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巴山老狼-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重新正确地认识了自己，抓经济建设不行，而抓政治斗争、抓阶级斗争、搞阴谋权术却是行家里手。面对刘少奇的非难，不把他置于死地决不罢休。但把他置于死地谈何容易，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使人看不出一点破绽，使其没有一点察觉能行吗？整彭德怀的办法是只能用那一次，若再用来对付刘少奇就不灵了。毛泽东冥思苦想，经过多少不眠之夜，终于找到了妙方：在反修防修、阶级斗争问题上大做文章，对那些不听话的人，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对那些敢提意见的人，对那些敢对我说三道四的人统统扣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阶级敌人的帽子，并从理论上稍加阐述，就可以名正言顺了。这样毛泽东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怪胎。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孕育，经过几年的酝酿，终于在一九六六年破腹而出，搅得中华大地妖风四起，数百万中共官员遭到批斗，七亿人民遭受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毛泽东死后，官方在解释刘少奇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时，得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毛泽东先有个理论上的“反修防修”误区，错把刘少奇当“成修正主义的头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而弄死了。也就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整刘少奇。”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其实这一说法是本末倒置、荒谬之至！实际情况应是为了达到整死刘少奇的目的，编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资本主义复辟、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等理论。是先有目的（整刘少奇），再编理由（反修防修）。再实施倒刘（文化大革命）。

查寻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间，毛泽东主要是针对党外人士，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里进行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在这期间的批判活动主要是针对党外人士的。待党外鸦雀无声后，从一九五八年起开始注意党内的反对派，而反对赫鲁晓夫、恶化中苏关系其目的还是为了在党内消灭不同的声音。在共产党内搞毛泽东的一人独裁。毛泽东的“安内必先攘外”是比蒋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内”高明多了。

七千人大会上种下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深仇大恨。自此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大唱反修防修、阶级斗争、和平演变的调子，并对刘少奇为扭转大跃进灾难做出的巨大努力进行干扰，对刘少奇采取的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统统加以抵制。毛泽东想的是：若不抵制刘少奇，刘少奇的“包产到户”政策只要实行三、五年，老百姓人人过上了好日子，说不定就会喊“刘主席万岁”了。那我毛泽东的江山岂不变成刘少奇的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多次在会上讲话，满口不离阶级斗争，并提出三个重大问题让与会者思考，一、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不存在阶级，二、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并说：“社会主义国家内阶级的存在是长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先说阶级存在，一旦大家承认阶级的存在，那么阶级的斗争就是必然的了，再把整刘少奇说成是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切都顺理成章。未雨绸缪。倒刘的超级阴谋开始在一步一步地行动并落实。

对于毛泽东的讲话刘少奇不赞成，并插话说：“要防止把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一套整人手腕看得太清楚了，整高、饶是阶级斗争，整彭德怀是阶级斗争，不知他在朝一日整我是不是还说是阶级斗争？

就在这期间，政治局委员康生居然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刘少奇一九三九年所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书中有一段话很引人注目：“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刘少奇这些当年批判王明、张闻天、博古的话再版时没删掉，现在用来批判毛泽东最合适不过了。

康生莫非以为毛泽东犯了大错误要下课了？以为刘少奇要“篡党夺权”？以为刘少奇胜券在握？在毛泽东最困难、刘少奇威信最高的时候提这样的建议，而毛泽东竟没追究，的确令人费解。莫非毛泽东为麻痹刘少奇故意指使康生提出这样的建议？莫非毛泽东让康生提出这样的建议试探刘少奇？若刘少奇顺水推舟就证明刘少奇有野心？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本来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但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大唱阶级、形势、矛盾等与会议无关的空洞话题，不但讲得津津有味，而且煞有介事的样子。他说：

“关于阶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外国人讲没有阶级了，因为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象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应？”

“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的。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漆黑，两种看法哪种对？”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存在。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现在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百分之二，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通，最后还莫测高深地说：“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一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理成章。”

