质，未能做到蔚然成风。操行外科手术的人可能绝大多数是民间草泽医，恃一技以糊口，被主流医家目为“庸俗”之人—— “况能疗痈疽、持割补、理折伤、攻牙疗痔，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宋金元以后中国的外科治疗越来越强调整体治疗、辨证论治、“外病内治”，外科手术被汤药针灸主流疗法取代的趋势越发明显，宋代陈自明已经开始强调“内外合治”，尤重脾胃。至元代齐德之《外科精义》以“内消”、“托里”两法，结合针砭灸疗等法攻疗外科，极力主张“外科内治”，齐氏云：“独疮科之流，多有不诊其脉候，专攻治外，或有证候疑难，别召方脉诊察，于疮科之辈，甘当浅陋之名，噫其小哉如是！原夫疮肿之生，皆由阴阳不和、血气凝滞，若不诊候，何以知阴阳勇怯、血气聚散耶？由是观之，则须信疗疮肿于诊候之道不可阙也。”明代汪机云：“然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有诸中，然后形诸外。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其实在宋以前，一些较为简单的体表型手术已经开始逐渐被药物或针灸疗法所替代，及至宋元明清，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我们在上古、中古史料中看到的一些手术技法逐渐失传，即此理也。中国古代的外科手术可谓命运多舛。

实际上，“外科”这个词在古代的含义与现代汉语之“外科”有较大区别。《周礼·天官》中把外科称为“疡医”，无论是《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均未记载以“外科”为名的医书。自宋代开始使用“外科”字眼。伍起予《外科新书》始肇其端，专以“外科”为名。古代“外科”一词大概有二指向，一指“针灸”，如南宋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卷二《针灸须药》条：“世所谓医者，则但知有药而已，针灸则未尝过而问焉，人或诘之，则曰是外科也。”一指攻疗体表“痈疽疮疡”之术，明代汪机《外科理例·前序》：“外科者，以其痈疽疮疡皆见于外，故以外科名之。”明代薛己为《外科精要》所作序言云：“外科盖指疮疡门言也。上古无外科专名，实昉于季世，后人遂分内外为二科。”观历史上有名的外科专书（如《卫济宝书》、《外科精要》、《外科精义》、《外科正宗》、《外科理例》、《外科证治全生集》）无不是以痈疽疮疡为主题，基本不涉及内脏器官手术。廖育群指出：“近代西方医学的‘外科’（surgery），是以手术、器械治疗损伤、畸形和其他病变的技艺，但其核心是手术；主要处理急性损伤和一些非手术治疗不可的慢性病。而中医外科基本上没有以手术治疗内脏疾患等慢性病的内容，……在矫形（如唇缺修补）、损伤、痔漏、化脓性感染等方面虽然也使用手术疗法，但更注重药物疗法。由此构成了中西外科医学的主要区别。因此，如果将所谓的中医外科译为surgery，是不能正确表述其内涵的。对此有较多了解的外国学者，往往使用external组词以表明中医外科的本质。”可以想见，将近代西方医学的surgery附会为中国古代的“外科”，实际上是由于汉语语境中缺乏与surgery相对应词汇的结果，只好以概念勉强接近的“外科”代替之，究其根本，这是中国传统医学对华佗的“遗忘”在语言上的体现。

可以这样说——华佗之后中国医界的外科手术在性质上已经与华佗术存在区别，日趋保守，呈现出简单化、体表化的特点，是针灸汤药之外的辅助疗法，有时会在某方面呈现出高超的技艺，但始终是星星之火，未能形成燎原之势。

五

与中国相类似，在西方历史上，以盖仑学说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医学体系也存在了上千年，在教会的支持之下，也曾拥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性，同时，尸体解剖也为当时宗教和法律所不允许，以至于一些想观察尸体结构的人不得不与盗墓贼同流合污。社会上流行的外科手术也以小手术为主。但是，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大潮，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向传统医学发起挑战，在解剖观察人体的基础上推出《人体的构造》，从而拉开了医学革命的序幕，他身后不久盖仑学说逐渐崩塌，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近代医学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对于人体结构、医疗技术、药物的认识较之以往都有质的改变，人常说现代医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道理即在于此。

