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巴山老狼-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说得更加明白。八月下旬，江青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九月十二日，江青又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臣请到梁山上，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

“架空”二字毛泽东不好说出口，由其夫人说出最恰当。

芦荻一介书生，在毛泽东眼里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何以能一睹天子圣颜与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对坐评书呢？芦荻受毛泽东召见一事本身就非同寻常。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利用批一篇文章、一本书、一出戏而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清洗异己的手法太熟悉不过了，人们预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同样人们也在纷纷猜测：这投降派是何人？这宋江又怎么会搞修正主义呢？当年宋江架空了晁盖，莫非今天邓小平架空了毛泽东？

这毛泽东评《水浒》倒也别具一格。我等草民百姓看此书时，就算手拿放大镜看一百遍，也看不到什么“宋江架空晁盖”的主题，就是文学大师鲁迅先生也说宋江是因为不反皇帝就接受招安去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只有毛泽东这种嗜权如命、对权力高度敏感的人才会产生宋江架空晁盖的感觉。

此时的邓小平怕是做梦也没想过要架空毛泽东，但江青“邓小平架空主席”之言不经意间竟一语成谶，几年后，当江青在狱中享受“英明领袖”华国锋赐的牢狱之“福”时，邓小平悄悄地、不动声色地、不知不觉地、轻易地就把华国锋完全“架空”了。

芦荻当天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交姚文元。姚文元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将此谈话“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立即批准。

自八月底起，中共机关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的文章。

对毛泽东、江青利用评《水浒》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专制场上的老鬼周恩来是心如明镜。在最后一次被推进手术室前大声表白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并对前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人说：“要注意斗争方法，不能让权力落入江青手中。”

毛泽东处心积虑地要把江山传给江青、毛远新，看得最明白的、竟是几十年来最没脾气、最唯唯喏喏的周恩来！临死之前的周恩来竟敢公开向毛氏夫妇叫板，这令毛始料不及！此时的周恩来想的是：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被毛泽东整死是死，被癌症折磨死也是死，管他娘的，再不把话说出来就没机会了。

面对病入膏肓的周恩来，毛泽东还真没辙，把他弄成走资派？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弄成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弄个反党集团？都不行！早知他是这副脸嘴儿，不如当初就把他同刘少奇、林彪等人一锅烩！毛泽东、江青受了临死前的周恩来的一肚子气竟找不到机会来发泄，只有在他死后把他当成走资派大批一通。

周恩来为阻止毛泽东把权力交江青可谓煞费苦心。其“注意斗争方法”意思莫非是说在非常时期要尽量顺着毛泽东，保住现有职位，不要再被打倒？

据说这期间邓小平与叶剑英密商：趁毛泽东瘫在床上抓捕江青等人逼毛泽东就范。但叶剑英以毛泽东虽然瘫在床上，但脑子非常清楚，搞不好就是自投罗网而阻止。此事不知是否属实？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评《水浒》运动一变而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十一月初，当时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并指责邓小平的整顿是“修正主义路线”。在此之前，毛泽东召见邓小平说：“由你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邓小平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让毛泽东万分的不爽。随后决定：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严肃批判。会后，中共政治局报请毛泽东同意后，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决定让邓小平“专管外事”。

毛泽东公开发动文革是在“北大点火，自下而上”，而这次批邓变换了地点和方式，成了“清华点火，自上而下”。

十一月三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上书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件的批示。毛泽东批示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楔机，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