毛泽东这个题目一出，立即将一个研究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引向了讨论阶级斗争的会议，并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开始大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毛泽东以一党之尊扭转会议方向后，刘少奇并没注意到毛泽东的强烈针对性，反而自然而然地向毛泽东靠拢，支持附合毛泽东有关阶级、阶级斗争一系列观点。八月下旬，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中共要员又齐集北京。举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草拟文件，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进一步阐述、发挥其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题目，危言耸听地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针对彭德怀于七千人大会后写信给中央的八万言申诉书后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没错的一律不平反。”“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历时三天的八届十中全会（加上预备会共有一月余）结束后，九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全会公报。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公报上声称：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会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辟免的，这是马克思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在这里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多么恐怖的阶级斗争场景啊！在这幅图画的遮盖下，毛泽东未雨绸缪，悄悄地、不动声色地编织着一张“阶级斗争”的天罗地网。这天罗地网是为刘少奇而准备的。而刘少奇此时还在梦中。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随之而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此会有几点特别引人注目：

其一、毛泽东一人随心所欲地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将讨论经济的会议开成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会议。而中央政治局常委却无人敢站出来说一句。毛泽东放个屁都成了圣旨。如此以来，谁还敢对毛泽东说一个不字？

其二、毛泽东过去曾对自己大跃进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在这次会上却在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上大做文章，进行彻底的反攻倒算，这一来不但将自己活活饿死五千多万农民的罪行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给在一线艰难扭转局面的刘少奇等人扣上了政治大帽子，为打倒刘少奇等人寻找到了理论根据，可谓一箭数雕：批“黑暗风”的结果是自此后无人再敢言大跃进的错误和后果。批“单干风”的结果是彻底否定刘少奇、陈云为扭转中国农村经济惨状所搞的“包产到户”政策，刘、陈等人扭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罪恶，救亿万人于水火，不但无功，而且有过。批“翻案风”的结果是停止因彭德怀冤案被牵连的数百万官员的甄别平反工作。彭德怀一案不但不能平反，还专门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专案组”。

其三、首开了对歌颂共产党的文艺作品进行上纲上线、牵强附会的批判，将《刘志丹》一书与“为高岗翻案”相联系。文字狱从党外扩大到党内。把赞扬过《刘志丹》的中共高干习仲勋（就是今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过去的“反党集团”多是在党的会议上持不同观点的要人，这次发展到对一部文艺作品赞扬即成“反党集团”。习仲勋因此而失去自由长达十几年。

其四、刘少奇这位经历无数次党内残酷斗争的老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扭转会议方向、大批“三风”的针对性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敏感，不但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反而顺着毛泽东的腔调，在九月二十六日与毛泽东一唱一合，将毛泽东批“三风”的目标一厢情愿地引向邓子恢等人。也许是整别人整惯了，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挨整的对象。如此地麻木不仁，对危险视而不见，还想混迹于专制制度下的政治舞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届十中全会敲响的是刘少奇的丧钟。

其五、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反对赫鲁晓夫批斯大林以来，经过七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由人而领袖、由领袖而神的嬗变过程。而奇怪的是这一过程不是在辉煌的业绩中完成，而是在对内对外政策遭到惨重失败，国民经济完全崩溃，活活饿死五千多万农民，其政绩是一个无穷大的负数中完成的。这的确令人深思。要是在外国，这样的人早就被送上了审判台，而在中国却变成了亿万人顶礼膜拜的偶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把一个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失败者推上了神的位置？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不完善？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惰性？是毛泽东个人品质中最卑劣肮脏凶残的东西起了作用？是刘少奇等人的推波助澜？是对舆论工具的严厉控制？是毛泽东具有超凡的帝王统治术？……也许什么都是，也许什么都不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这段从人到神的历史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迷。这个迷底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不花上十年的功夫进行系统的研究肯定是搞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