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8

都説汪精衛是近代最大的漢奸，因爲比他地位更高的溥儀皇帝是滿族人，算不得漢奸。汪精衛之前，應該是寫日本刀歌的那幾位，包括秋瑾和司馬光在內。按照小粉紅的邏輯，這幾位即便不是漢奸，也應該都是精日分子了。而在古代，最大的漢奸應該是漢光武帝劉秀。

以收藏於日本福岡市博物館的國寶金印為原型的漢倭奴國王金印

劉秀曾賜給倭奴國王一枚金印，可人家漢光武帝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別説送一枚印章，就是送半個中國給日本，按照這個標準，也算不得是漢奸。漢之前是徐福東渡的傳説，也是中國人東渡日本最著名的早期記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記載：

• 遣徐福 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但是徐福也不能算是漢奸，因爲徐福是秦朝人，比漢朝還早，怎麽能稱是漢奸呢？那麽，真正的漢奸，就只能從隋唐和宋明幾個漢人王朝裏面找了。可是要説最早的漢奸，《日本書記》和《續日本紀》這兩部日本史書還正好就派上了用場。例如在一塊和刻版《續日本紀》第九卷中，就清楚地記載了唐代一位叫王元仲的工程技術人員，在養老六年，也就是公元722年，或唐玄宗開元十年，幫日本製造飛舟，並得到天皇嘉獎、在日本做官的故事：

• 辛卯，……唐人王元仲始造飛舟進之，天皇嘉嘆，授從五位下。

這件事，比馬可·波羅在元朝做官早了至少五百年。在王元仲之前，公元660年，唐與百濟發生戰爭。一部分唐軍成了俘虜，後來被轉送到日本。續守言、薩弘恪就是其中的兩位。他們後來在日本擔任音博士等職，並參與了日本早期的文化與制度建設，包括幫助日本改國號倭為日本。《日本書紀》持統天皇五年（691年）九月條載：

• 九月己巳朔壬申。賜音博士大唐續守言、薩弘恪、書博士百濟末士善信銀，人廿兩。。。。十二月辛酋朔甲戊，賜音博士續守言、薩弘恪水田人四町。

慶長15年古活字版《日本書紀》巻第三十 國立國會図書館藏書 

如果按照今天某些人的標準，唐朝軍人跑到日本去做官、替日本傳授文字音韻，那當然也是妥妥的漢奸。而在他們之前，還有唐朝派往日本的使節高表仁（632年）、郭務悰（644年）、劉德高（665年）、司馬法聰（667年）、李守真（671年）等人，事跡都見於《日本書紀》：

• 倭漢沙門知由獻指南車。

這個倭漢沙門知由，如果也套用今天的標準，恐怕連內奸和工賊的帽子都跑不了了。而在公元650年前後，唐朝使者出使新羅、日本途中，還發生過一場慘劇。《太平廣記》卷四八一《蠻夷二》記載，唐使在海上遇風漂流，登岸後被當地人捕獲，其中五十多人被殺而食，最後在被擄婦人的幫助下逃脫：

• 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於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啖。兼出醇酒，同為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為所虜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為不去。吾請道焉，眾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系身，自縋而下，諸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

這一段記載是真是假，且另當別論；至少可以看出，唐代東亞海上交通的環境遠不像今天這樣太平，而中日之間的往來，也遠比一句漢奸所能概括的複雜。再往後，就是王元仲之後的陳懷玉和袁晉卿。公元734 - 735年，二人先後跟隨回國復命的日本遣唐使來到了日本。陳懷玉被天皇賜姓千代連。三十年後，他的後人千代連玉足又因功獲授外從五位下，踏進了日本貴族的門檻：

• 己亥。改元天平神護。敕曰：正六位上若湯坐宿禰子人。高尾連賀比。千代連玉足。佐佐貴山公人足。長谷部木麻呂。田部宿禰足嶋。佐太忌寸味村。民忌寸古麻呂。鳥取連大分。國覓連高足。文忌寸光庭。美奴連智麻呂。土師宿禰冠。秦忌寸公足。長瀬連廣足。維成澗。香山連賀是麻呂。百濟安宿公奈登麻呂。金刺舍人八麻呂。正七位上葛井連河守。正六位上檜前舍人直建麻呂。葛井連道依並外從五位下。

而袁晉卿則更不得了，他在日本擔任音博士，前後爲官五十年，還在日本娶妻生子，被賜姓清村宿禰，還曾出任安房守，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人物。《續日本紀》第三十五卷記載：

• 庚寅，袁晉卿，賜姓清村宿禰，晉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隨我朝使歸朝，時年十八、九。學得文選、爾雅音，為大學音博士。於後，歷大學頭、安房守。

晚清外交家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四《鄰交志》也記載：

• 時有唐人袁晉卿，年十九，善聲學，習《爾雅》、《文選》，從廣成來。聖武令與來使等奏唐、新羅樂，擢為音博士，遂由元蕃頭升大學頭。

如果袁晉卿活在今天，恐怕不但漢奸的帽子跑不了，還得加上一條文化漢奸。然後就是赴日的技術官員李元懷、皇甫東朝、沈惟岳、袁常照、張道光、徐公卿、孟惠芝、盧如津、李自然等人。其中袁常照本是唐朝官員，因安史之亂滯留日本，後來還成了袁晉卿的女婿。李自然則是一名女子，與日本遣唐使淨足結婚，後來在日本受到朝廷授位，其他人也各有封賞。例如《續日本紀》卷十八《孝謙紀》天平勝寶二年（750年）二月條載：

