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巴山老狼-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中共的腐败现象始于何时尚难考据，但可以肯定地说，早在毛泽东夺取政权之初，腐败现象即开始萌芽。等级森严的中共党政官员们就享有种种特权，如高干子女免试随意就读于全国著名高等学府、依照等级序列确定其生活、工作、政治等方面的待遇，这种种特权为日后的腐败埋下了种子。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毛泽东采取铁的手腕统治中国，三天两头就开展所谓的政治运动，大抓阶级斗争，中共官员们人人自危，动辄得咎，再加开国之初就把刘青山、张子善这种公开鲸吞国家财产的官员处决，使得中共官员们的私欲受到压抑，鲜有胆量去贪污额外的钱财。最早出现的、公开的、大量的以权谋私的行为应当追朔到一九七四年，这一年中共军队征兵时，几乎所有的官员们都把其子女通过“后门”送到军队。当老百姓的儿女们个个被遣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时，中共官员们的子女们却上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本来在文明社会里当农民与参军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当时的中国，参军与下乡无疑有天堂和地狱之别。此时恰逢毛泽东开展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将“走后门”作为中共元老们的一大罪状加以批判，但毛泽东却发话说：“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人，从后门进来的不一定都是坏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古人云：防微杜渐。走后门这种带有腐败性质的事不制止和纠正，必会酿出大的腐败。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官场相对廉洁，但这种廉洁是建立在用法西斯手段进行血腥统治使得官员们人人自危的基础之上，是以国家的极度贫穷、社会财富极度缺乏，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为代价，是不足取的。

邓小平上台后，由于对毛泽东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厌恶，公开宣布永远不搞政治运动，并取消毛泽东“发明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一个官员由上级任命、且对官员没有任何监督机制的专制国家里，邓小平的宣言无疑就是告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尽量利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去谋取私利而不会受到任何追究。从此以后，中共各级官员们有恃无恐，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捞好处。且花样、手法、品种不断翻新，从毛泽东时代的在参军、入学、入党、提干方面利用职权走后门，发展到大捞特捞金钱、财物。从自己捞发展到为亲戚朋友儿女们捞钱提供种种方便。并你攀我比地唯恐自己捞少了。这种腐败的一大特点就是自上而下地漫延发展到中共权力所及的每一个角落，凡有中共官员的地方就有非常严重的腐败，而且越往上层越腐败，终至无法收拾的地步。当然上千万官员们同时腐败的社会总比毛泽东一个人腐败的社会要进步多了。

邓小平时代中共的腐败现象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其腐败程度之深，堪称世界之最；其腐败面之广，可谓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其腐败品种之多令中外人士叹为观止。

中共的腐败现象究竟有多少种？涉及哪些方面？有哪些品种属于老祖宗的遗传？有哪些品种属于从外国引进？有哪些属于中共官员的创新？有哪些中属于土洋结合的杂交……笔者弧陋寡闻，难以尽述，只能举出几种以飨读者。

其一是公款吃喝疯，此是中共漫延最广、对国家、人民危害最烈、且日常司空见惯的腐败。公款吃喝始于八十年代初。最先是羞羞答答吃“床腿”。（即将吃喝款加在住宿发票中回单位报销）自八四年之后，公款吃喝由地下转入公开，吃喝方式大变，吃喝行情猛涨，吃喝名目之多令人咋舌：上级部门来人视察工作要吃；下级单位来人汇报工作要吃；对口协作单位来人联系工作要吃；一个公司开张要吃；一个机构撤消要吃；工程上马要吃；工程下马要吃；工程开工要吃；工程验收更要吃；某官员上任要吃；离任更要吃；干部调动工作要吃；甚至中共干部死了为表示哀悼也要大大地吃！为了吃得名正言顺，又巧立名目召开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会议：欢迎会；欢送会；检查会；鉴定会；评比会；验收会；交流会；定货会；总结会；庆功会；取经会；传经会；座谈会；讨论会；表彰会；报告会……各种会议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有会必有吃喝，有吃喝必要名酒作陪。白吃白喝不说，会后名胜古迹随意周游。据统计：中国名酒一半以上是公款在消费！而且大吃大喝后每人一份纪念品。共产党以“革命”自诩，其“革命”发展到八十年代，内容竟成了“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共产党吃喝规格行情也发疯般地狂涨。最初吃鸡、鱼、鸭、肉之类几十元一桌，大家也就心满意足了，时隔不久，这鸡鸭鱼肉怎么越吃越没味道了？既然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这公款吃喝也要上台阶对不？中共某省报曾以对联方式登出一段菜谱：迎客十菜一汤，尝八宝鸡、凤凰腿、全家福、山珍海味，直吃得挺腹伸腰，花公款何必小气；陪客一桌十座，品五粮液、杏花村、味美思、佳酿名酒，喝他个天昏地暗，慨国慷干吗伤心。有人戏批横联曰：快吃快吃！吃到后来，共产党官员们的嘴愈来愈刁了，且互相攀比，现在酒席桌上全鸡全鸭是“土八路”，大鱼大肉是“乡巴佬”，海参鱿鱼已“吃腻了”，对虾大蟹“还可以”。真是个“鸡鱼鸭肉牛羊赶下台，乌龟王八毒蛇爬上来，燕窝鱼翅熊掌方够味”。北方的共产党官员们吃飞龙、犴达犴、熊掌，南方的共产党官员们就吃鹿、虎、穿山甲等珍希禽兽。如此吃法，每桌少则几百上千，多则数千上万元！真是官员一席酒，百姓十年粮！