维萨里的时代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叶，同样都是无经验积累可言，同样都没有先进的观察技术，维萨里的怀疑精神却如手术刀一般破开了盖仑体系对医学发展的束缚，而万里之外的中国，一切依旧平静。至于外科手术存在的两块基石麻醉术和人体解剖知识，前者失传，后者则受到证圣法古思想局限，错讹迭出且缺乏进展，使得大型外科手术继续沉寂。

两块基石之一的麻沸散早在华佗死后就失传了，后世出现过多种麻药，但是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来它们绝大多数都另有用途：

表二：麻沸散之后的麻醉药

这些麻药并非服务于胸腹腔手术，而且目前无从证明它们与麻沸散之间的关系。其麻醉效果是否足堪胸腹腔外科手术之需也值得怀疑。

至于人体解剖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对人体的认识有一些解剖观察作为基础，但是受制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和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错讹迭出，在传统医学理论基本定型的汉代，思想和学术正在由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走向僵化和“统一”，国人思维模式也在那时逐步定型，“证圣法古”思想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尚书·说命》：“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历史大环境如此，医界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唐代名医甄权云：“且事不师古，远涉必泥。”在《内经》的光环之下，对于人体结构的探索陷于停滞，医家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付之阙如，对人体的实际探索往往先入为主，几次可以修正模糊认识的机会被轻易错过，二千年来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始终未能完全超越《内经》时代。前揭王莽时期解剖王孙庆案例的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解剖者）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案经络之有无在今日尚且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而王莽的太医们竟然能够“以竹筳导其脉”，李建民指出这是将血管当作脉络了，由此可见太医们的头脑早已被经脉学说占据，丝毫没有批判怀疑的打算。李建民指出：“在经脉体系大抵成型的年代，王莽刳剥人体的结果，只是证成医典已知的知识，尊经述古，并不一定发现了新事物。”观王莽人体解剖活动之后，中国医学界并未引发什么大的变化，颜师古注这段文字时还是大段引用《内经》，可以说这次人体解剖除了证圣之外别无收获。

宋代有两次人体解剖活动在医学史上较为有名，《宾退录》卷四：

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吴简皆详视之，为图以传于世。

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解剖显然也对匡正误识无所助益，比如他们观察咽喉的结果是认定人的咽喉有三窍，分别是水、食、气的入口，如果说对心脏、大脑、血管的详尽观察为当时技术条件所不允许的话，那么对于咽喉的观察竟能得出如此结果，只能说观察过于粗略。沈括就此批评曰：“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

数十年后，又有一次人体解剖活动，较之前人观察更为仔细，其成果绘成图画传世，《文献通考》卷二二二“存真图”条：

崇宁间泗州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亲决膜摘膏肓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介校以古书，无少异者，比《欧希范五脏图》过之远矣，实有益医家也。

《存真图》影响较大，“明清诸多脏腑图与内景图均以《存真图》为蓝本，或原图引用，或衍化成新图，影响长达七百余年。” 《存真图》对于内脏的观察较为仔细，许多描述比前人更加精细（请参看前揭靳士英论文），但就整体而言它也只是在补充古人空白，对于《内经》等经典并未作出什么大的突破，例如对部分血管的描述仍然使用“细脉”、“细络”等字眼，对于生殖系统的描述也基本照搬古人说法。当然，要求这一二次解剖就能使宋人掌握血液循环和内脏主要器官功能知识未免过于苛刻，不过问题在于，主持解剖者的头脑里事先就不存在以实证推翻古人成见的意识。既然照搬以血管为经络的成说，那么可以想见，他们必然以已有的经络学说覆盖眼前，从而使对血管的观察流于表面。请注意，作者在绘图之后还有“校以古书，无少异者”的举动，可见他还是无法摆脱证圣法古的思想束缚。