• 乙亥，幸春日酒殿，唐人正六位上李元懷授外從五位下。

這些人如果都要按照今天的漢奸標準來清算，那麼唐代赴日的技術人員、學者、僧人、使節，恐怕一個也跑不了。再就是唐僧道榮（729年）、道璿（736年）、崇道（754年）、鑒真（754年）、法進、惠雲、良暇、靈暇、思託、曇靜、法載、義靜等大和尚及其弟子們了。《續日本紀》卷十九《孝謙紀》天平勝寶六年（754年）正月條載：

• 壬子……入唐副使從四位上大伴宿禰古麻呂來歸，唐僧鑒真、法進等八人隨而歸朝。

鑒真東渡日本，傳戒授律，並參與唐招提寺的營建，使唐代寺院建築與佛教文化在日本得到具體傳承。今天去奈良，唐招提寺依然屹立在那裏。按照現在某些人的標準，鑒真大師恐怕也要被扣上一頂漢奸的帽子。還有《續日本紀》裏大量關於中日交往的記載，尤其是日本寶龜元年（公元770年）五月接待唐使孫興進、秦怤期等人的描述，更是有意思。其中有一段寫道：

• 庚子，唐客入京。將軍等，率騎兵二百，蝦夷廿人，迎接於京城門外三橋。五月，辛丑朔癸卯，唐使孫興進、秦怤期等朝見。上唐朝書，並貢信物。詔曰：唐使上書，朕見之。唯客等遠來，艱辛行路。宜歸休於館。尋欲相見。丁巳，饗唐使於朝堂。中納言、從三位、物部朝臣宅嗣宣敕曰：唐朝天子及公卿，國內百姓，平安以不?又海路難險，一二使人，或漂沒海中，或被掠耽羅。朕聞之，悽愴於懷。又客等來朝道次，國宰祗供，如法以不。唐使、判官孫興進等言：臣等來時，本國天子，及公卿、百姓，並是平好。又朝恩遐覃，行路無恙。路次國宰，祗供如法。又敕曰：客等比在館中，旅情愁鬱。所以聊設宴饗，加授位階，兼賜祿物，卿等宜知之。庚申，右大臣饗唐客於第。敕，賜綿三千屯。乙丑，唐使孫興進等，辭見。中納言-從三位-物部朝臣宅嗣，宣敕曰：卿等到此，未經多日，還國之期，忽然已至。渡海有時，不可停住。今對分別，悵望而巳。又為送卿等，新造船二艘，並差使，令賚信物，鎮卿等遣迴。又令所司置一盃別酒。兼有賜物。卿等好去。孫興進等奏：臣等多幸，得謁天闕。今乍拜辭，不勝悵戀。丁卯，唐使孫興進等，歸國。

臨別時，日本朝廷甚至專門造了兩艘船，派人攜帶信物送唐使回國。唐使孫興進等人在日本朝廷的正式外交場合中自稱臣。比起一千年後英國特使覲見乾隆時因拒絕行跪拜禮而成為外交爭議，這種民族氣節的標準，倒真是頗有意思。按照現在某些人的邏輯，這恐怕更是漢奸的確鑿證據了。

可是問題就在這裏。唐人到日本做官，是不是漢奸？唐人娶日本妻子，是不是漢奸？唐人接受日本賜姓，是不是漢奸？唐人替日本造船、造飛舟，是不是漢奸？唐僧到日本傳佛法，是不是漢奸？唐朝使臣在日本朝廷稱臣，是不是漢奸？如果把近代民族主義語境中的漢奸概念機械地投射到古代，那麼中國與日本數千年的人員、技術、宗教和文化交流，幾乎必然會被人為地製造出一部荒誕無比的《漢奸列傳》。

而如果把這個標準繼續往後推，朱舜水、孫中山、周作人兄弟、郭沫若、潘漢年等等，又何嘗不是一個比一個精彩？問題其實不在於這些人到底是不是漢奸，而在於漢奸本來就是一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政治概念。拿一個近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標籤，去衡量秦漢唐宋時代的人，甚至拿它去衡量古代的外交使節、僧人、技術人員和文化交流者，本身就是一種歷史錯置。如果什麽人只要去了日本、在日本做過官、娶過日本老婆、讀過日本動漫、接受過日本朝廷封賞，甚至替日本造過東西、誇過日本文化、吃過日本大餐、穿過日本和服、用過日本電器、與日本人同臺競技、同日本首相合過影、甚至感謝皇軍入侵，就可以被扣上漢奸或者精日分子的帽子，尤其是把這當作一種國家行爲和輿論的主流，那麽最後得到的結果恐怕不是在歷史和現實中找出了多少漢奸，抓到多少特務，而是證明了一件事：中國歷史上的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一部漢奸史。

如此説來，從徐福、王元仲、續守言、袁晉卿到鑒真，再到後來的朱舜水、孫中山、周作人、郭沫若、潘漢年，。。。。這部《漢奸列傳》，還真是越寫越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