共产党官员们公款吃喝从何处开支？这不难。文革中一样板戏唱道：“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何况此区区小事耳？中共财政中八十年代一创新栏目“招待费”即可包罗万象。如招待费也花光了咋办？有办法！救灾款、专项工程款、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军属优待费、教育费、计划生育罚款费、林业保护费……都可以拿来吃。每个共产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真理”：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共产党每年公款吃喝掉多少人民的血汗？据一九八七年底某报透露，当年公款吃喝款达三百亿元之巨！也就是在贫困的中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每年掏出三十元供中共官员们大吃大喝、穷吃穷喝、白吃白喝、疯吃疯喝之义务！且这公款吃喝的数额每年是以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到九十年代，每年公款吃喝金额已达数千亿元之巨！二○○○后，中国每年公款吃喝达数万亿之巨！

共产党人们白吃白喝了后还心安理得：我都是共产党的人，吃点共产党的东西是应该的嘛！

公款吃喝之风笔者翻遍古今中外史册未见哪国、哪朝、哪代象中共这样白吃、海吃，吃成了社会一大公害。在同样是共产党国家的苏联、东欧、越南、朝鲜等也未见有此一吃，更没到“疯”的地步。此种腐败当属于邓小平等中共官员们的一大首创，更是一大“发明”。此发明不但应当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更应当荣“获诺贝尔奖”。只是以何种名目发出此大奖尚待该委员会衮衮诸公们费一点心思了。

其二，请客送礼。这也是中共官场最为普遍的一大腐败现象。请读者们注意：此处的“请客”与前面的“公款吃喝”是有所区别的。

中国自古以来官场衙门深似海。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便是人们对数千年封建王朝衙门的真实写照。中共几十年血腥暴政统治实是集数千年封建社会之大成，毫无民主、科学、进步之言，自然而然得以将封建社会这一传统全盘继承。到邓小平上台后，这一传统更得到发所光大。普通老百姓要办事，不请客或送礼简直就是妄想，送礼轻了还被嗤之以鼻：瞧不起人，我就值这几个钱？礼品从名烟、名酒逐渐发展到金钱。

请客送礼发展到送钱的份上，那就不是简单的送礼问题了，而是行贿受贿的犯罪行为。

私事公办必须请客送礼送钱，公事公办更是要请客送礼送钱。送者心不痛：再多的钱也是公家出。收者手不抖：我为你办了事，一份劳力一份代价。

私事公办、公事公办为什么要请客送礼送钱？这其中就大有名堂了。个体工商户为得以顺利办到营业执照必须向有关的部门送礼；（笔者经营一小小店铺，在办理卫生许可证时，需街道办事处盖一一公章，当笔者找到管公章的办事员时，办事员公开说：“盖一个章收六十元。”且没有任何收钱凭据之类的东西给我本人。这真是公开地在抢老百姓的钱。你还不敢说个不给？否则不给你盖章，损失就会更大。你还不敢去告他――没凭没据的怎么告？）下级单位为本单位争资金、争设备、争项目、争指标……就必须向有关部门的关键人物送礼；企业为推销自己的滞销产品要向有关的采购人员送礼；驾驶员向公安部门申请驾照要请客送礼；供销公司为得到平价原材料、紧俏货物要向生产厂家的关键人员送礼；原告、被告为执法判决对己有利要向法官们送礼；……真是个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