面对“不准确，非实证”的责难，现代中医常常强调自己是不同于西医的独立体系（例如藏象学说的创立和发扬），强调传统医籍中有关人体结构的记载注重的是“功能”和相互关系的阐述。现代医学史研究者则喜欢以中西方解剖学比较为视角强调文化的差异，但就本文所探讨的主题而言，人体就是人体，外科手术所依据的必须是实证基础上的人体结构知识和数据，中国传统医学在这方面的理论不能保障大型外科手术的生存，这一点已经被华佗外科术的境遇所证实。

六

不独是医学问题，与渐进性的中国历史相比较，西方的历史常有阶段性的突变，由古希腊文明到基督教文明，由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西方文化往往会对“过去”进行大幅度的修正甚至颠覆，就医学而言，古罗马时期对盖仑医学理论的接受和近代对盖仑的否定其实都有着同样的文化基壤，既对过去的“扬弃”。而中国的文化基壤中缺少这样的成份，秦汉以来证圣法古的思想束缚住了人们的头脑，变革只能是渐进的、缓慢的，要做到与“过去”的决裂更是不易，这就是国人思维模式特征之一。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即便出现对《内经》《难经》的怀疑也会被裹挟在思维定势的大潮中迅速湮灭。所以中国传统医学始终不能以实证主义的态度面对人体。而且医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也越来越不利于大型胸腹腔外科手术的生存，可以说胸腹腔手术缺位势在必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西方的外科手术并非一条跑道上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压根就在两块不同的场地上各自奔跑。

华佗当年的腹腔外科手术，一定是在掌握了一定的人体结构知识基础上取得的成果，但这可能是他个人经验的积累，随着他的死亡，技艺立即湮灭。不仅仅是医界，这是中国古代技术阶层的普遍现象——许多技艺的突破性发展依靠个人经验积累，传授依靠血缘、师徒等身份关系，一有变故则往往人亡技亡，华佗的外科术也就因此不能转化为公共技术。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华佗外科术仅仅是中国传统医学历史上的一个“点”，并未形成“线”，遑论成“面”，那么这一技术在中国传统医学历史上也只能被视为一条不大的枝蔓。在华佗身后的近二千年里，他的技艺逐渐被怀疑，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医学界“遗忘”胸腹腔外科手术的结果。

西学东渐大潮之下，这个局面发生了微妙变化。明代至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已通过传教士等渠道渗入中国，但是国人对其并不十分了解，而且许多传教士带来的并非近代医学，而是中世纪医学。及至鸦片战争前后，近代化的西医大举进入中国，“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观此阶段内清人有关西医的许多文章可知西医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外科手术、化学药物、牛痘、金鸡纳霜、医事制度、卫生观念等等。不少民众对其始则畏疑，继之以尝试，最终产生信赖乃至崇尚，而中医则面临着重新“解释自己”的局面（尤其面对着国人近代以来对“科学”宗教般的崇拜热情，中医必须对自己与“科学”不一致的地方做出“科学”的解释），不过也有意外收获，外科手术使得中医获得了重新“发现自己”的机会——原本对华佗外科术的怀疑已然泥定，但是在目睹西医精湛外科手术技艺之后，国人恍然大悟，原来华佗之术确实有存在的可能！《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九《中西医理优劣论》：

后汉华陀传云疾发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先令服麻沸散，剖腹背，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积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即愈。亦与扁鹊换心事相似。人皆以神医目之，乃不谓西医入中国，竟有饮病人以麻药而割视脏腑，去瘤取虫等事，是几与古之扁鹊华陀无异矣！

“发现”之余，立即有“西学中源论”者指称华佗实为西医外科术之鼻祖。明末清初西学入华之初，中国知识分子中已开始出现“西学中源论”，其初衷本在于“缩小中西学术的隔阂，引进西方科学”，其所涵盖的范围也仅限于天文历法等。但是随着清后期西方文化的侵迫，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强烈反弹，开始以新式“西学中源”论收复民族自信，其所涵盖的范围几乎扩大到自然科学各个门类，重点在于强调中国自古所重乃是“人道”之本，虽不重视格致奇巧之末技，但是西方各门学科早已为我古人所发明，惟不屑而已。此论虽牵强而从事众。俞樾为王仁俊《格致古微》作序云：“自尧舜三代以来，吾人皆奉圣人之教以为教，专致力于人道，而于物或不屑措意焉。是以礼乐文章高出乎万国之上，而技巧则稍逊矣。彼西人之学，务在穷尽物理，而人道往往缺而不修。……苟取吾儒书而熟复之，则所谓光学、化学、重学、力学，固以无所不该矣。”民国时期此种言论的代表性人物北京大学教授陈汉章云：“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股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即如校长胡仁源，也是崇拜洋人的。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可以看出来，西学中源论目的在于重塑民族自信，所据纵然薄弱亦勉力为之。

