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9-8

周作人早年受他哥哥魯迅先生的影響，是反對中醫和女人裹腳的。在他1920年寫的《談虎集》中的《羅素與國粹》一文裡面說：

• 我想國粹實在只是一種社會的遺傳性，須是好的，而且又還存在，這才值得保存，才能保存。譬如現在有一個很有思想的人，我們可以據了善種學的方法，保存他特有的能力，使他傳諸後世。倘若這人已死，子孫成了傻子，這統系便已中絕，留下一部着作，也不過指示先前曾有過這樣偉大的思想，在他子孫的腦里卻自有他的傻思想，不能相通了。我們看中國的國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換一個名稱便是復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實在沒有什麽特別可以保存的地方。幾部古書雖有好處，在不肖子孫的眼中，只是白紙上寫的黑字，任他蛀爛了原是可惜，教他保存，也不過裝潢了放在傻子的書架上，灌不進他的腦里去的了。還有一層，你教他保重老莊，他卻將別的醫卜星相的書也裝潢起來了，老莊看不懂，醫卜星相卻看得滋滋有味，以為國粹都在這裡了。

周作人在《天足》一文中，還說評頭品足，是國人惡習當中的惡習：

• 我最喜見女人的天足。這句話我知道有點語病，要挨性急的人的罵。評頭品足，本是中國惡習的惡習，只有幫閒文人像李笠翁那樣的人，才將買女人時怎樣看腳的法門，寫到《閒情偶寄》裡去。但這實在是我說顛到了。我的意思是說，我最嫌惡纏足！

到了中年（1934）的時候，周作人還在《苦茶隨筆》中的《骨董小記》一文中，例舉了他所擁有的幾件古玩。而且和胡適一樣，這些民國做大學教授的，都有一些考據癖：

• 五、古明器四，碓灶豬人各一也。碓高二公分，寬四公分，長十叄公分。灶高八公分半，寬九公分。豬高五公分，長十一公分。人高十二公分。大抵都是唐代製品，在洛陽出上的。。。。六、方銅鏡一，高廣各十一公分，背有正書銘十六字，文曰：既虛其中，亦方其外，一塵不染，萬物皆備。其下一長方印，篆文曰薛晉侯造。總算起來，只有明器和這鏡可以說是古董。薛晉侯鏡之外還有一面，雖然沒有放在這一起，也是我所喜歡的。鏡作葵花八瓣形，直徑寬處十一公分半，中央有長方格，銘兩行曰：湖州石十五郎煉銅照子。明器自羅振玉的《圖錄》後己着於錄，薛石的鏡子更是文獻足征了。汪曰幀《湖雅》卷九云：《烏程劉志》：湖之薛鏡馳名，薛杭人而業於湖，以磨鏡必用湖水為佳。桉薛名晉侯，字惠公，明人，向時稱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又云：《西吳枝乘》：鏡以吳興為良，其水清冽能發光也。予在婺源購得一鏡，水銀血斑滿面，開之止半面，光如上弦之月。背鑄字兩行雲，湖州石十叄郎自照青銅監子，十二字，乃唐宋殉葬之物也。鏡以監子名，甚奇。桉宋人避敬字嫌名，改鏡曰照子，亦曰鑑於，監即鑒之省文，何足為異。此必宋制，與唐無涉，且明雲自照，乃生時所用，亦非殉葬物也。梁廷毋《藤花亭鏡譜》卷四亦已錄有石氏制鏡，文曰：南唐石十姐鏡：葵花六瓣，全體平素，右作方格而中分之，識分兩行，凡十有二字，正書，曰，湖州石十姐摹練銅作此照子。予嘗見姚雪逸司馬衡藏一器，有柄，識曰，湖州石念二叔照子。又見兩拓本，一雲，湖州石十五郎煉銅照子，一雲，湖州石十四郎作照子，並與此大同小異，此雲十姐，則石氏兄弟姊妹咸擅此技矣。雲照子者亦唯石氏有之，古不過稱鑒稱鏡而已。石氏南唐人，據姚司馬考之如此。南唐人本無避宋諱之理。且湖州在宋前也屬於吳越，不屬南唐，梁氏自己亦以為疑，但深信姚司馬考據必有所本，定為南唐，未免是千慮一失了。