求人办事请客送礼虽属勉强，送礼一方能受益也还想得过。更有甚者，一些实权人物为收受礼物巧立名目寻找借口公然向有关单位个人勒索：某厂电路发生故障，供电部门以此为由要罚款十万元。厂方不得已，高标准地宴请一次后，罚款变成了六万元。最后向供电部门的领导每人送一套高级组合家俱后，罚款全经免了。某工厂被环卫部门指为卫生设施不合格。要罚款万元。厂方领导也是共产党官员，深知其个中三味，请环卫部门领导大吃一顿后又送上一套高级器皿，“不合格”立即就变成了“合格”。

在有“礼”走遍天下的中共官场里，无理之事，极难办之事，一般人想都不敢想之事，经“礼”一到即可立即办到。胆大之人，精明之徒看准了中共官场这一“行情”，用“礼”开路，敲开了中共神秘的、深不可测的、重重叠叠的各道衙门，实现了发财梦。请看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肖秧与一个精明之徒、人称“倒爷”的一段精彩对白：

书记：你倒什么？

倒爷：我倒彩电。

书记：你怎么从工厂里拿出来的。（上半年全重庆市仅生产七万台彩电，市商业部门仅得了七百台）倒爷：有多少环节我都能打得通。

书记：打通环节的行情如何？

倒爷：前几年只要几百元就可以打通，后来涨到千把元。现在只要拿出万把元来，任何环节都能畅通无阻。而且都是合法的。

书记：你打通这些环李和你赚的钱比例如何？

倒爷：打通这些环节花钱最多占百分之十至二十，百分之八、九十归我。在给关键人物送钱时不能集体送，只能单个送。送完了彼此心照不宣，事情就好办了。

书记：上半年你赚了多少钱？倒爷：扣除税金，我赚了一百万。书记：你打通关节花了多少？

倒爷：不到二十万。

书记：你赚了钱怎样处理？

倒爷：我正愁没地方处理。下一步就是倒腾有色金属。我可以倒走你重庆的钢材。信不信？不要看你是市长。书

记：我不是市长了，已经转业改行了。

倒爷：你呀，你弄不住。

中共的腐败已发展到一个普通人用钱就能打通政府、企业、商业、金融、物资等一切由共产党人把持的关节的地步，这社会还有什么公理、正义、清廉可言？

奇怪的是一个共产党的副省级高干面对一个公开说自己以行贿为手段打通各个关节的经济罪犯竟无动于衷，没想到应立即立案并顺藤摸瓜抓出那些用国家授予的权力去捞好处的受贿者。说得轻一点：肖秧渎职了。说严重点：肖秧很可能就是一个更大的贪污犯！

其三，以手中的权大搞其钱。以权捞钱，古已有之，算不上共产党的什么发明。但是在捞钱的方式上，共产党人却极善于古为今用，极善于创新。

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文人学子更是视钱财如粪土。这使得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前进的步履蹒跚。毛泽东掌权后搞的全民所有制，商业也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邓小平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中共官员们惊奇的发现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人民根本不是毛泽东所说的还在受苦受难，还要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而是丰衣足食，发财大大的。普通百姓都是腰缠几十万贯的富人。而同为炎黄子孙的台湾、海外侨胞们更是凭着自身的勤奋过上了比大陆人民好几十倍的幸福生活。惊奇、羡慕之余，共产党的官员们开始盘算着怎样捞钱，怎样在最短的时门里自己也能过上西方式的富裕生活。精明的共产党人们在与国民党打内战时个个是英雄好汉，现在时代不同了，追求不同了，奋斗几十年，到了捞钱的时候他们同样比腐败的国民党贪婪万分。且捞钱手段之新奇，令中外商界同行们大开眼界。

如前所述，共产党人凭手中的权力大肆受贿，这是一个捞钱的捷径，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方式。虽然普通但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有某种犯罪感，怕被人知晓。这里说的是以权捞钱的另一种方式：名正言顺的办公司，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有理有利有节地捞钱。