清代翻译家王韬述及自己参与翻译的《格致新学提纲》（1853）时说：“格致之学，中国肇端乎《大学》，特有其目，亡其篇。……盖（西人）格致一门，所包者广，如算学、化学、重学、电学、气学、声学、地学、矿学、医学、机器、动植，无乎不具；皆由古人所特创，后乃渐造其微。观此书可以略窥一斑矣。”这里的论述已经涉及医学，可以想见，与西医外科术神似的华佗外科术必然会被“西学中源论”所涉及，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二云：

如此之类（指华佗等人的外科术），不胜枚举，实为西医剖割之祖。

（西医）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佗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

再例如王仁俊《格致古微》：

（华佗之术）此亦西医所本也，《（华佗）传》及注引《别传》所载医案甚多，西人有窃其成说者，有变通其法者。

许克勤《中西医理孰长论》：

至今刳割之法华人不传，而西人航海东来，工制造，精化学，乃兼挟其医术鸣。如产难几死剖妇以出其儿，小便石淋刳小肠而去其石，以及割瘤去赘、截足易木之类，彰彰在人耳目焉，盖皆中国之古法，西医颇能用之者也。

再如前揭清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九《格物部·中西医学异同考》：

乃知今日西医所长，中国自古有之。……至今刳割之法华人不传，而西人航海东来，乃以医术甚行于时。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大约就是华佗“外科鼻祖”称号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医学史专门著作（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谢观应《中国医学源流论》等）并没有加入这种合唱，反倒是热衷于中西比较及保存国本者操持此说，可以说这并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更像是一种“宣传”，正是在这种思潮作用下，华佗逐渐声名再起，影响至于今日。最近这几十年来加在华佗身上的赞誉比以前一千多年的加起来还要多，不仅是一般性出版物，就连很多教材和专业论文也都给他冠以“外科鼻祖”的称号，我们看到，历史上华佗外科术经历了被推崇——被怀疑、被“遗忘”——再度被推崇的马鞍型历程，而后面这个高峰实际上是面对西方医学外科手术成就时国人在华佗身上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建立自信的结果。相较而言，笔者认为那个马鞍型历程的中间部位不应该被遗忘，而且更值得深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塌陷？华佗术声名的塌陷与隆盛，究竟哪个才反映了传统医学历史的真貌？

从本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假如没有弘扬传统医学的需求，就不会有近百年来对华佗外科术事迹的推崇，因为按照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脉络自然发展的话，华佗外科术将继续被视为神怪传说，永远尘封在故纸堆中。耐人寻味的是，国人近百年来对华佗的推崇，首先是因为西医外科成就使其重新确认了华佗外科术的真实性，其次是因为华佗外科术诸要素与西医暗相契合，这等于是完成了一次小规模的建立在西学话语权基础上的民族自信重建。除了外科手术问题之外，类似现象在近百年来内史研究领域内是屡见不鲜的，总而言之，现代内史的研究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问题的研究仍然无法脱离西学话语权的影响。对于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者来说，借鉴这样的研究模式并无不可，只是我们要做到“进退自如”，要明白借鉴来的成果中哪些已经接受过西学的“洗礼”，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之道。

我国5000年前就有开颅术

解密开颅术

巴牛

2008年3月11日，希腊考古学家宣布，他们发掘出一具距今约1800年的年轻女子的骸骨。女子头骨上的伤痕再次证明，早在古罗马时期，技术高超的医生们已经可以实施复杂的脑部手术了。