十一月八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张春桥受毛泽东之命责令周荣鑫作检查。清华大学先后召开一千三百多人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批判周荣鑫和刘冰。在大批判的基础上，迟群等人组织人力物力在清华大学校园铺天盖地地贴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又指示中央政治局召集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此要点主要是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信件的批示。这个打招呼会议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作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机关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以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名义所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纂改》一文。十二月四日《人同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此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讨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鼓擂响了。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中称：“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若不出现意外的话，将是以邓小平的彻底倒台并诛连一大批“全面整顿”中的得力干将而结束。然而天不作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逝了。周恩来作为共产党核心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一直在独裁专制血腥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巍然不动，除了他见风使舵，对毛泽东不敢有半点不恭外，其个人的超凡魅力不可低估。此人为人处世十分得体，言谈举止风度翩翩，凡与周恩来有一面之交的人无不对其交口称赞，再加上周恩来在中共开国后一直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因此在中国和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望。但毛泽东显然在周恩来去逝之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竟让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毛泽东的本意是周恩来与邓小平思想右倾，是一丘之貉，等追悼会后再把邓小平搞臭，让人们认识到周恩来的右派面目。谁知事与愿违，此时的中国人民己不是文革初期可以随意欺蒙的阿呆，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两害择其轻，人们肯定是选周恩来。再加邓小平的整顿大合民意，此时毛泽东又把邓小平与周恩来相联系无形之中竟帮助邓小平赢得了更大的声望。在周恩来去逝后再对邓小平大肆挞伐只能使人们更加同情和支持他。毛泽东低估了周恩来在中国的威望，也低估了中国民众对是非的判别能力。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之初周恩来去逝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预示着这一运动的结局不妙。
周恩来去世后，经江青保举、毛泽东权衡再三，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为政府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叶剑英是七五年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主要人物，此次也和邓小平一道靠边站。陈锡联受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选中华国锋？而不是让江青直接挂帅？老狼认为：一九七四年江青四处写信拉拢军队不成功后，毛泽东就知道：如果再把江青直接扶上高位，中共军队将无人买江青的账，自己死后军队必反，江青与毛远新能在自己死后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已经是个零！而且死得快！前思后想，只能找一个在中央没有任何根基的老实人挂名一把手，江青在幕后对其进行指挥。江青如果有武则天的本事，自会接过权杖。如果没有，老实的华国锋也会看在毛泽东份上保江青和毛远新的安全。毛泽东在决定华国锋上位时曾对江、张、姚等人说：“我就是要选一个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这样他才能听得进去你们这些人的话。”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看中华国锋的真实原因。让没有任何根基的华国锋当一个“看守内阁总理”，再给他写纸条：“有问题，找江青”接受江青的垂帘听政。等局势平稳后，华再主动把权力交给江青，几年后江青再传位毛远新。

华国锋没有任何预兆就当上第一副主席、总理，不过是想让他他起个政治减震器作用。若直接将“权杖”交江青之手，因江青积怨太多，必将招来强烈反弹。弄不好还有性命之忧！

近年网络上有传言，说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儿子。老狼认为此言不可信。华国锋是山西人，毛泽东是湖南人。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华国锋母亲与毛泽东有什么交集与关系。所以此传言是无稽之谈。

毛泽东用陈锡联接替叶剑英掌管军队，用意极为深远。陈锡联是当年张国焘四方面军的一个师长，在清洗张国焘的斗争中因职务较低而幸免。与被打倒的军队要人彭德怀、林彪等又无任何渊源。在刘伯承、邓小平手下征战十多年也没因刘、邓先后被批斗、打倒而受牵连。一九六Ｏ年陈锡联取代与彭德怀有密切关系的邓华任沈阳军区司令。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就是在陈锡联的关照下快速从一个学院造反司令升任沈阳军区政委。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毛远新在一起闲聊，毛泽东问毛远新的志向，毛远新说：“要担负起革命的大责任”！毛泽东高兴地点了头。文化大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侄儿毛远新受毛泽东之命在哈军工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随后毛远新又成立了黑龙江省最大造反组织“红色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头目。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27岁的毛远新被毛泽东任命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宁省军区政委。后来又升任沈阳军区政委、第一书记。年仅二十多岁的毛远新在东北成了实实在在的头号人物。时任沈阳军区司令的陈锡联及东北地区党、政、军大小官员无一不对二十多岁的毛远新言听计从。东北实际上已经是毛远新一人的天下。毛远新在东北几年也充分表现出治国理政的才能。海城地震时毛远新的果断决策拯救了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赢得了很高的声望。陈锡联对毛远新恭敬有佳，言听计从。一切大政方针都听毛远新决断，两人相处极融会洽。红朝皇帝家庭中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而陈锡联也感受到：毛泽东把侄儿放在自己身边栽培，是对自己的最大信任！愿胆脑涂地忠心报答毛泽东的大恩。