一九八五年前后，中共中央号召搞活经济。此前邓小平早已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两个号召目的只有一个：让当年因贫困而造国民党的反、至今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民众相比仍很贫穷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儿女们先富起来。在中共高层的鼓励下，一夜之间中共官办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连一些清水衙门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也办起了公司！挂名公司经理的一是中共党政机关的书记、市长、县长等大人物，还有些就是当今中国政坛赫赫有名人物的儿女们如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是所谓的“康华公司”的总经理。王震之子王军是中信公司的总经理。这些公司一无资金、二无厂房，甚至连堆货的库房也没有。（这还真有当年王进喜搞大庆油田时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味道）唯有手中或老爸手中的大印一颗。中国这个社会第一是认权，第二是认钱。“有钱能买鬼推磨、有权鬼把磨来推”。可见“权”的能量远在“钱”之上。只要有了权，搞点钱就不费吹灰之力。当时的中国物质紧俏、商品奇缺。这些公司的经理们凭手中的权力向生产厂家发出一个个指令式、计划式的订单：“给我多少吨货物”、“给我多少台彩电”、“给我多少个车皮”，生产厂家又全是国营的，而对中共官员的命令又不敢不把东西给他们。（当然厂方领导们也从中大捞油水）货物订单到手后，连货物在那里都不知道，将就订单转手加价。一夜之间，中共官员们就成了万元、十万元、百万元的暴发户！这比起资本家们辛辛苦苦地经营赚钱不知便当了多少倍！无怪乎中共官员们成天高喊“社会主义好！”没有这“社会主义”那有他们如此的发财捷径！举世闻名的中华最新词汇“官倒”其源盖出于此！这些“公司”们做生意本钱是不会出一分的。从厂家把产品拿出来后，卖了才会付钱。古人做生意追求的是“一本万利”，而共产党人做生意更是历害，达到了“无本万利”的生意场上的最高境界！

中共官员们不但自己以手中的权力大捞其钱，其妻室、儿女也借权力的保护伞大肆捞钱。最典型的就是中共头号人物邓小平邓大人之子邓朴方邓小人了。此人在文革时期因其父是中国二号“走资派”而遭批斗关押，据说在关押时为逃脱从楼上跳下，结果从腰部以下全瘫痪了。邓小平重掌中国大权后，瘫在床的邓朴方不甘寂寞，打出了残疾人的旗号办了一个“康华公司”。一时间中共高干子弟们靡集于此。邓朴方以残疾人的名义从官方获得了进出品免税之特大优惠。（当然是看在其老爸邓小平的面子上）他们走私贩私，买空卖空，倒卖国家紧俏物质……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国的超级暴发户。据传邓朴方在瑞士银行存款高达几十亿美元！在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示范”下，和各级中共官员们纷纷鼓动自己的儿女们“下海”办公司。（中共下台高干总书记赵紫阳、海南省长梁湘、四川省长肖秧在其被罗列的“罪状”上都有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所办公司提供巨额资金、提供生意上便利”的条款。）

这些官员们和高干子女们开办的官倒公司对中国经济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一九八八年，时值春茧上市时节，康华公司在四川大肆低价抢购蚕茧出口，至使举世闻名的四川南充丝绸厂无米下锅，停产数月之久……。官倒公司同时又造成了物价飞涨。一九八八年席卷中国的抢购风其根源就是官倒公司相互大抬物价，在社会总供给远远小于社会总需求的情况下造成的。

其四、化公为私，揩国家油水，捞个人好处。

化公为私其内容繁多，涉及到日常公务的方方面面，实难尽数，笔者只举其中几例，即可见一斑。这一种方式不一定是中共首创，大凡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都有。只不过中共在这方面比其它的专制国家更严重、且无任何约束罢了。

国家公物自八十年代初起不知怎的开始流入一些共产党官员的腰包。最初的表现是将办公桌、沙发、藤椅之类的东西往家里搬，反正公家的东西不用也是白不用。共产党人本来就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党和国家，我用点党和国家的东西就是党在用，就是国家在用。到后来发展到公家的自行车、彩电、等都往家里搬。花公家的钱不必小气，用公家的东西更不必客气，我不用放在那里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更何况我不用别人也会拿去用。

如此这般还不过瘾。国门打开后，官员们发现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资本主义国家普通老百姓家家都有小汽车！老子流血流汗革命一辈子，辛辛苦苦掌权半辈子都没如此享受过也太对不住自己了吧？“外国人有的中国官员们也要有！”一时间几百亿人民币的外国轿车涌入国门并被中共官员们据为私有，上至中央政府大员，下到一般县长镇长一人一部“奔驰”“皇冠”“丰田”并配上专职驾驶员。坐轿车一切开支均是公费！一部轿车每年的油钱、驾驶员的工资达万元以上，如此庞大的支出全是国家承担，全世界都难找如此的好事情！有车后不但自己一人享用，而且儿子、孙子、种子，妻子、老表、舅子，三亲六戚均沾光，老婆因病公车送，儿子考大学公车送……甚至官员们全家外出旅游也由公车送，一切处出的吃、喝、拉、撒、睡全部是公费！真是“外国人没有的中国官员们也有！”花人民几百亿血汗买车来享受不说，还得每年花几百亿供官员们玩乐！国家出钱买车，国家出钱买油，国家出钱请驾驶员，供私人享用，这样的好事世上那里还有！据报载：西藏党校副校长回四川探亲半年，将该校的轿车及驾驶员空运到四川家乡，供自己及家人随时享用。半年时间耗资达一万五千元，全部由公家报销！如此化公为私，国家就算是有座金山银山也会被挖空、蛀光！

