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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訓傳》是由孫瑜編導，趙丹主演的一部歷史故事片。一九五Ｏ年完成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上演。故事梗概是清朝末年，山東省堂邑縣武莊有個叫武七的孩子，聰明伶俐。但由於家境貧寒上不了學，成了一個大字不識的睜眼瞎。長大以後給地主家扛活時，地主張老辮欺他不識字，用偽造假賬的手段賴掉了他三年工錢。武七隻說了一句“一個人做事要憑良心”的話，就被張老辮指使打手毒打一頓趕出門外，武七無家可歸，病倒在一座破廟中三天三夜不省人事。在夢幻中武七遊歷了地獄和天堂，他看到窮人之所以受欺壓和凌辱，陷入黑暗的地獄，就是由於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力。而在天堂人人都讀書識字、和睦相處，過着幸福的日子。經此一夢幻，武訓大徹大悟，認為窮人讀了書就會有好日子過，就不會受地主的欺壓。怎麼才能使窮人都讀書識字呢？武訓苦思冥想，想出了行乞興義學的辦法。於是他決心靠乞討攢錢興辦義學，讓窮人都可以讀書識字。為了博得人們的憐憫和施捨，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十分可憐和滑稽的樣子，身着一身破衣服，頭上留着一個小辮，而且不時變換方向氣，到處向人們下跪瞌頭行乞。為了討幾個錢，他還當眾吞食磚頭、瓦塊、蛇蠍糞便，喝髒水，爬在地上學驢做馬讓人騎，甚至任人拳打腳踢，“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為了乞求有權有勢的地主豪紳幫他辦學，他跪在他們門前三天三夜，直到答應為止。經過三十多年的乞討，武七在他五十歲時，終於辦起了一座義學。他同樣以下跪的辦法請來了教師和學生，當他們看到窮人的孩子都高高興興地來上學時，激動得淚流滿面。隨後又一手拿一個破銅瓢，一手柱着一根棍子，肩上披着一個搭褳，為興辦第二座、第三座義學去乞討流浪。

在電影的結尾，編導對武訓作了很高的評價：武訓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鬥了一輩子，要了四十年的飯，辦了三個義學，真了不起。同時撰文說：武訓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熱愛他可以熱愛我們的民族，提高民族的自豪和自信。影片以主題曲的方式歌頌武訓“誰啟我愚？誰濟我貧？大哉武訓，至仁至勇。行乞興學，千古一人。”為了適應共產黨的口味，影片還專門用共產黨的口氣說：“武訓這樣的人反抗是不夠的，單憑念書也是解放不了窮人的，中國勞苦大眾，經過幾千年的苦難和流血鬥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正確領導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得到了解放。”

電影上演後，獲得了一片讚揚聲。許多人讚揚《武訓傳》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武訓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武訓興學的革命意義是和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意義有着相同之處――都是為了勞動人民的解放，不過一重在革命武裝，一重在普及教育而已。同時還出版了電影小說、章回小說等各種體裁的文藝作品，社會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武訓”熱。這股“武訓”熱的背後，當然也隱含着中國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善意進諫：既然共產黨標榜是為人民翻身打天下，現在奪取了政權，就應該大抓教育，從根本上掃除人民貧窮落後、受壓迫、受剝削的總根源，真正讓人民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不久，報紙上又發表了不少批評《武訓傳》的文章，說該電影“歪曲了中國人民的鬥爭，沒有反映廣大農民生活中的本質的要求，武訓走的是階級調和路線，是向統治者作了半行半世的妥協和變節，以武訓的精神教育人民，只能是降低和腐蝕群眾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鬥力。”

對一部電影的上映有不同評價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任何文藝作品都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任何歷史人物由於所處的時代不同，環境不同，後人們無論站在什麼角度去看，都不會是一個完人，共產黨當政後用其鬥爭性的標準去衡量古人更是荒唐。象武訓這樣為了窮人有受教育的機會，置一切於不顧，行乞興義學，確是一個應該歌功頌德的偉大人物。

然而毛澤東卻不這樣看，自己剛打下了江山，建立了蓋世的豐功偉業，舉國上下都是一片頌揚聲，但這文藝界的人不歌頌我毛澤東，卻去頌揚一個乞丐，莫非自己連乞丐都不如？在震耳欲聾的三呼萬歲聲中，突然聽到一片不和諧的雜音，真是豈有此理！在毛澤東的靈魂深處恐怕還想到更深一層的問題：若普通的老百姓都有了文化知識，那麼還便於統治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人們不是早就這樣告誡過後來的統治者嗎？毛澤東不滿文藝界、教育界的人對電影《武訓傳》的頌揚。更不滿一些共產黨員，文藝界負責人對武訓的讚揚，決心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毛澤東親自執筆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刊登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頭版的顯著位置。

