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是我的电脑启蒙老师，还没有时兴网络的时候，小四对286，386，486以及后来的586电脑硬件搞得很精通。

小四到学校之前，在部队当过兵。
小四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去当兵，那么小的年纪，就参加革命，可谓新时代的“红小鬼”。不过，那个时候他能作什么呢？军训？打靶，投手榴弹？力气不够吧，于是小四的工作任务便是吹号，吹起床的号。

1989年，学潮一浪高过一浪，小四那个时候在学校停薪留职，在深圳战友公司里面打工。“六，四”前后，小四在深圳那个地方亲眼目睹了许多关于“六，四”的报道。于是，回到学校的时候，亲自递交上去了退党申请书。

小四18岁的时候入了党，他这样的决定，给自己后来带来了实际的麻烦。

退党？ 党是你自己能退的吗？
结果不是小四自己退的，是党开除了他。事情还是没有了结，学校背着他，派去了一个专案组，专门调查小四退党的背后是否跟海外有什么直接关系。

我在校园遇见小四党内的朋友小苏(小苏小小年纪在部队的任务是养猪）的时候，他感叹道：“小四对党的感情太纯洁了。”

组织自然也要调查小四的家庭背景的。小四的父母一直是卫生系统的高级领导。但是，知道小四父母以前在中南海里面医疗小组作过事情的事，是有次跟小四去电脑市场买软件，后来我独自去的时候，摊主主动跟我说起的，他刚好跟小四在一个院子里面居住，说起小四父母的特殊背景，摊主解释道；这就是因为小四的父母在地方上，特别是文革期间没有遭到迫害的原因。

不过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问过小四。

奇怪的是小四周围的人，都一直认为小四太傻，甚至包括从自由世界回来的同事，都认为小四太耿直了，他们的观点是；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何必那么认真呢？

唯独没有人佩服小四表达真实观点和自己立场的那种勇气，以及面对人生失意时候的坦然。

小四最后得到的处分是降级，一是职称，二是降了两级工资。
那个时候社会上的气氛一直是很紧张的，记得我买的“欧拜克”自行车赛车被偷了，刚好买了保险，结果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得出据证明才能领回金额，不料，警察叔叔异常严厉地问道：“六，四”参加没有？反反覆覆地问了几次，好象如果是敌对分子，当然就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权利了。

很多年以后，小四所在的出版社，出了大问题，也跟“六，四”有关连，出版社的人，一不小心，居然把书号卖给了一个六四精英，那个作者居然出了他想出版的书籍，一时间整个出版社 的人，每天学习，反省，个个都很沉闷。

小四一直是我比较欣赏的人，不但因为他以前是文学青年，思维独特，就连他写的字迹也充满了个性。

到后来，再见到小四的时候，感觉这样一个搞文字编辑的人却对文字根本没有了任何的兴趣和敬意。他只是在那里谈论保持长寿之道的问题，很难再感受到他的内心想法。

再后来，小四已经提前退休了，见面的时候，说话嘴边常常带着“你们，我们的”，有意要划分出一种距离。这很容易想起罗大佑的歌词:“不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依然的笑容”。

还记得1989，校园里面有个学生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到；“五月，残酷的五月。”，其实更残酷的事情发生在了六月，那个时候，更多的人心里很慌，更想出国，其实这是内心充满了绝望的结果。

对于小四来说，他的1989，是他开始沉沦的年代。我曾经看见过他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大意是脚下的路，即使再也忍不住了，仍然无路可走。

现在想起来，有点宿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