“报销”是中国最常见的化公为私手段。“公费医疗”被誉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不知何时，公费医疗变了味道。最风行是中共官员们将高级营养品如人参、蜂王浆等作为医疗费用报销，发展到后来只要有一人是公费医疗，全家人都跟着享受高级药品、高级补品。后来吃药者用公家的钱买药再拿出来卖的事已屡见不鲜。到后来一些从不生病的人每年不知怎的也要报销医药发票数千元，（当然这是在医院有熟人的情况下开假发票化公为私。此种情况多为中共官员的亲友、家属）发如此发展下去，连医院也“搞懂了”，沈阳市某医院为自己多发奖金，将不是药品的东西当药品开出，什么铝锅、高压锅、饮料、服装……应有尽有，只要“患者”需要，且出得起钱，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也是医、患双方皆大欢喜的好买卖：医院创收，患者白得，何乐而不为？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在商品活动中买卖双方通过报销揩国家油水更是多多。只要可以报销，卖方任意要价，买方毫不痛惜，成交后又在发票上大做文章：花五百元买下的东西，发票上得写上八百元、一千元。还有更怪的事呢！笔者所在单位要买一部桑塔那车，此车在成都买约需二十万，但领导偏要叫不是本单位职工的某副经理儿子到一百公里外的德阳去花二十三万元买。莫非国营企业领导人个个都是猪头三？为公家买东西专挑价高的？后来据某财务人员透露：二十三万中有一张发票是以“手续费”名义所开出。这就更让人感到其中的猫腻。

中共的“会海”举世闻名，以会议为名吃国家花国家揩国家油水更是普遍。某厂召开新产品鉴定会，搞出个“上海报到、黄山开会、深圳结束”的奇特规定。并且收高得惊人的“会务会”，（可回单位报销）各地官员们见此好事，个个争先恐后。一场会议结束，会议组办者和与会者皆大欢喜：主办者从“会务会”中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与会者不但白吃白喝白旅游，还收到了一份价值不菲的厚礼，何乐而不为。

在中国揩国家油水方法之多令人瞠目。“开会发开会财、出差发出差财、检查发检查财，验收发验收财”。每参加一次这样的“公务”，就是一次捞油水的机会。当然这样的机会只有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才能得到。

其五、争相出国，涉外活动中丧失人格、国格。

中国国门自一九四九年向全世界关闭后，毛泽东、共产党向人民灌输的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不知实情，谣言重复千遍竟成了真理。吃不饱穿不暖的中国人还真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子民。一九七九年国门打开后，面对五彩缤纷的精彩世界才知道自己受了毛泽东的欺骗纷纷想到外面的世界看个究竟。共产党官员们对出国更是乐此不疲，他们手握大权，近水楼台先得月。纷纷编出各种理由公费出国。名为“考察”、“取经”，实为游玩。玩耍之余用国家的外汇捞个“几大件”回家。许多因公出国的什么“经济考察团”、“学术交流团”等等。若细看其出国人员名单就会发现这样团那样团真正懂行的仅一两人，其它一行十几人、二十几人多是什么也不懂的共产党官员们。他们考察什么？不外借机游玩并捞回高档家用电器而已。某建筑单位的一把手快退休前，也花了五万元到澳大利亚去“考察煤炭质量”。而且得到上级主管单位的支持。建筑行业与煤炭质量风马牛不及，真是咄咄怪事。人民辛辛苦苦挣的外汇，共产党的官员们就这样毫不痛惜地大肆挥霍！

国门打开后，涉外经济活动中共产党官员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方便，向外商索贿受贿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现在全世界凡与中共官员打过交道的商人无不有“中国人在公开场合满口仁义道德，私下却贪得无厌”的印象。据外国媒体报道：想与中共官员做成交易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包括电视机、现金、和让他们旅行，有的还要你雇用他的亲戚或安排他的子女们出国。

更有甚者是出卖国家经济情报或在商务洽谈中有意损害国家经济利益以换得外商提供的巨大好处。世界上有名的宝山钢铁公司兴建之初在与日本人洽谈引进设备过程中使国家蒙受了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最后只得毁约赔款了事。

中共官员们成天对民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他们自己又是怎样做的呢？国门刚一打开就闹出了中共国防部长耿飚之女耿红为了出国甘愿给一香港富豪当姘头的大丑闻。中共中央级、部级、省级高干千方百计地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定居提供种种方便。前海南省长梁湘在任深圳市长时就利用权力将两个子女送出国去定居。一贯挂羊头、卖狗肉的共产党官员们用冠冕堂皇的语言欺骗善良的百姓，背地里、甚至是公开地干着男盗女娼的勾当。