这个头骨是考古学家去年在希腊城市拜尼亚进行考古挖掘时发现的。英国遗产组织的人体骨骼专家西蒙·迈斯在研究后认为，这名女子大约25岁，死前头部曾受过重击，而头骨上的小洞正是医生为挽救她而实施的手术所致。根据迈斯的说法，手术“看起来最后并没有成功，甚至可能在手术过程中她就死掉了，因为伤口面积很大，并且旁边没有愈合的痕迹。”

这次考古活动的参与者之一格莱科斯说：“古代拜尼亚有着悠久的医学史，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就曾在著作中提及这种开颅手术。此次发掘出的这个头骨，其上面精确的切割痕迹，再次印证了古罗马时期一些文献关于脑部手术的记载。”

其实，这并不是希腊第一次发现有开颅痕迹的古代头骨。2003年，希腊考古学家就曾在一座公元2世纪的墓穴中发现一个男子头骨，上面也有环锯术手术痕迹。而且研究显示，这名男子在手术后又存活了多年。同年，在爱琴海的琪奥斯岛上，考古学家又发现一个公元前250年左右的穿孔头骨。位于头骨后部、直径2厘米的孔已经愈合，说明这个人在手术后也至少活了五六年。

遍布世界的古代开颅术

而种种考古发现、实地考察以及一些文献记载表明，自石器时代开始，这种古老的开颅手术就在世界各地出现，甚至至今仍存在于一些处于原始阶段的社会之中。

1865年，一位考古学家在对法兰西南部的一座石器时代陵墓进行考察时，发现一块令人称奇的人头骨。头颅上有一大块骨头被锯下来，锯孔的一边好像被抛过光。这位考古学家觉得给这一部位抛光“显然是为了让它不磨嘴唇”；换句话说，这块颅骨被当成了可怕的饮酒器皿。他的结论同19世纪人们的思维定式是十分吻合的。早期的学者们通常把我们的史前祖先视作未开化的野蛮人，只会用战败的颅骨当作酒具，狂饮某种劣质水酒，根本干不出什么好事。

几年之后，这块头骨落入法国人保罗·白洛嘉手中。白洛嘉是外科学、解剖学和人类学领域一位杰出的先驱者。经过反复研究，白洛嘉证明，这块“抛光”，其实是“切下骨骼之后再生的骨组织”，是头部经过开颅手术后伤口愈合所致。他还提出：颅骨手术的施行从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就没有间断过。

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许多进行过开颅痕迹的古人头骨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被发现。而最早有证据证明的古代开颅手术也被提前到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

2002年，英国考古学家在泰晤士河畔发现一个距今约4000年的男性头骨。这名青铜器时代的男子被命名为“切尔西”，居住在丛林之中。切尔西的头骨顶端有一个宽4.5厘米、长3厘米的洞，表明他曾做过开颅手术，也就是把头骨的一部分从一个活生生的病人脑部切除。

专家研究发现，手术后切尔西的幻听、头疼以及脑部出血等症状得到了控制和减轻，并继续存活了很多年。迄今为止，英国共发现了约40个钻洞的头骨，其中最古老的一个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这些都证明，当时英格兰的医学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平。

在美洲，秘鲁的马丘比丘和帕拉卡斯地区也出土了大量做过开颅手术的头骨，证明几千年前古代印加人的祖先就已经实施开颅手术了。马丘比丘出土了一个成熟中年女性的头骨，上面有五个穿孔，均为环切痕迹。虽然每个孔的时间都不相同，但旁边都有愈合的痕迹。很显然这位病人大约做了五次这样的开颅手术，而且每次手术后似乎都痊愈了。

中国近几十年来在山东大汶口，新疆吐鲁番，青海民和、大通，河南安阳和黑龙江泰来等地也都发现了一些留有开颅手术印记的古代头骨。以大汶口为例，2001年6月，著名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康信发现，大汶口392号墓的墓主颅骨的右侧顶骨靠后部有一个圆洞，周围有明显刮削痕迹和骨组织修复的迹象。后来经过深入研究，证明该墓主人死前曾进行过颅骨手术，并且手术很成功，病人在术后有存活了至少两年的时间。这项发现将中国的颅骨手术开始年代推到了5000多年以前的新时期时代。