因陈锡联与毛远新共事多年，且对毛远新言听计从。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时毛泽东将陈易联升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又以“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名义将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直接警卫“皇宫”。所谓“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一事，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把陈锡联调北京军区拱卫皇城，以准备“托弧”。若只调陈一人，那么其目的性太明显了，难免有人议论，脸面上不好看。其它几个司令调与不调无关紧要。

现在毛泽东把邓小平打倒后，又指令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封其为最大军头，直接掌管、指挥几百万大军。其实就是要陈锡联“照顾好弧儿寡母”。现毛远新己经以太子的身份凌驾于政治局之上，那么掌管军队的人必须是忠于毛远新的人。而此人就非陈锡联莫属了。象毛泽东这样深知宫廷险恶的人如没有栽培毛远新接班的打算，是决不会让其从政的。

此时毛泽东对后事的安排初现端倪：华国锋“厚重少文，人也老实。”叫他干啥就干啥，当过渡傀儡；张春桥扮演诸葛亮式的军师角色，相信他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锡联执掌兵权令人放心；姚文元掌管舆论没问题；江青在太子没亲政前“垂帘听政”；最后是毛远新在众人辅佐下登基！这万里中华江山在我毛泽东死后照样姓“毛”！虽不能传位百世，传它个二、三代也可以！

华国锋、汪东兴整江青等人若采取毛泽东的先造舆论、再一步一步地拉下马的办法，那么第一个公开反对的军界要人肯定是陈锡联！可谁知华、汪竟采取宫廷政变的手法，事前陈锡联一点不知情，等得知“主母”“太子”有难时，生米已做成熟饭，华国锋已稳坐龙椅，想再“起兵勤王”已不可能了。只得随大流先跪地叩头请安，三呼万岁，保住乌纱要紧。

毛泽东的后事安排最后全都落空，其一大原因就是毛泽东一生作事都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想把人整死，还要编出理由让被整的人和全国老百姓都心服口服。想让江青、毛远新接班，又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地不直接在死前把江青和毛远新扶上最高位，而是一厢情愿地想经“老实巴交”且毫无根基的华国锋之手“曲线”交班。谁知权力这玩意儿是个倾城倾国、人见人爱的“尤物”，连华国锋这样的老实人将其搂在怀里后也不想再撒手。从而演出了一出莫名其妙的逮捕“四人帮”的闹剧。若毛泽东撕破脸皮，不顾一切非议，死前把党主席、军委主席桂冠送给江青，封毛远新、陈锡联为党和军委的副主席，罢掉叶剑英等老家伙，中国的政局也许就会按毛的意志演变了。

毛泽东想把江山经夫人之手传给侄儿，作为受几千年传统文化薰陶的中国人还是理解的。试想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辛苦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了几百亿银子，他会甘心送给外人或送给那些为他当了一辈子长工的助手吗？同样毛泽东出生入死几十年夺得的万里江山也不会白白送给为他当了一辈子“打工仔”的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而且为了保证“小毛子”顺利接班，还得把他几个有本事的高级打工仔弄死打倒才行。

如果毛泽东多活几年，这天下还真可能会几百年内都姓“毛”。只是人算不及天算，几月后毛泽东一命呜呼，其如意算盘竟被华国锋打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毛泽东的严密部署下逐渐深入。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全国各阶层。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一九七五年七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上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邓的最新指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说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有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一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历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翻案不得人心。”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病床上的毛泽东结结巴巴、哆哆嗦嗦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为倒邓寻找借口：八级工资制，与旧社会差不多，会产生资产阶级。二、说文化大革命正确。邓的做法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此后姚文元控制的中共舆论工具发表了一系列的大批判文章。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追悼会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反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二月底，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传达后，大批判文章力度骤然加大。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二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三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和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这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文章目的只有一个――把邓小平搞臭后赶出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