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9

中國歷來重視辭令與外交。從晏子使楚、不辱使命，到蘇秦、張儀合縱連橫；從諸葛亮舌戰群儒，到李白《與韓荊州書》中的文字鋒芒，歷史上從不乏憑三寸之舌叱咤風雲的人物。到了近現代，又有李鴻章、周恩來等外交人物；當代外交舞台上，也出現了以強硬言辭著稱的戰狼外交風格。

然而，外交終究不是口舌之爭。言辭犀利，不等於談判成功；姿態強硬，也不必然意味着國家利益得到維護。倘若只圖一時之快，只爭言語上的輸贏，卻不能為國家爭取切實利益，更不能讓普通百姓從中受益，那麼，無論辭令多麼漂亮、姿態多麼強硬，表演多麼出色，都未必稱得上成功的外交。

翻閱《日本書紀》、《續日本紀》等日本古代史籍，可以發現，即使在中國國力強盛的隋唐時期，中日官方交往也並非始終順遂。禮儀分歧、使團糾紛與人員操守問題，都曾留在歷史記載之中。這些個案不足以概括一個時代的外交全貌，卻足以提醒我們：國力強盛不等於外交無往不利，禮儀隆重不等於交涉卓有成效，國家的威望也不能僅憑言辭與排場來證明。

一、裴世清出使倭國：隋朝使節，何以被稱作唐使？

據《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二記載，推古天皇十六年，即公元608年，隋煬帝派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出使倭國，陪同此前赴隋的倭國使者小野妹子返倭。裴世清是中倭早期官方交往中有明確姓名可考的重要隋朝使節之一。倭國為其安排館舍、儀仗與宴席，並派遣小野妹子等人回訪隋朝。這些記載反映出當時雙方對官方交往的重視。《日本書紀》記載，裴世清在朝廷上宣讀國書，其開篇為：

• 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

國書稱讚倭國君主安撫百姓、境內安寧、風俗和睦，並對其遣使來訪表示嘉許。從文字本身看，隋朝試圖以天子詔書的形式表達對遠方政權的慰問與政治定位。

但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公元608年仍處於隋朝，但倭國古代史籍在涉及這段交往時，存在值得辨析的稱謂與敘述差異。究竟是原文用字、後世編纂、傳抄異文，還是不同史籍採用了不同的敘述方式，仍需結合具體版本加以考察。後世《大日本史》第二百四十二卷也收錄了裴世清出使以及聖德太子回書的相關內容。

• 十五年秋，詔使大禮小野妹子聘於隋，鞍作福利為通事（《日本紀》）。贈隋主書，其略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善鄰國寶記》、《隋書》）。十六年夏，隋主使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來聘。築使邸於難波高麗館上，以飾船三十艘、飾騎七十五匹迎勞。裴世清等造闕再拜，獻國書、信物於庭。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此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並送物如別。宴世清等於朝。（《日本紀》）。帝問皇太子曰：書辭如何？太子曰：賜諸侯書式也。然曰皇、曰帝，其義一矣。彼之書用皇字，宜答書以報也。帝從之（《聖德太子傳曆》）。太子親艸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大體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又使小野妹子為大使，難波雄成為小使，鞍作福利為通事。學生倭漢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玄理等八人，送世清等。明年秋，妹子還。鞍作福利留而不歸。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隋煬帝雖然對倭皇自稱日出處天子不爽，但也無可奈何，誰讓他碰到的對手是聖德太子了呢。隋朝國書稱皇帝問倭皇，而倭國擬定的回書則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一稱謂上的差異，反映出雙方在外交文書中對君主地位的不同表達，也使這次往來超出了簡單的禮儀接待，涉及當時東亞政治秩序中的身份與名分問題。

二、高表仁出使倭國：國力強盛，就一定懂得外交嗎？

唐朝建立之後，中倭官方交往繼續發展。貞觀五年（631年），倭國遣使赴唐。唐太宗考慮到雙方相距遙遠，決定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赴倭，以示撫慰。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高表仁於舒明天皇四年，即公元632年抵達倭國。倭國派出三十二艘船迎接，並安排引導人員、館舍與宴飲。

• （舒明天皇）四年秋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於對馬。是時，學問僧靈雲、僧旻及勝鳥養，新羅送使等，從之。冬十月辛亥朔甲寅，唐國使人高表仁等，泊於難波津。則遣大伴連馬養，迎於江口。船三十二艘及鼓、吹、旗幟，皆具整飾。便告高表仁等曰：聞天子所命之使，到於天皇朝。迎之。時高表仁對曰：風寒之日，飾整船艘以賜迎之，歡愧也。於是令難波吉士小槻、大河內直矢伏為導者，到館前也。乃遣伊岐史乙等、難波吉士八牛，引客等入於館。即日，給神酒。五年春正月己卯朔甲辰，大唐客高表仁等歸國。送使吉士雄摩呂、黑麻呂等，到對馬而還之。

僅從迎送儀式來看，雙方都對這次官方往來給予了相當程度的重視。然而，這次出使最終並未圓滿完成使命。《舊唐書·倭國傳》記載：

• 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這段文字指出，高表仁與倭國王子發生禮儀爭執，最終沒有宣達唐朝的命令便返回中國，常被國人引為自豪。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書紀》對這次出使的迎送過程記載較詳，卻沒有詳細敘述爭禮的具體經過。《舊唐書》以無綏遠之才評價高表仁，體現了史家對其未能妥善處理爭禮問題的批評。但這一評價也應放在具體歷史背景中理解，而不宜據此概括整個唐朝的外交能力。而對於這次不愉快的故事，《大日本史》第二百四十二卷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記載說：