除了考古发现，人类学家经过实地考察，发现直到上个世纪，欧洲的南斯拉夫农民、南太平洋和非洲东部的部落仍保留着这种原始的开颅手术。精神病学家爱德华.马吉茨博士1958年曾调查过的一个病例。他把这个病例描述为“人们一直希望看到的最惊人的奇迹”。

病例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而被称为“戴帽摘帽”先生的绅士。此人年届五十，曾在肯尼亚基西部落中担任部落警察。他头戴旧帽，并无非同寻常之处。待他摘下帽子，“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他的整个头顶全都没了”，就像被咬去一半的熟鸡蛋。X光照相显示，他的颅骨上竟有一个大约70厘米见方的椭圆形孔洞！

“戴帽摘帽”先生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有一天，在调查案情时他走进一座小屋，头部撞到门梁上。剧烈的头痛持续了四五年。1945年，为了缓解头痛，他在部落医生那儿做了颅骨钻孔手术。为了医治挥之不去的头痛，他后来又做了若干次手术——据他自己估计，在5-30次之间。其间成功地切除了颅骨的大半部分。最后，医生为他配置了一顶塑性颅骨帽，以保护暴露在外的大脑。

而在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也提及了开颅术。第七十八回，华佗为曹操治头风，华佗说：“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沸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可惜曹操认为颅脑手术是不可能的，还以为“此人欲乘机害我”，急令追拷华佗，一代名医就此被枉杀。

开颅为何？

众所周知，开颅术是一种技术难度大、危险性高的外科手术，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要实施开颅手术也非轻而易举之事，难道古人就会那样无所畏惧或心甘情愿地让别人在自己的脑袋上打孔吗？这恐怕不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了。今天的开颅术是为治病，古代人冒着巨大危险打开脑壳也是为了治病吗？

其实，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一些人认为，这种手术是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或为驱邪、或为祈祷，或为供奉祭祀之用。在许多文化，尤其那些崇拜头的文化中，在颅骨上开孔十分常见。人们相信头是人体灵气所居之地，因而取自头骨中的圆盘状骨头可以驱除邪异。在战争过后，获胜者会从俘虏或战死的敌人头骨上直接穿洞取骨，作为对本族神的祭祀之用，祭祀完后则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

也有人认为古代开颅术可能是巫师的一种治疗法。古代开颅术起源于最早的巫医结合时代，他们相信打开头骨会将寄居在病人体内“邪恶的灵魂”或恶魔放出。患者如果出现精神疾病、癫痫症、失明等症状，就可能会被巫师们认为是被妖魔钻入脑中附体，因此实施开颅术将妖魔驱除，从而去掉邪恶的精神。这种方式逐渐成为古人治疗精神类疾病的一种方法。某些时候病人病情会有所缓解，但这至多不过是一种心理暗示罢了。

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古代开颅术是一种被用作治疗一些已被确认了的脑部疾病的方法。此类疾病包括颅骨骨折或受伤、严重的头疼、骨髓炎、脑炎、由脑部肿瘤等引起的脑部压力过高，等等。

从石器时代开始，战争就伴随人类社会至今。因此就有人提出了古代开颅术的战争负伤理论。皮亚·本尼克和乔伊斯·法勒（两人分别是哥本哈根大学和不列颠博物馆的古病理学家）注意到，古人的大多数颅骨钻孔手术都是在头部的左侧或正面做的。绝大多数人都用右手执器，在战场面对面搏斗时，受害者们往往是头部左侧遭到击打。本尼克还注意到，接受钻孔术的史前丹麦人多为男性，这一事实可以为战争负伤理论进一步提供佐证。

另外，患者有时也会因碰伤或其他原因而导致头疼，比如颅骨本身长了溶骨性的肿瘤，或者颅内肿瘤向颅外发展，等等。此时医生也会进行开颅手术，一方面对肿瘤进行切除，一方面减低颅内压，以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当然了，古人可能没有刻意减低颅内压的意识，只是代代相传的经验让他们在无意之中歪打正着。

事实上，对于这些疾病，颅骨钻空技术是真正能发挥效力的，因此它在目前的神经手术中仍被使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曾记录下用颅骨钻孔治疗疾病的详细说明。这些以非常切合实际的术语写成的著作颇有说服力地表明，这种实践也被证明是一种严肃的医学传统的组成部分。