其六、五子登科、好处捞尽。

五子者：帽子、票子、房子、儿子、车子也。共产党人在“五子” 方面的丑恶表演既令国人和世界感到不可想象，更会令国人和世界感到卑劣之极而嗤之以鼻。

先说这帽子。没有头上的乌纱帽其它的都无从谈起。共产党的社会真是个“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丧失一切。”（林彪语）为了这权力，老一代拚死拚活从国民党手中抢夺，把个中国杀得个红天黑地，雪白血红。毛泽东为了这权力成天疑神疑鬼，生怕身边睡了个“赫鲁晓夫”，将开国功臣们几乎斩尽杀绝。毛泽东死后，开明君主邓小平坐镇，也不再搞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共官员们也用不着担心为争一顶乌纱而被扣上“修正主义、野心家、资产阶级、走资派”的大帽子。纷纷使出十八般武艺：溜须拍马、金钱开路、以色相勾、后台出面、熟人相托……，目的只有一个――弄顶乌纱来戴。

在乌纱帽的争夺中，中共元老们大权在握，自然处于最最有利的位置。老一代中共元老为使自己的权力百年之后后继有人，纷纷将自己的儿子、亲信扶上高位：叶剑英之子叶选平坐镇广东省，李维汉之子李铁映登上政治局委员的宝座，（李维汉当年在苏区将邓小平弄成“毛派”人物关押，对邓小平之妻金维映横刀夺爱，李铁映即是李维汉与金维映所生之子。按常理李维汉是邓小平的政敌兼情敌，邓小平是不会重用其子的。莫非是想显示一下为君之度量？九十年代民间传说金维映怀孕后邓小平才被关押，李铁映是邓之子。此真伪如何尚待考证。若用现代科学的DNA方法测定，不难得出最后结论）陈云之子陈元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刘少奇之子当上了河南省副省长，习仲勋年仅三十二岁的儿子习近平登上厦门市委书记的宝座，薄一波之子薄熙来成了大连市市长，乌兰夫之子布赫接其父的班而成内蒙古头号人物，周恩来养子李鹏更成为十亿中国人的大总管，杨尚昆复出，其弟扬白冰青云直上，几年就坐上中共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的高位。李先念的女婿江泽民由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了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的嫡出长子邓朴方若非残疾，怕是要名正言顺立为“太子”。

中国自古以来是将相无种、男儿自强。到了共产党当政，这将相就有了种，权力更要私传。否则谁来将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上行下效，下面的共产党官员见上司们都如此这般，当然就肆无忌惮地为捞更大的乌纱帽而殚精竭虑。据报载：某局长工作很有魄力，在人事安排上毫无顾忌，先后将自己的爱妻升为处长、儿子升为科长、儿媳升为副科长，召开会议时，全家男女老幼齐上阵。甚到回到家中都还在讨论工作！其“公而忘私的精神”令人击节！

中共高层的老人们七、八十岁路都走不动，但权力是万万丢不得的，职务头衔得随身带：中顾委主任陈云、政协主席李先念、国家主席扬尚昆、军委主席邓小平那个不是八十好几行将就木的老朽？自己至死都抱着权力不放，还装模作样地高喊“干部年轻化，废除职务终身制”，岂不是自欺欺人？下面的官员们也深知其中奥妙，你喊你的，我做我的。后来搞了什么“六十岁退休制”时，聪明的共党官员们又将户口年龄改小三五岁。上面的人明知年龄有假，也装着几百银子数不清――因为他们自己也将年龄改小了。

中共官场一方面老的官员们占着位置不让，另一方面有大量的事又得有年轻的来顶着。怎么办？只得将官僚队伍一再扩大。当今中国从党的机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机关官兵之比是世界最高的至少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倍！如此多的拿钱不干事的官员全是人民的血汗钱在养着，这老百姓不穷不苦不叫苦连天才怪了。据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资料：汉代官、民的比例高达三千比一，唐代是一千五百比一，清朝是九百比一，现在共产党政权是十五比一！高出汉代二百！高出清朝六十倍！在十四亿中国人中，靠吃人民血汗而生存的高达七千多万人！中国人民养得起吗？这些人每年几千亿的吃、喝开支如同几千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再说这票子。共产党官员捞钞票的手段多多：受贿、敲诈、以开会为名、以出差为名、办公司、……等等前面也说了就不再尽述。还有官员们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升工资、争待遇。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好倒是好，只是到了共产党手中就变味了，“按劳分配”变成了“按权分配”。谁权大谁就多得，而且还振振有词：难道我党委书记、局长、处长的贡献还不如工人和办事员吗？每次升工资评奖金总是官员们捞够了再开恩将剩余的施舍给下属。其实官员们到底干了多少事，作了多大贡献，他们自己心中最清楚。“一杯茶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开会时空话连篇、作报告尽是瞎编、外出检查吃喝不要钱、还有小姐陪着玩”这就是中共官员对国家和人民的最大“贡献”。

