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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受了一肚子的气，总想有朝一日能发作出来，但环视周围，竟发出无人能“替朕分忧”的感叹。回到家中与少妻一合计：反正江青在文化部有职务，演员出身的人对文艺也是内行，管一下文艺方面的事也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以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还怕他那个敢不买账？人心隔肚皮，外人不可靠。打虎亲兄弟，选美姐妹花。上阵父子兵，治国夫妻店。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家夫妻店不少，也不仅我一家，知我者，老婆也。一些难言之话除了让夫人出面去说，还能让谁出面说？一些想做而不好自己出面做的事，由夫人出面做岂不更好？开国后我毛泽东四处拈花惹草，江青寂寞深宫而无怨言，总感到欠他不少，为报妻情，给他一个出头露面的机会，当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什么的，也算是对爱妻多年来奉献青春的报答。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亲切地对江青说：“江青哪，该出山了。你在文化上有优势，就从文化上打开缺口，给资产阶级一个措手不及。”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文艺活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凭借在上海滩练就的交际本领，博得了毛泽东的青睐。一九三八年秋，四十六岁的毛泽东抛弃了在井冈山救过他性命的贺子珍与二十四岁的江青结婚。由于江青历史上不清白，中共政治局在讨论此事时，一些中共领导人反对这桩婚姻。毛泽东大怒说：我也是个人啊，也有七情六欲呀，为什么就不准我和他结婚？并以不干工作相要挟。经双方妥协，对江青约法三章：二十年内不得参与政治工作；不得抛头露面；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江青只得照此办理。毛泽东开国后，江青挂名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艺术局顾问。但除了每月拿上一份薪水外也没见做过什么事，管过什么事。

“皇后”出马，一个顶俩。江青果然身手不凡。出山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一个文艺作品《李慧娘》。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开辟了“三条战线”，一条是在国际上反修防修开展批赫鲁晓夫的斗争，目的是针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条是在国内大搞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的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还有一条就是抓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的斗争对所谓的“封、资、修”思想进行批判，目的还是制造“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基础。刘少奇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鼓吹者。”的舆论，打倒刘少奇。这三条战线斗争深入开展的结果就是汇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巨澜，把刘少奇送上断头台。也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十年浩劫之中。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巡视各省，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提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时说：“对资本主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泊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目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反映现代生活，不错。”

毛泽东发话后，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召集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开会，提出“写十三年”（即共产党建国十三年）的口号。

毛泽东发话后，在北京的文化部中共党组遵照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谈话精神，作出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立即批转全国执行。

一九六三年四月，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文联主席周扬在会上作了《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把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苏联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作为当前的战斗任务。会议之后，全国对文艺界修正主义的东西开始进行围剿。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文汇报发表了江青组织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这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首次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

《李慧娘》写的是南宋一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宰相贾似道一日与其妾李慧娘游西湖，偶遇一少年当面怒斥贾似道。李慧娘不禁发出两声“美哉！少年，壮哉！少年”的感叹心有所系，即被贾似道推入湖中，含冤而死。李慧娘冤魂不散，变成鬼，用头撞死贾似道。

此剧公演，得到各界好评。中共北京市统战部长廖沫沙写了一篇剧评《有鬼无害论》给以赞扬。但江青看后却认这《李慧娘》一剧是影射攻击共产党，贾似道是共产党的总理，李慧娘反对贾似道就意味着人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于是将就文章的题目，指使人写出了一篇批判文章。

若一个人没做贾似道似的缺德事，看一百遍《李慧娘》也不会产生什么“要向共产党复仇”的联想。只有心中有鬼、制造出无数冤魂的人才会这样联想。

毛泽东支持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两天后，五月八日，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亲自发话，江皇后亲自督阵，全国戏剧界掀起了一股大批鬼戏的狂潮。这样的批判在十年前中国人民就曾在批《清宫秘史》时领教过了。不足为怪。

对某一种剧本的批判显然不能使毛泽东满意，他要掀起一场更大的批判运动，以制造出一种浩大的声势，给人们以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激烈的印象。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又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又就文艺工作作了一个重要的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地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地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在这里描绘了一幅共产党统治了十多年，而在文艺界还是封资修的货色占领舞台的惨景！毛泽东发出了向“封、资、修”文艺宣战的动员令。

毛泽东的惯用手法就是先夸大敌情，再将对手作为敌人揪出来。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文艺问题上也是如此。不过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上虚张声势夸大敌情只不过是为政治上倒刘少奇而服务。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集了中宣部和文化艺术界三十余人举行的座谈会。会上周扬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提出了贯彻批示的意见。彭真在讲话中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也可以说最落后的……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件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那里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我看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再不搞要吃亏。包括我们的子女，都要让人家挖了墙角。”

为证明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又把中国戏剧家协会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举行的一个晚会扣上“庸俗低级，趣味低下”的帽子，作为典型揪了出来。

三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五十余人连续开会讨论，会议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此后，全国文联各协会开始了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

五月八日，中宣部文艺处写了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此报告认为文艺界中存在严重问题。毛泽东得此报告后，大笔一挥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指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的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比之第一次批示更加严厉，更加充满火药味和杀气。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江青首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公开场合露面，并就文艺问题发表讲话说：“在戏剧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对夫人的讲话作了批示：“讲得好。”