可是不管怎麽說，周作人關於古玩的趣味，還是頗有一點見解的：

• 古玩的趣味，在普通玩物之上又加上幾種分子。其一是古。古的好處何在，各人說法不同，要看他是哪一類的人。假如這是宗教家派的復古家，古之所以可貴者匣因其與理想的天國相近。假如這是科學家派的考古家，他便覺得高興，能夠在這些遺物上窺見古時生活的一瞥。不佞並不敢自附於哪一派，如所願則還在那別無高古的理想與熱烈的情感的第二種人。我們看了宋明的鏡子未必推測古美人的梳頭勻面，“頗涉遇想”，但藉此知道那時照影用的是有這一種式樣，就得滿足，於形色花樣之外又增加一點興味罷了。再說古玩的價值其二是稀。物以稀為貴，現存的店鋪還要標明只此一家以見其名貴，何況古物，書夸孤本，正是應該。不過在這一點上我不甚贊同，因為我所有的都是常有多有的貨色，大抵到每一個古董攤頭去一張望即可發見有類似品的。此外或者還可添加一條，其叄是貴。稀則必貴，此一理也。貴則必好，大官富賈買古物如金剛寶石然，此又一理也。若不佞則無從措碎矣，贊成乎？無錢，反對乎？殆若酸蒲桃。總而言之，我所有的雖也難說賤卻也決不貴。明器在國初幾乎滿街皆是，一個一隻洋耳，鏡則都在紹興從大坊口至叄塊街一帶地方得來，在銅店櫃頭雜置舊鎖鑰匙小件銅器的匣中檢出，價約四角至六角之譜，其為我買來而不至被烊改作銅火爐者，蓋偶然也。然亦有較貴者，小偷阿桂攜來一鏡，背作月宮圖，以一元買得，此鏡《藤花亭譜》亦着錄，走為唐制，但今已失去。玩骨董者應具何種條件？此亦一問題也。或曰，其人應極舊。如是則表里統一，可以養性。或曰，其人須極新。如是則世問諒解，可以免罵。此二說恐怕都有道理，不佞不能速斷。但是，如果二說成立其一，於不佞皆大不利，無此資格而玩骨董，不佞亦自知其不可矣。

周作人的散文，是無所不談，也言無不盡的。最後是在文學和美術這方面，《談日本文化書》一文中，說中國人缺乏幽默，而日本人卻發明了滑稽。尤其是在浮世繪方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甩中國傳統繪畫，好幾條大街去了：

• 且說這滑稽，本起於文化文政（一八零四至二丸）年間，全沒有受着西洋的影響，中國又並無這種東西，所以那無妨說是日本人自己創作的玩意兒，我們不能說比英國小說家的幽默何如，但這總可證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國人為多了。我將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腳當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叄馬的《浮世風呂》與《浮世床》（風呂者澡堂，床者今言理髮處。此種漢字和用，雖似可笑，世間卻多有，如希臘語帳篷今用作劇場的背景，跳舞場今用作樂隊也。）放在旁邊，再一回國憶我所讀過的中國小說，去找類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為孤陋寡聞的緣故，一時竟想不起來。借了兩個旅人寫他們路上的遭遇，或寫澡堂理髮鋪里往來的客人的言動，本是氣質物的流派，亞理士多德門下的退阿佛拉斯多斯（Theoplirastos）就曾經寫有一冊書，可算是最早，從結構上說不能變成近代的好小說，但平凡的述說里藏着會心的微笑，特別是叄馬的書差不多全是對話，更覺得有意思。中國滑稽小說我想不出有什麽，自《西遊記》，《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講到描寫氣質或者還是《儒林外史》裡有幾處，如高翰林那種神氣便很不壞，只可惜不多。總之在滑稽這點上日本小說自有造就，此外在詩文方面有俳諧與俳文的發展，也是同一趨勢，可以值得注意的。關於美術我全是外行，不敢妄言，但是我看浮世繪（Ukiyo－e，意思是說描寫現世事物的畫，西洋稱作日本彩色木板畫者是也，真的只在公家陳列處見過幾張，自己所有都只是復刻影印。）覺得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民眾畫，不但近時的大廚美女就是乾隆時的所謂姑蘇板也難以相比，他總是那麽現世的，專寫市井風俗，男女姿態，不取吉祥頌禱的寓意。中國後來文人畫占了勢力，沒法子寫仕女了，近代任渭長的畫算有點特色，實在也是承了陳老蓮的大頭短身子的怪相的遺傳，只能講氣韻而沒有艷美，普通繡像的畫工之作又都是呆板的，比文人畫只有差，因為他連氣韻也沒了。日本浮世繪師本來是畫工，他們卻至少能抓得住艷美，只須隨便翻開鈴木春信，喜多川歌麻呂（末二字原系拼作一字寫）或礬田湖龍齋的畫來看，便可知道，至於刻工印工的精緻那又是別一事情。古時或者難說，現今北平紙店的信箋無論怎樣有人恭維，總不能說可以趕得上他們。我真覺得奇怪，線畫與木刻本來都是中國的東西，何以自己弄不好，《十竹齋箋譜》裡的蠡湖洙泗等畫原也很好，但與一立齋廣重的木板風景畫相比較，便不免有後來居上之感。我是繪畫的門外漢，所說不能有完全的自信，但是，日本畫源出中國而自有成就，浮世繪更有獨自的特色，如不是勝過也總是異於中國同類的作品，可以說是特殊的日本美術之一，這是我相信不妨確說的了。

周作人的散文，說實在是不太喜歡的，和同時期林語堂的文章相比，有一點兒怪怪的味道。可是比周作人散文小品寫得好的文化人，竟然至今也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