在此文中，毛澤東尖銳地抨擊武訓的活動，指責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之能事，這種行為是醜惡的。電影《武訓傳》的作者是站在維護舊事物的立場上，宣揚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毛澤東列舉了一大批在報刊上發表讚揚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文章及其作者，認為：對武訓及《武訓傳》的歌頌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對寫讚揚文章的共產黨們，毛澤東則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已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內。毛澤東宣稱：“容忍這種宣傳和頌揚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華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按毛澤東的觀點來推論，現在人們根本就不應該歌頌歷史上的任何人物，因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的人物都沒有“無產階級覺悟”，連有口皆碑的包拯包青天、海瑞也是為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效力，統統應治受到批判。只能歌頌我毛澤東、共產黨。

在毛澤東的批判文章發表之前，中共中宣部、教育部、就先後受命發出指示和通知，指出對《武訓傳》的批判乃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是一種全國的思想運動。緊接着全國各地文藝界、教育界召開各種會議對電影《武訓傳》進行聲討和批判，在最高權威的命令下，在各級共產黨組織的推動下，全國各界對《武訓傳》進行了大規模的批判。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刊物發表了大量批判文章。持不同意見的人被剝奪了發言權、申辯權。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和主要演員，與此事有關的領導幹部和發表過讚揚電影《武訓傳》及武訓的文章的人全都強令檢查。在一些學校搞人人過關，批判“小武訓”、“活武訓”。山東堂邑縣縣委宣傳部的一個幹部，由於不同意對武訓的批判，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毛澤東的討論成了對不同意見的討伐令。

一九五一年六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組成了武訓調查團，專程到山東省對武訓進行長達二十天的調查。

“調查”二字的含義就是實事求是、澄清事實。但是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後，毛澤東已給“調查”二字賦予了新的含義：利用權力，為已下的結論尋找依據，捏造事實，指鹿為馬，胡編亂造。在共產黨當權幾十年都是先定性，再作結論，再那找證據，沒證據就胡亂編造。讓被控者百口莫辮。對武訓和武訓傳的調查實際上是為共產專制第一座文字獄、思想獄、言論獄製造、尋找依據。

調查團在山東經過一番勞苦後回到北京，不久向毛澤東提交了一份《武訓歷史調查記》。毛澤東親自對調查記進行大段修改和增刪。定稿後在《人民日報》上連載發表。調查記中認定武訓是“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他以興學為手段，對農民進行十分殘酷的剝削。武訓所辦的義學是不義之學是依靠封建統治勢力，剝削，敲詐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學校。”“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和其它有關武訓的著作的作者，都是站在反動立場上，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欺騙中國人民。”

經毛澤東親自刪改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公開發表，為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批判鬥爭作了總結。從此《武訓傳》成了反動電影橫遭查禁，武訓成了地主階級的奴才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中，毛澤東的紅衛兵對死去幾十年的武訓又來個掘墓鞭屍――因為他是毛澤東欽定的大壞蛋。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毛澤東統治中國後第一次對文化的圍剿運動，也是共產專制下第一次對死去多年的古人進行的圍剿、批判運動。它開創了共產黨對文藝創作進行干涉、控制，對文藝作品依靠最高權威裁決，利用群眾運動進行全民聲討的先例。它採用捏造事實、無限上綱，否定一切的卑劣手段，以高壓方式，組織方式，控制輿論方式，剝奪發言權方式使不同聲音從此消失。而以最高權威毛澤東的好惡為評判標準的結果，又為毛澤東日後凌駕於全民族之上埋下了禍根。毛澤東君臨天下的第一刀就砍向了知識界和文藝界。中華民族在其後幾十年的大災大難其實早在對《武訓傳》的批判中就可見端倪了。

對《武訓傳》的批判後，毛澤東深感知識分子不可靠，有點知識的人就是不好統治，其靈魂深處與共產黨不是一條心。遂於一九五一年秋發起了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灌輸。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要知識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努力使自己成為文化戰線上的革命戰士。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市文藝界召開了整風學習大會，要求文藝界劃清無產階級文藝與資產階級文藝、小資產階級文藝的界限。在這場歷時一年多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對一些思想難以改造的人則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進行檢查、逮捕。經過這一場初次洗腦運動，知識分子們開始懂得收斂自己的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