令人费解的先进医术

在当时医学落后的条件下，医生们是如何对颅骨进行钻孔的呢？即使患者们能够忍受没有麻醉的复杂钻孔带来的痛楚，可是在没有消炎药的情况下，手术的成功率又会不会让人满意呢？

其实，当你看过古代颅骨外科医生们所使用的器械有多么复杂和精良之后，你对医生们是否抱有严肃态度的所有疑虑便会于顷刻之间烟消云散。

在秘鲁的帕拉卡斯大坟场，考古学家们曾找到一整套令人咋舌的外科手术用具：有各种尺寸的黑曜石手术刀具，有用抹香鲸牙齿做成的小勺，有缝合的针和线，还有绷带和棉球等等。古代的医生就是用这些简陋的工具成功地为自己的同胞打开颅骨。除此之外，人们还找到几具窟窿覆盖金箔的颅骨，这些金箔的边上还长出了新的骨组织，有一些窟窿覆盖的是干南瓜皮。看来，几千年前的古印加医生们在做完颅骨手术后，又对那些没有愈合小洞安装了保护层。

在德意志的一座罗马外科医生坟墓中，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一整套用青铜制造的钻孔手术器械。那件管状钻具上有一根可在手术最初阶段为钻据定位的拆装式中心针头、一根拉弓和一只护手杯。古罗马的医生们就是使用这件钻具把头部的一块环形骨片去掉的。

而就在去年，意大利考古学家在完成了对一座罕见的古代诊所的考察后发现，1800年前的医生已经掌握了食疗、药疗和手术等一系列治疗方法，有些医学器具的设计还相当独特，令现代人自叹不如。人们共发现的医疗器械多达150多种，其中许多器械今天的外科医生们并不陌生，包括解剖刀、刻度尺、药臼、药瓶等。还有一些则非常罕见，比如用来拔箭头的铁镊子、拔牙的钳子和用来开颅骨、取碎片的小凿子。

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研究，古代开颅术的实施手法主要有四种，即渐进式刮骨、切割、环锯和穿孔，而很多时候都是同时使用几种方法。比如帕拉卡斯坟场出土的穿孔颅骨，其多半用的就是刮骨和切割两种办法。

在古代钻孔术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还是开颅术后病人的存活比例。在古代秘鲁为214名印加人施行的颅骨钻孔手术中，有55％的病人在术后完全康复，在做完手术后可以肯定存活了数年。只有28％的人没有留下痊愈痕迹死去。另外，在为古代德意志人所做的一组钻孔手术中，也只有23％的受术者没有留下康复的痕迹。直至今日，人们还是无法彻底搞明白这些神奇的古代开颅术。

埃及小童木乃伊内发现五千年前人造心脏

现代人觉得随着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医学越发昌明，器官移植、各种疫苗、先进豪华的医疗设备，令人们觉得古代的医学很落后。但在考古遗迹中，却发现了古埃及的人造心脏和心脏外科手术的证据;在中国古籍中，也有扁鹊换心手术的记载，不得不令现代人在表示不可思议的同时，去重新审视古代医学的璀璨。

名中医胡乃文表示，中国古时的医学，无论理论和实际操作都很发达。中医外科医学，几乎都是医生们实践的完整记录。它有非常好的接骨和补伤技术，为了手术中不至于疼痛而中断治疗，早就具有使用麻药的好方法，所使用的麻药又很容易控制，只要让被麻醉者喝甘草汤即可复苏，而苏醒后不会像现代外科手术使用的麻药那样难受。

同样，在地球历史上，不仅仅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医术，通过对其他文明古国的考古，也发现当时的文明古国也拥有非常发达的外科手术技术。

扁鹊换心手术三日康复

现代医学上首例成功的原位心脏移植手术，于1967年12月在南非完成，人类对此引以为傲。

《列子.汤问》记载一个关于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两位病人3天内调换心脏的故事。大意是，他们2人中，一人志弱气强、一人气弱志强，扁鹊给两人使用“毒药”麻醉，又给他们做了心脏互换手术，然后又用神药催醒，在3天内全都恢复了。(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

