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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头版发表新闻稿《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文中竟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明白无误地批判周恩来的文章今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数日之内，全国各地向《文汇报》发的抗议信件、电文达四百多件，抗议电话达数千次。人们强烈要求《文汇报》向全国人民交待事情真相。

以《文汇报》批周文章为导火索，此前零星的悼念周恩来的自发活动，演变成了全国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三月二十八日，南京大学数学系四百余人在李西宁带领下，抬着周恩来遗像和花圈游行，沿途群众纷纷加入。三月三十日，南京大学学生在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柏油和油漆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刷出“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大字标语。

南京市民的悼念活动震动了中共最高层。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南京和全国各地的悼念周恩来活动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政治局作出决定，向全国各地发出电话通知，通知中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立即采取措施全部覆盖。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谣言制造者。”

抽刀断水水更流。就在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的前后，以北京为中心，出现了世界瞩目的、自发的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和抗议批邓的活动，史称“四、五运动”。

三月三十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二十九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江青、张春桥的悼词。一夜之后，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即出现了数不清的悼词、小字报等。许许多多的单位和个人到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四月一日，堆满花圈的广场和无数悲痛、愤怒的人群使得广场分外肃穆、庄严。山西邬城路三局机电队工人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诗更激起了人们对毛泽东手下几个左派文人的怒火。此诗后来作为北京市ＯＯ一号反革命案件追查。

四月二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国科学院一Ｏ九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今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碑，上写“红心己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鬼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矛头直指江青等人。

四月三日，天降小雨，天色阴沉。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更显凝重。无数的花圈向纪念碑周围的广场延伸扩展。这天到天安门广场上悼念的人群达数十万人之多。到晚上花圈比白天多了几倍。深夜广场上还有数千人不肯散去。

四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这天是中国传统的祭典亲人的清明节，再加上是星期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二百万人之多。无数的花圈、无数人的慷慨激昂的演讲，无数的声讨江青等人的诗词悼词祭文把祭典周恩来的活动推向了最高潮。

就在首都数百万人的悼念周恩来声讨江青等人之时，中共高层连续开会，策划准备大规模的武力镇压。

四月一日晚，中共局再次开会，对全国各地的悼念活动中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定为阶级敌人的造谣，是为干扰当前批邓大方向，要进行追查。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奉命召集公安局会议，并在会上说：“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

四月二日，北京市各单位传达了中共“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首都民兵、警察、卫戍区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对悼念人群进行镇压。

四月三日凌晨四点三十分，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察看现场。回去即对公安部安部负责人打电话，命令将“反动诗词拍下来，准备将来破案。”从这天起，一些在天安门广场贴小字报的人遭到便衣跟踪。

四月四日公安部负责人亲自到天安门广场部署取证和侦察工作。北京市公安局召集会议，要求“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准备好。”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问题，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象这样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击，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调民兵和公安人员在广场周围阻止群众送花圈和集会，调卫戍区部队在二线待命。毛泽东听取汇报后，当即批准了政治局的这一决定。一场血腥的镇压即将开始。

四月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花圈被全部洗劫，在现场的五十七名群众被逮捕关押。五点十分，广场联合指挥部奉命将天安门广场的路口把守，不准群众进入，纪念碑则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封锁线层层围住。

凌晨六点钟，北京市一七二中三十多名学生抬着花圈、挽联，冲破警戒线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场学生群众一道进行了悼念仪式。七点半钟，一中年军人在纪念碑前向群众喊话说：“大家不要这样搞了，中央已作了决定，不要再送花圈了，你们这样悼念周总理的做法是不对的，大家快回去。”在群众的一片谴责声中，这军人慌忙溜走。八点三十分左右，联合指挥部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口增调民兵、警察、和军人，作好准备。并派出两辆宣传车，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反复宣讲“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愤怒的群众当即包围两辆宣传车，其中一辆在被迫喊了“周总理万岁”后被放行，另一辆宣传车被在场群众掀翻。九点左右，一持有清华大学机械系听课证的人说：“用这种悼念仪式不好，人已死了，送花圈有什么用，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场群众当即愤怒追打并将其扭送派出所。随后几十万群众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喊“还我战友，还我花圈”的口号并与在场的工人民兵、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中午时分，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并派出四名代表向指挥部头目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力。三项要求。谈判毫无结果。十二点五十八分，愤怒群众焚烧了指挥部头目们乘座的上海牌小轿车。下午五点左右，一辆为指挥部里工人民兵送饭的面包车开到指挥部的小灰楼时又被愤怒的群众烧毁，同时停放在小灰楼前的两辆吉普车也被烧毁。群众又冲进小灰楼将小灰楼放火焚烧。就在愤怒的群众焚烧吉普车时，北京市公安局设立西路指挥部，出动民兵五万、警察三千、卫戍部队五个营，带上木棍分别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空军招待所等地集结待命。

四月五日下午六点二十五分，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吴德市长宣读的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吴德讲话后，多数群众慑于共产党暴政而撤离，少数人继续在广场逗留。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广场瞬间灯火通明，埋伏在周围的工人、民兵、警察、卫戍区部队手持大棒包围广场，对未撤离的群众乱棍毒打，逃跑不及的统统被捕。

