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巴山老狼-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历史也真会嘲弄人，当文革之初刘少奇派工作组时，被毛泽东斥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压制左派”，号召“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现在群众真的解放了，无人管了，手持机关枪大炮到处杀人放火了，毛泽东又只得顺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派工作组的那一套搬出来。但为了表示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区别，毛泽东将工作组改名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毛泽东的工宣队、军宣队最先派往的地方是清华大学。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工宣队几千名队员奉命进驻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并收缴武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自从被封为北京市五大学生领袖后，已成了全国响当当的左派人士，俨然以清华大学甚至是北京市的领导人自居。在毛泽东“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的指示下，蒯大富更是威风凛凛，走到那里都是武装警卫跟随。说句话就有人随时听命，写个二指宽的纸条就成圣旨。蒯大富之流饱尝“自己解放自己”和“革命造反”的甜头。现在忽然间要受工宣队的领导，这革命造反两年不就白干了吗？不行，工宣队算老几，老子当年造反的时候他们还是走资派们的走狗。现在竟要来领导我！？得把他们轰出清华校园。主意一定，随即调集大批左派武装严阵以待，一旦他们敢侵入我清华领地，格杀勿论！

这边工宣队们那里知道蒯大富的心思。当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进清华园时，迎接他们的竟是全国响当当知名左派的枪炮！工宣队员们当即死亡五人，受伤者高达七百三十一人之多。

此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大为震怒。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北京市的五大学生领袖，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耳提面命。毛泽东严厉地说：

“今天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了，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的学校搞了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你们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是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依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地实行消灭。”

而被封为北京市“五大学生领袖”的聂元梓等人，不久即在“学习班”内被批判关押。释放出来后又被发配到边远地区。蒯大富被发配到宁夏某电站。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又将五大学生领袖押上法庭审判。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西藏、新疆同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全。这样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的“一月风暴”所刮起的“夺权”狂潮，在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后，终于实现了毛泽东的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目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只是连年的文争武斗，全国全面内战，遭殃的总是老百姓，受苦的总是人民。内战使得工厂停工，商店闭户，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市场上商品奇缺，民众连生活的必须品都没有。实实在在地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两年中，毛泽东又制造出无数的冤案，被诛连者达数千万之多，单是刘少奇一案就诛连几百万人，还有“内人党”一案诛连者几十万人；云南赵健民一案又诛连了几万；贺龙大土匪一案又诛连数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又诛连十几万……其它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案更是不可计数。更有全国的全面内战，又使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经历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认为已经彻底扫除了打倒刘少奇的组织障碍和思想障碍，是到了从组织上对刘少奇进行彻底处理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

由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十七人、候补中委九十八人中有半数以上被打倒或关押、审查，此次会议的召开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措施临时从监狱中“解放”出十多名中央委员，并将候补中委的十人递补为中委。这样使得出席全会的中委达到四十人，勉强过半。而候补中委参加会议的仅十九人。最后让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任制人等七十四人参加会议。结果一次名为中央全会的会议却成了文革骨干的一次胜利的聚会。

八届十二中全会最主要的议题就是通过毛泽东秘密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对刘少奇作的政治结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毛泽东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可谓用心良苦。由于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以及众所周知的与自己几十年来的亲密合作关系，采用整彭德怀、高岗时的办法是难以凑效的，最后在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将当年与刘少奇一道共事的地下党人弄来刑讯逼供，得到了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样刘少奇的冤狱终于铸成！翻开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在锻造刘少奇的冤狱过程中，平均每两年上一个台阶：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然改变会议议题，大唱阶级斗争，此是为倒刘制造舆论的阶段；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公开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是公开刘少奇与自己有矛盾的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是号召全国打倒刘少奇的阶段；到一九六八年则是对刘少奇进行定性和组织处理阶段。

虽然毛泽东把拥刘的人物个个赶下台，没赶下台的人也成了任人摆布的机器。但百密也有一疏，表决时竟有一人――女将军陈少敏没投票赞成。事后毛泽东大为光火，陈少敏又在此会后遭到审查。

八届十二中全会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对“二月逆流”的人和一事进行清算。当年大闹怀仁堂的老家伙们被安排到各个小组作检查并接受批判。还算毛泽东开恩，没把他们关进大牢里。

毛泽东在全会开会和闭会时发表了讲话，毛泽东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四川打得厉害，几十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了不得，天塌不下来，办学习班解决了很多问题，一定要总结经验。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扳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到天上去。军事院校办了一百一十一个，叫111（发音妖、妖、妖）其中确实有妖啊，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有的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象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参加九大。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

刘少奇打倒了，走资派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文革初期冲杀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无事可干了。如何打发这些怀着一腔赤诚、一腔热血的青年又提上了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那如火如荼的文革年代，每一个青年都把“誓死捍卫毛主席”作为自己无尚光荣而崇高的职责，把毛泽东的话作为自己的行为最高准则。在毛泽东的号令发出之后，他们又怀着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跨着背包、打着红旗到了农村和边疆。然而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充满坎坷的艰难、沉重的人生之路。是一条“变相劳改”之路。随之而来的是理想的幻灭，激情的消失。在“广阔的天地里”，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象原始人那样过着茹毛饮血的最原始的生活。毛泽东真会捉弄这一代青年。当初高喊“反修防修”，把一代青年骗去充当了倒刘的先锋，并说他们这一代人将肩负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到把青年们赶到农村后，青年们才发现自己连生存的权力都难以保障。这场史无前例的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一年之久。一九七九年，以云南知青卧轨上京请愿与万人集体刺血盟誓为发端，近两千万知青们才得以“刑满释放”。但知青上山下乡给一代青年们造成的灾难远没结束。当他们被最原始、最落后、最保守的农民们改造了几年回到城里后，才发现他们已经成了与城市格格不入的一群弃儿！继之而来的是在就业、学习、安家等方方面面的艰难。到了九十年代，又面临下岗、失业的危险。这艰难的人生几乎伴随了下乡知青们的一生。