这个记载，用到了麻药、用到了外科的手术摘除、用到了缝合的手术。久远之前的古代，并没有近代医学的血型、排斥、感染等理论架构，但却很简单的在几天之内动完手术而且恢复健康。

埃及的心脏移植手术

1986年在埃及金字塔中，一支由日本、埃及联合组成的考古队伍从一具男童木乃伊的左胸中发现一颗人造心脏。5,000年之前，古埃及人就已经能够用精密外科手术，将人造心脏安进人的胸腔。

另外，德国、比利时、埃及的考古学家在埃及挖掘了15个月后，也惊异地发现了一具木乃伊的胸腔内有一个人造心脏，这和那具男童木乃伊所安装的人造心脏，一模一样。

根据研究，这具木乃伊女尸约三十～四十岁，因为患了晚期心脏病，才被施行了人造心脏的移植手术。这颗人造心脏和成人拳头一般大，是用塑胶和一种不知名的合金制成的，和现在被广泛采用的人造心脏相似，手术可能持续了数星期之久。科学家们表示：“即使是在科学如此昌盛的今天，做这种手术也不太流行，我们感到很意外。”

华佗的麻醉术

西方医学在19世纪才开始作麻醉手术。但在公元2世纪，名医华佗就已经创制“麻沸散”实施麻醉手术。据《后汉书.华陀传》记载，如果发现胸腹里的病症，针灸药物很难医治，华佗就采用手术治疗。他先给病人用酒调服麻沸散，待病人如同醉酒失去知觉时，就运用手术，切除腹腔肿块和肠胃内病变。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惊人之举。

自此，运用麻醉药进行外科手术开始在中国流传，公元4世纪，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的医生进行兔唇修补术，隋代巢元方和元代危亦林的断肠吻合术，明代王肯堂和陈实功等进行的落耳再植、断喉吻合术和截肢术等，是至今仍令国内外医学家折服的麻醉手术范例。

古人对肿瘤早已认识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谈癌色变，人类无法找出对付癌症的医疗办法，而中国古代早已开始认识肿瘤，并用外科手术治疗肿瘤。

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书中提到的“肠覃”、“石瘕”、“积聚”，都是指肿瘤，而且对肿瘤的病因、症状和治疗，也有较为详实记述。

宋代的《卫济宝书》最早提出“癌”的病名。稍后的《仁斋直指附遗方论》对“癌”的特征进行简述，认为癌是“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明代如窦汉卿曾用金属烙铁烙唇癌，陈实功曾用火针、枯瘤法治疗肿瘤，可见古人早已对肿瘤的手术疗法作了大胆尝试。

古代的开颅手术

古代开颅术或脑外科手术的起源可以划分为欧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几个中心。欧洲的开颅术据说可以早到10,000年或8,000年。从数量上看，南美洲最多。

根据目前的资料，中国在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都有开颅手术现象，中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曾发掘出一成年男性头骨。在头骨右侧顶骨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公分×2.5公分的圆形穿孔。此孔的整个边缘呈现非常光滑、均匀的圆弧形。

医学专家对该头骨进行人体标本观察、X线摄片、螺旋CT扫瞄及三维图像重建后，发现头骨上的圆孔有人工用锐利工具刮削的痕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鲍修风说︰“这明显是做过手术的痕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说：“这种开口边缘的圆弧状属自然修复，只有在十分精细的修饰和骨组织修复后才能形成，表明该墓主在手术后依然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而，这一史前外科手术是成功的。”

罗马智慧大学的医学历史博物馆中，收藏了1个西元2世纪的孩童头骨，头颅上有个直径5公分的圆孔。经过多年研究，专家认为男童生前曾接受开颅手术，博物馆馆长嘉萨妮加(Valentina Gazzaniga)告诉“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男孩的头骨比一般人大，很可能长脑瘤，致长期为头痛和癫痫所苦，医生决定为他动刀。

她说，“医生使用特殊的解剖刀，尽量接近病痛处并避免大量出血，精确选择下刀的部位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