再说房子，中共官员们以权谋私、以房谋私之事更是路人皆知，百姓们是见惯不惊。中国十一亿人口住房条件是世界上最差的，然而中共官员们的住房“条件”与世界上比恐怕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了。这倒不是说中共官员们比外国官员们住得豪华、高档，而是说中共官员们获得住房的门路比外国官员们好得多。外国人住房得自己掏腰包。中国官员们就有着外国人不可比的优越条件，住豪华宾馆不用掏一分钱，且可随时召小姐们作陪。住房是随自己要。不但如此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儿子、孙子们捞房子且不必有所顾忌。你外国的官员谁敢这样做！中共官员们一人占多处住房是普遍现象，报载四川攀枝花市某单位在成都设一办事处，一幢住宅刚一落成，单位领导们一人锁上一套。平时工作在千里以外的攀枝花，一旦家人想到成都溜达溜达，此房即成了“别墅”。试问这样的好事在全世界那里找得到？

再说儿女。共产党官员们为自己儿女的幸福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了。职位最高的将儿子扶上国家一级、省、市一级导岗位，再创造条件让其步步高升。叶剑英儿子当广东省长，聂荣臻女儿成了国防科委主任，习仲勋的儿子当了副省级的厦门市长，薄一波的儿子又是大连市长，刘少奇儿子成河南省长，陈云儿子当银行行长，……职位稍低的让儿子弄个处长、局长干干，想要高升就看他的造化了。出国潮风起云涌之时，官员们的儿女们又成了最先的弄潮儿，当年大骂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儿女们出国去给富有的资本家们洗碗、提鞋、当姘头，以得到他们扔在地上的银子。国防部长耿飚的女儿耿红八十年代初竟愿给香港一富商作姘头，这成了当时轰动性的丑闻，害得其老子也因没脸面而丢官。职位最低的官员们实在无法，也好歹给他们安排一个舒适轻松的工作，弄上一套房子也心满意足了。

再说这车子。中共官员们吃公家，喝公家，出门当然也得公车代步罗。改革开放后蜂拥而入的各式外国高挡车在中共官员们几乎是人手一辆。且一切费用全是国家开支，前面已提及，在此就不再赘述。

其七、官僚作风、裙带作风、行业歪风、吹拍作风……股股妖风漫天刮。

中共官僚队伍庞大，是世界之最，其办事效率之低也是世界之最。两个世界之最相加，就不难看出中共的官僚作风严重到什么程度。中共的大小官员在争个人利益时从不打让手，更不会落后，但在工作中遇见问题时，不是“研究研究”就是缄口不言或互相推诿，谁也不愿表态，其中的原因大家心中明白，心照不宣，事办好了，功劳人人都有，何必一人出头，事办砸了，谁表态谁负责。中国人找中国官员办事很难，外国人找官员们办事更难。某外商向某市申办一独资企业，报告打上去后，盖了一百多外公章手续还没办好。如此效率，谈什么现代化？

中共官场的吹拍之风更是历害。毛泽东时代的大路跃进运动就充分体现了来了，领导说粮食亩产一万斤，下属谁也不敢说是九千九百九十九斤，否则一顶右倾大帽戴在你的头上。邓小平当政其官场虽没有胡编乱造的跃进喜报，但报喜不报忧，喜听恭维话却是普遍现象。由于中共官员的升迁贬黜在上而不在下，这就使得层层官员为了自己仕途而特别留心观察上司的喜怒哀乐，揣摩领导人的意图，投其所好，吹吹拍拍，阿谀奉承以讨领导的欢心。这种“精神贿赂、感情投资到了关键时刻自会收到神奇功效。为了给上司以工作能力强的印象，层层官员们费心劳神地揽功于己，诿过于人，弄虚作假，作为日后进身的资本。中共官员们还有一大特点，对上级点头哈腰，百般献媚，可对下级就是声色俱厉，稍有不恭，就会招到打击报复，高明一点的不动声色给你一双小鞋，让你有苦也说不出来。

中共的裙带风之烈也是世上少有。到了八十年代裙带风又有了新的内容：由于相互间的需要而编织成了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关系网，在此网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得意门生，随主子的升迁而升迁。