在共产党的暴力之下，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首次自发的、以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对共产专制造成的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的强烈不满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场以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等主张发展生产的中共领导人的群众运动。但客观地说，“四、五运动”只是宋江式的造反――反贪官不反皇帝。整个悼念活动期间天安门广场上只有忠义堂的奴气，而无聚义厅的豪气。只是愚昧的人们歌颂忠臣、反对奸臣的忠君行为。在人们心目中，天子始终是“圣明”的，只是被奸臣所蒙蔽，人们想的只是“清君侧”，要毛泽东亲君子、远小人。而对江青的指责也带有中国人传统的女祸思想的印记，而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又那一次不是毛泽东的授意？甚至江青在公众场合的每一次重要发言都是事前与毛泽东商量过的。虽然毛泽东有时也装模作样地批评一下江青，但那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其骨子里是时时处处地在为江青着想的。“四、五”运动与五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相比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五、四”运动尚且在呼唤“德先生、赛先生”，而“四、五”运动仅是要“清君侧”，要“忠臣”上台。由此可见二十多年的封建共产专制对人们的思想毒化到了什么程度，人们的思想意识倒退到什么程度。人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盼望出一个为国为民的忠臣，盼望皇帝老儿不被奸贼所蒙蔽。人们思想的倒退乃是社会政治制度倒退的结果。数百万自发悼念的人民群众心中没有一点民主、科学、公民意识，只是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这又为日后邓小平复出后搞毛泽东式的封建法西斯血腥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几年前，网络上有文章说：一九七六年“四、五”期间悼念周恩来的民众运动是邓暗中指使和策划的。此说不知是否属实？就算真是这样，其中也有民心对周恩来的同情和对毛泽东文革暴政的不满和反抗。

四月六日，凌晨，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开会听取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北京的群众运动具有“反革命暴乱性质”。

四月七日，毛泽东听取了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发出指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党的第一副主席。并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好，性质变了。”

从毛泽东嘴里吐出的、经太子毛远新传出的、莫名其妙的什么一、二、三，可以看出一个命若游丝的老人其思维已混乱到什么程度。语言含混、词不达意的老朽居然还牢牢地统治着一个大国，权力至死都抱住不放，这样的事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几乎不可想象。这一腐朽丑陋的社会现象只有在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和当代残暴的共产专制国家里才有。共产专制使中国历史倒退到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

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消邓小平党、政、军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议。公布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比之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给邓小平栽上了“邓纳吉”的桂冠。

若干年后，当笔者看了有关匈牙利事件的全过程的资料，不禁对江青等人把邓小平比作纳吉而哑然失笑。实际上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匈牙利事件是真正的反抗共产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人民起义，而天安门事件仅仅是要清君侧。邓小平与纳吉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纳吉在匈牙利要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独立的匈牙利，邓小平只是在中国人民苦到极点之时给了人民一点甜头，让人民看到了一点希望。实际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没本质上的区别，只有一是好皇帝、一是坏皇帝之分，他也是一个大独裁者，不过他的独裁比毛泽东的独裁稍好一点，他让人民吃饱了饭，仅此而己。

四月八日至十日，在中共中央的严令下，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分别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示威，表态拥护毛泽东的决定。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说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名发表《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的文章，将邓小平与刘少奇、林彪相提并论，声称：“十年来，我们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这一次次的斗争证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发表了毛泽东年初的最新指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把邓小平的名字与刘少奇、林彪并列，表明邓小平的性质已经是敌我矛盾了。

就在批邓运动的高潮中，中共党内、军内的元老朱德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病逝，享年九十。朱德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在共产党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此人生性敦厚，从无整人害人之心。高岗事件时，朱德站在了高岗一边，庐山会议上又为彭德怀说好话，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作法不满，又成了冲击对象。因此被视为老右倾分子。无奈“朱、毛”的历史渊源，且朱德对毛泽东地位及后事安排不构成一点威胁，因此毛泽东也没深究。加之年岁太大，少问政事。得终天年，也是一大幸事。

近年互联网上有消息说朱德是被毛泽东害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因怀疑朱德的死因而揭开了朱德面纱，发现朱德是中毒而亡。皮定均因此而在回福州的路途上被灭口。此说有待史家的进一步证实。还有一说是通知朱德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朱德去了，等了两个多小时不见人影，会堂里开着冷气，朱德年龄大受不了而得重感冒死。

七月二十八日深夜，河北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达二十四万余人，这是自在人类以来地震灾害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全世界的国家纷纷伸出友谊援助之手，想减轻唐山人民的痛苦。然而毛泽东不知出于何种心态而一概拒绝。这使得成千上万被埋在废墟下一息尚存的百姓们不及救助而气绝身亡。也许毛泽东认为“抹掉一个唐山算不了什么，地球照样转动。”死掉二十多万唐山人更算不了什么，毛泽东不是在一九五七年就宣称：打世界大战极而言之中国人死掉一半还有三亿吗？在毛泽东眼里只要他的江山在、权力在，人民的生命只是蝼蚁般地贱得不能再贱了，死他几十万有什么关系？

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有河北邢台大地震，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文革结束时有河北唐山大地震，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去看又是一种什么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