江青公开出场后，扮演了文艺界的打手角色。自八月起，一大批文艺作品横遭查禁和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苦斗》等先后被押上共产党的文艺审判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中大多数以上是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东西。

批判的结果是清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人的文化副部长职务。（按惯例在非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的情况下，主持日常事务的共产党副部长要负责，因此这次调整不涉及担任部长的沈雁冰先生）五月改组后的文化部新领导成立，以肖望东（原南京军区副政委）为书记，石西民、颜金生（二人都是军队老红军）为副书记。文艺界的整肃终告一段落。

毛泽东的大批判风在全国刮得疯狂、猛烈，不只是在文艺界，在社会各个角落、各行各业、哲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其中最为有名的要数对中共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进行的批判。

一九五六年，杨献珍先生在研究列宁一篇文章中得出一个认识：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到一九六三年，杨献珍更进一步对以上认识进行了理论概括：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这一说法可以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

作为哲学上的一个著名论断，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应该在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与此同时，杨献珍先生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的论断。实际上作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而言，不论是“一分为二”也好，还是“合二为一”也好，都是合乎事物演变发展的规律的，一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分为二”的演变，也有可能出现“合二为一”的演变。这早已为古今中外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证实。在自然科学方面，两种和两种以上的元素化合成新的物质，一个原子可分为质子、中子等，这其中就包含了“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国古代即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辩证观点，国家的分裂，国家的统一岂不是“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若这世上只有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正确，那你毛泽东成天吵吵嚷嚷地闹“一定要解放台湾”干啥？干脆让中华民族一个劲地分裂算了。

一九六三年夏天，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毛泽东在批判苏共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同时，在国际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方针，力图拉拢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或者在一些支持苏联的共产党组织内进行分裂活动，以图建立一个针对苏共的世界共产党的联盟，与苏联争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在国内，毛泽东鼓吹的“阶级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力图通过“阶级斗争把自己不满意的人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分化出来。这种作法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提出的“一分为二”哲学观点非常吻合。为从哲学理论上证实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观点的正确性，从一九六四年一月起，中共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宣传和解说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结合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反修斗争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观点加以阐述。

就在全国同声高唱“一分为二”基调的同时，杨献珍将自己十多年来研究哲学后得出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来。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在一次讲课中除了讲解毛泽东的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的观点外，公开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思想，他说：“什么叫做对立统一，需要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明白。“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党校哲学教员林青山、艾恒武根据自己对杨献珍观点的理解，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艾、林的文章对对立统一的规律，表达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新的见解和新提法。但是他们的文章不知不觉犯下了几条大忌：其一，在毛泽东用一分为二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后，他们又以合二而一的见解与毛泽东的见解并列，给人一种在学术上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印象，其二、如此重大的哲学观点只能由毛泽东这样的权威人士提出，其它人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出自于毛泽东之口不对也对，才能算真理。出自于其他有之口对也不对，就是异端邪说。其三、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提法已被用于搞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内部已接受了“一分为二，无限分裂”的思想，此时再提出“合二而一”，确有点不合适宜。如此一来“合二为一”的观点就为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及哲学界的御用文人们所不容。

《光明日报》在刊登艾、林文章前，将清样送康生审阅。康生这个对阶级斗争极为敏感的理论家，当即看出此文有与毛泽东“一分为二”观点唱反调的意思，立即指示关锋等人写出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就在艾、林文章登出一周后，六月五日，《光明日报》就登出了署名为项睛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哲学界的大批判又开始了。

三天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就此事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康生仿效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作法，重新搞起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先登一些赞成和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制造出一种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的假象，以引诱更多的人上钩，然后再进行反击和批判。一些不明就里的知识分子，哲学界专家不知是计，纷纷写文章发表不同见解。自六月十二日起至七人十七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即有几十名作者上钩。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康生开始收网了。《光时日报》发表署名王中、郭否衡的文章《就“合二为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把“合二为一”定论为“矛盾调和论”。

批判斗争在逐步深入。对杨献珍哲学观点问题的批判又扩展到对杨献珍历史问题的清算。（一九五九年，杨献珍反对大跃进，并受到批判，一九六二年中共为其平反。现因哲学观点不同，又把为杨平反一事说成是翻案风，一并加以批判。）

八月十七日，康生又组织人写了《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对批杨斗争进行了定性概括和总结。这样哲学上的批判斗争才告一段落。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杨献珍作了如下结论：

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一个小赫鲁晓夫。他把高级党校搞成独立王国，干了许多坏事。其主要错误是：一、反对毛泽东思想，二、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三、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四、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其罪名有十条之多。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高级党校的报告，撤消了杨献珍的职务。但此一事并没到此了结，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后，一九六七年九月，杨献珍被捕入狱关押达八年之久，因此事被牵连无数，仅在党校内就有一百五十多人被批判，其中二人（孙定国、黎明）被迫害致死。在文学、艺术、经济、哲学各方面的大批判中还有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对经济学家孙冶芳的批判，对北大教授、哲学家冯定的批判，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真令人目不暇接，眼花嘹乱。这一系列的大批判为文革的发动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扫清了思想方面的障碍。毛泽东孕育已久的文革就要临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