• 舒明帝二年秋，使大仁犬上御田鍬、大仁醫師惠日聘於唐。四年，唐主使新州刺史高表仁送御田鍬。明年，遣吉士雄麻呂等送高表仁至對馬而還。

從這兩次交往可以看出，即使隋唐擁有強大的國力，也不意味着它們能夠在每一次對外交涉中都按照自己的意願取得結果。隋朝與倭國在君主稱謂上各有表達，唐朝使節高表仁又因爭禮而未能宣達朝命。至少在這些具體事件中，國力優勢並沒有自動轉化為外交上的圓滿結果。

三、沈惟岳使團風波：外交官的操守，也是國家的形象

到了唐肅宗上元年間（公元760年 - 761年左右），倭國遣唐使高元度結束在唐活動後準備歸國。唐廷安排宦官謝時和等人參與護送，並由蘇州方面準備船隻，越州浦陽府折衝沈惟岳等人負責相關海上護送事務。《續日本紀》保存了這次使團內部的一段爭議。《續日本紀》第三十六卷記載如下。

• 丁酉。大宰府言。唐客副使紀喬容已下卅八人狀雲。大使沈惟岳，贓汙已露，不足率下。副使紀喬容，司兵晏子欽堪充押領。伏垂進止。府官商量，所申有實。報曰。大使副使並是勑使。謝時和與蘇州刺史。相量所定，不可改張。其還郷之祿亦依舊給。丙戌，授唐人正六位上沈惟岳從五位下。十二月甲午，唐人從五位下沈惟岳賜姓清海宿禰編附左京。

倭朝相關記載稱，唐使團副使紀喬容等三十八人聯名報告，指控大使沈惟岳貪贓，並認為其已經不適合繼續統領使團。副使等人請求倭國對此作出處理。倭國朝廷核議後答覆，正、副使都是奉唐朝之命出使的官員，相關安排已經由唐朝方面決定，不宜擅自更換，因此仍按照原定辦法發放歸國所需的祿給。

這段記載頗耐人尋味。一方面，它反映出唐朝使團內部存在嚴重的操守指控，甚至出現副使等人聯名質疑正使能否繼續履職的情況。另一方面，倭國沒有直接介入唐朝使團的人事安排，而是選擇維持既定秩序。當然，史書中的指控並不等同於經過獨立審判、證據確鑿的定罪。我們不能僅憑這一段文字，就對沈惟岳的全部行為作出最終判斷；倭國維持原有安排，也不意味着其認可了有關指控。

在這方面，倭國孝謙天皇/淳仁天皇表現出了極高的外交情商與審慎。雖然明知沈惟岳貪污屬實，但考慮到沈惟岳是唐廷（由宦官謝時和、蘇州刺史聯合任命）指派的官方敕使，日本無權罷免唐朝的官員，為了不引發外交風波，選擇了和稀泥，不改變其職務，且利益照給。此後，遭到部下聯合彈劾、聲名狼藉的沈惟岳，最終沒有選擇跟隨謝時和等人返回唐朝，而是留在了倭國。倭國朝廷既給足了唐廷面子，又通過賞賜和賜姓，成功收留並安撫了沈惟岳這位具有豐富航海和軍事經驗的唐朝中級軍官，為其所用。根據《續日本紀》的後續記載，他後來獲天皇賜姓清海宿禰，並獲得官位。後來的《大日本史》第二百四十二卷記載說：

• 初元度之還也，唐主以亂後弓材乏用，告元度求牛角。元度還奏之。令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南海道諸國貢牛角七千八百，以遺於唐。以右虎賁衛督仲石伴為遣唐大使，上總守石上宅嗣為副使。六年，石上宅嗣罷，左虎賁衛督藤原田麻呂為副使。夏，唐副使紀喬容等三十八人例狀，告大使沈惟岳贓汙不勘任於大宰府。府奏之。報曰：大使、副使並是彼之所命，今不可改換。其還鄉之祿，亦依舊給。七年，渤海使王新福奏言：李家太上皇（玄宗）少帝（肅宗），並崩。廣平王（代宗）攝政。年穀不登，人民相食。史朝議潛帝號，性頗仁恕，人心多附。兵鋒甚強，鄧州、襄陽，已屬史氏。李家獨有蘇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於是，敕大宰府曰：唐國荒亂，使命難通。其沈惟岳等，宜安置優給。如懷土願歸者，給船發遣。沈惟岳竟留仕於朝。寶龜中，敘從五位下，賜姓清海宿禰，編附左哀。

這裡的史朝議應指史朝義，即史思明之子。所謂的漢唐盛世，在倭國後世的史家筆下，也竟是如此的不堪。怪不得沈惟岳等人，也居然棄暗投明，選擇了跑路，成了最早的華僑。所以史書中的盛世，並不意味着現實中的一切都盡善盡美，尤其對小老百姓的生活。即使是國力強盛的唐朝，其外交活動也會受到政治動盪、交通條件、禮儀衝突以及官員個人操守等因素的影響。

隋唐時代的三個外交官，留下了三段並不相同的歷史記錄：裴世清出使倭國，涉及君主名分與外交文書的不同表達；高表仁因爭禮而未能宣達朝命，留下了交涉未竟的遺憾；沈惟岳則在唐朝動盪、歸國不易的背景下，最終移居他國。

日本史籍留下的這些記載，未必足以顛覆後世對於漢唐盛世的整體認識，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宏大敘事之外的另一面。外交真正值得考察的，不只是國書上的辭令、朝堂上的禮儀與史書中的褒貶，更是國家能否有效維護自身利益，官員能否恪守職責，以及國家的繁榮能否最終落實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