奇怪的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小部分当年的知青们在回忆苦难的岁月时，竟说出了一句“青春无悔”！笔者也曾下过乡，对“青春无悔”的“革命”口号表示强烈愤慨！

一九七四年，十九岁的我高中毕业。这个高中毕业用现在的教学水平来衡量也不过仅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小学刚上五年级，毛泽东的文革一来就停课闹革命三年之久，初中两年是半工半读，每天下午都到工厂做工，到矿井去挖煤，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又将数学内容改成了《生产队会计》、《水土测量》、《土改田》，物理、化学课砍掉，取代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其内容是怎样炼钢、三机一泵的使用和维修、农作物的种植，高中时又遇张铁生“白卷英雄”走红，更是老师不教，学生不学，全年多数时间是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毛泽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安排了唯一的出路――上山下乡。当老农民把我们接到生产队时，初到农村的新鲜感伴着清新的泥土味着实让人高兴了一阵子，生产队长为表示欢迎特意安排每一户社员轮流请我们吃饭，乡民的热情、纯朴、善良让人感动，每个人都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是好景不长，半月后，当我们出工劳累一天回屋后面对的是冷锅冷灶时；当我们刚端上饭碗上工的钟声又敲响时；当我们面对一碗什么菜也没有的白饭发呆时，才知道生活的艰难。（就是这碗白饭还得感谢李庆霖老先生，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知青艰难生活的信，才破例给知青们每人保证四百斤粮食，李庆霖真是知青们的大救星，否则不知还有多少知青会抛尸在广阔的天地里。粉碎“四人帮”后，李老先生竟被捕入狱！老狼在这里代表近两千万知青在此为李老先生鸣一大冤！）没菜的日子谁也熬不了几天，几个十几岁的青年只有去偷。然窝边草刚吃上嘴，农民就上门抓了“现行”，几个年轻人脸红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一年到头吃不上一两肉，看不到一两油，馋得没法，悄悄在半夜将一老农家的猫打来吃。一次公社开知青会，开着开着，公社书记宣布把知青张某某抓上台来，公社武装部长和两个打手把张某押上台，用麻绳死勒脖子，张当即两眼翻白，面孔青紫，差点就没命了，张的罪状是偷吃农民的鸡。一次生产队一头下了几窝猪仔的母猪病死，全队人均分三两，知青受照顾一人半斤。我把半斤死母猪肉拿回屋当即下锅，肉味飘香禁不住清口水长流。一农民家中的母狗产下一窝小狗仔，我又去向农民讨了一个来，开水一烫，架柴一煮，除毛以外吃个精光！下乡几年唯一的娱乐就是晚上对着昏暗的煤油灯唱上几首悲伤、凄凉的知青歌曲，唯一可看的书就是刚下乡时发的《毛泽东选集》。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久而久之人变得麻木了，没有理想、没有欢乐、没有追求，没有关爱；更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虽然每年辛辛苦苦与农村的全劳动力一道拚命挣工分，且与他们一年挣的工分相差无几，但到年终决算，每天挣的十个工分只值二角五分钱，一年到头挣的三千多工分只够把四百斤口粮拿回家！

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我们这一代青年付出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可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的一腔热血换来的是什么？个个都成了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愚民，不但一无所有，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还会为此付出终身的代价！不错，极少数知青凭着自身的努力和其它一些机遇，后来有了一些成就，于是就以一段知青经历为荣，把曾经历的苦难作为炫耀的资本，在那里高唱“青春无悔”，试问：既然无悔回城干啥？既然无悔何不将自己的儿女送下乡，让他们也再无悔一次？

每一次人类的劫难都是多数人受苦受难，能从劫难的废墟上拾到财宝，甚到从被害者的尸骨上扒得金银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些高唱“青春无悔”者就是这类人。他们用近两千万知青的苦难酿制出“无悔”的美酒四处兜售，然后名利双收。没有近两千万知青的苦难，就他几个人下乡，他几个敢说一个“青春无悔”？

所谓青春无悔，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炒作的方式。红花要有绿叶扶持，花儿才更娇艳，成就要有苦难作陪衬，功名才更伟大，历尽苦难居然无悔，更是不食人间香火的鬼怪神仙！青春无悔者用自己一点小小的成就来证明自己在艰难岁月中也能成才，来证明自己不同凡响，来证明自己是个天才，这一切证明又以两千万知青的苦难和默默无闻作陪衬，真是残忍！若他们的参照系是他们的上一代（当今社会的主宰者）和下一代（当今社会的生力军）他们还能气壮如牛高喊“青春无悔”吗？其实他们所取得的一点成就与他们不去下乡应取得的成就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几个“青春无悔”的时代娇子身后是近两千万知青青春的代价！如此作秀，岂不令近两千万知青恶心。

如果历史真象毛泽东说的那样，再来十次文革，再来十次上山下乡，那些“青春无悔”者会不会大红大紫地上台去现身说法？变成迫害知青的打手？然后高歌一曲壮年无悔？老年无悔？一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