中共的行业歪风也是世上有名的。也算得上是中共官场的一大特产。古人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传统到中共手中可谓更上一层楼。民众中流行的顺口溜：“百货公司穿得棒，饮食公司吃得胖、五金公司车子亮，煤炭公司炉火旺。”就是此风的真实写照，八十年代此风愈演愈烈，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中的官员们更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勒索、敲诈的筹码。所谓“电霸、水霸、气霸”就是指这些部门的官员们以手中的权力向群众公开刁难，以谋取本部门的好处。其它的部门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建筑业胡夯乱要，高估多算；商业系统控制紧俏商品，强行搭配，以次充好，漫天要价，公安司法部门贪赃枉法、执法犯法；工商部门以办执照公然索要金钱；税务部门以收人情税换得个人的好处；交通部门以手中的车票、船票、飞机票谋取好处；金融部门以贷款为诱饵，大吃黑钱；……真是林林总总，难以尽述。

中共的腐败远不止以上这些，许多腐败行为听来令人难以置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今中外，没有任何朝代、任何国家的政府象中共的邓小平政权这样腐败。后来的江泽民政权比邓小平政权更有过之无不及。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败？其原因不外乎一点：公共权力成了一个党、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私有的权力控制着国家的生产资料，最终使得生产资料成了私人的财物。

人类社会从猿进化到人之后，私有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由于第每个自然人都有图强求存的本能，都有想比自己的同类生活得更好、更愉快的欲望，这种欲望成了人类创造各种精神、物质财富的动力。而人在为满足个人欲望而创造精神物质财富的同时，又使得其他人从中分享到了他的劳动成果，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两个洋人不知那根神经错乱，完全无视人类本能的对社会财富点有欲望，凭空意想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神话，这个神话竟也迷惑了一代热血青年并为之奋斗。然而人类的点有欲望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信徒们并没因有一个高尚的信仰而失去了自私、贪婪的本能基因，虽然这些本能在其奋斗过程受到了压抑，但当其奋斗成功后，其本能就会恶性地膨胀，变成比奴隶主、地主、资本家更加贪婪的嗜血者。他们在国家建立了公有制的目的不是为普天下的大众谋利益，而是将最广大的群众的个性、欲望压抑到最低限度，将公有财产、国家财富甚至人的生命统统据为己有。虽然打的旗号是公有制，其实质却是更垄断、更残暴、更贪婪的私有制――权力私有制。马克思当年梦寐以求的公有制在一些国家实行后，全部都因为人类自私、贪婪的本能和遗传基因而成了个不伦不类的怪胎。说人是私有的吧，任何人又不敢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大张旗鼓地将财物据为己有，说他是公有的吧，掌权者又对自己管辖下的一方天的物质、财富甚至人的生命拥有任意处置的大权，可以变着戏法将公有的财物化为私有。而最高统治者又将天下据为己有，视国家为自己的乐园。他表面上给有以清廉朴素、爱民若子的印象，实际上将人间的富贵享尽也不满足，一息尚存就要为保住手中权力而战。只要有了权力，权力所及之处都成了个人的私产。一旦失去了权力也就失去了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血雨腥风，胜利者总是给失败者罗织无数的罪名。这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人对马老先生的“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等津津乐道，恰又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实施公有制的政治基础――民主选举不屑一顾。马克思说人民群众可以通过选举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可是在民众们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官员们手中时，谁还敢去罢免官员？别说罢免，就是批评一句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中共党员张自新不是因公开批评毛泽东而被处死！死前怕他在刑场上乱说，还被残忍地割掉舌头！对其开山鼻祖的圣旨都阳奉阴违，一切为我所用，这些人还有资格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神圣”殿堂？马克思当年设想的“按劳分配”在共产专制国家里早已变成了“按权分配”，只要头上有顶乌纱帽，就能“招财进宝”。权力如同磁石，金钱如同铁器，权力愈大，对金钱的吸引力就愈强。当权力变成了私有财产，其能量、威力远远比资本家的私有的生产资料大数百倍。君不见共产党的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转眼间就聚敛了几十亿元的财富。马克思那套“谬论”的最大疏漏之处就是谁来对权力的拥有者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来进行有效的监督？怎样才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监督？一旦权力失去了监督，腐败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实验的结果是给苏联、中国等一切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劫难。

邓小平的十年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市场带来了繁荣，也给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腐败。如今这种腐败已同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的肌体里疯狂扩散。历史无情，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共产党政权会因经济的落后被历史抛弃，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共产党又会因其自身的腐败而灭亡。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彻底抛弃共产专制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