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雷这样的脾气何性格，关键是三观，跟德国在上海的阿福里里外外的都不合（和）。

德国阿福的视频一般都是讨巧国内那些观众和粉丝的。

本人一般没有时间欣赏这类视频。今天老雷的也是视频自然送到眼前来的，最近在北京的，上海的，国内国外能跑的，都在跑。

老雷调侃阿福的视频，最后模仿阿福倒很难得的精彩。

今天跟国内一个老朋友聊天，他说他的朋友已经到了德国，路途很艰辛：

“我大概率会经历一次史上最辛劳最伤神最考验意志力以及考验时间管理的长途跋涉。

历经48小时，我终于到了。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惨过。

这是一条昨天编辑好没有发送的朋友圈（因为我抱着手机睡着了）”

很费解在2022年，居然墙国如此倒行逆施磨难在华的外国人和同胞。

他们润了，心情都有下辈子都不再来。

一声叹息。

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了“空城”上海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2/05/11/2482434.html

Anthony Reed 是一名来自英国海滨小城贝克斯西尔（Bexhill）的摄影师。小城附近的比奇角（Beachy Head）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同时也是“自杀圣地”：英国最高的海岸悬崖多佛白崖（White Cliffs of Dover）。Reed 开玩笑说，“如果一个地方因美丽和死亡而闻名，那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

2022 年 4 月，Reed 离开了上海。

他曾在绍兴和青岛有过短暂的停留和学习，随后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海防路，但因房租涨幅过高，搬到了愚园路一处老洋房的一居室。除了商业拍摄项目，Reed 喜欢扛着相机在上海的街头闲逛，拍摄那些在巨型都市里孤独的人。今年 3 月中下旬，他开始拍摄疫情下的上海。虽然彼时尚未全城封控，但昔日游人如织的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城隍庙、静安寺，已初现“空城”的气质。

以下是 Reed 的自述：

2008 年来中国以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在青年时代，我对亚洲，尤其是东亚有着一些幻想 —— 这促使我来到中国。我并不是冲着北京奥运会来的，但奥运会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开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那时我 24 岁，刚毕业，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这一年，我的双胞胎哥哥去了伦敦（他也是摄影师），而我来到了中国。我离开英国还有一个原因：撒切尔夫人虽然 1990 年就卸任了，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依旧影响着英国的方方面面，离开英国算是一种消极反抗吧。

在中国的这 14 年里，从焦虑如何靠商业拍摄来养活自己的艺术创作，到担忧商业拍摄过多会影响我的艺术创作 —— 每天的生活都是过山车式的。如果说起起落落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片段，那最近三四年只能说“落大于起”了。

每年 1 月（春节前）是我常规续签工作签证、递交材料的时期，这样，大约 2 月或者 3 月就会拿到新一年的工作签证。在上海，我注册了自己的工作室，签证事宜我都亲自去做，以往都很顺利，但 2022 年，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拒签。我跑到窗口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没有理由，别再问了”，哪怕我的“工作许可”到 2023 年都有效。这意味着：3 月 9 号之前，我必须离开中国。

虽然一直都知道，不可能在中国待一辈子，总有一天会离开，但在原先的构想中，我希望是在准备好的情况下离开，而不是被强迫、被通知。突然之间，我的工作和生活全乱了。我陷入了慌张的困境：大量工作要取消掉、房子要退（租）、拿不走的摄影器材还要想办法卖掉 …… 还有机票，昂贵的机票。

我怕时间来不及，于是 2 月份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签证中心，希望争取一个缓冲期。他们奇迹般地同意了，于是我的离境日期变成了 4 月 9 日。紧迫感有了缓解，但又一个变化来了：3 月初，上海爆发了奥米克戎疫情，已经有局部的小区被封控。我再次感到焦虑。我的航班会不会取消？新的航班会不会更贵？我会不会被封在家里？我原计划卖掉的东西怎么运出去？我如果走不了怎么办？人在家中，但是签证已经过期了怎么办？我会被居留吗？

果然事情朝着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被封禁的小区越来越多，商店和公共场所也陆续关张。我意识到，我的小区离封禁也不远了。于是，在还没被封之前，我拿起相机，去拍摄上海街景。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像是一次“场景重现”。

2020 年 1 月，疫情刚刚扩散到上海，所有人都对病毒和（飞涨的确诊）数字很恐惧，口罩也抢不到。当时离境没什么困难。2 月 1 号我飞去纽约，和哥哥团聚了一下。我以为疫情会很快被控制住 —— 2003 年的 SARS 疫情好像半年左右就控制住了 —— 但是没想到，病毒扩散到了欧洲，然后是美国。4 月份，纽约经历了 Lockdown。Lockdown 和中文的“封城”意思不太一样。在纽约，一切安排都只是“建议性”的，并不强制。马路上人少了很多，也并非空无一人。4 月 5 号，我和哥哥拿起相机，用两天时间拍摄素材，制作了一部短片《疫情下的纽约》（New York City During Covid-19）。让我诧异的是，有些人嘲讽戴口罩的行为，各种阴谋论也开始传播。

美琪大戏院，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两年多过去了，病毒不断变异。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样子了，即便全球都宣布疫情正式结束。在上海空荡的街头拍摄时，那种感觉很微妙，甚至有点诡异。我在欧洲的朋友全都感染过奥米克戎，有的人还不止一次，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碍。这给我造成了一个印象：病毒变弱了，人类可以松口气了。但（上海）对更弱的病毒变体，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这让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我只想着赶快离开。

从“不得不离开”到期待着赶快离开，这前后的心理变化应该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任何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十几年，都会有很复杂的感情。在上海，我有很多聊得来的朋友；我的收入虽然远未达到“舒适”的程度，但丰富了我的经历和创作。这里的生活确实便利，但（我）也会想起几年前就消失不见的午夜路边摊炒面、烤串，越来越少的 Club 和周末夜晚倒在路边喝醉的人 …… 还有不断远去的朋友。这里有太多的回忆，不是买一张机票就可以马上切断的 —— 但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应付不来。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4 月 1 号浦西开始封控之前，我在周边的市场、路边（竟然看到了路边卖菜的）买了大量的蔬菜和方便面、饼干。旁边的几家便利店几乎被抢空了 ——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当时的说法是，预计封到 5 号，而我是 9 号的飞机去纽约。我想，或许还有机会和朋友们做最后的道别，但朋友都告诉我要多准备一些（物资），也别期望最后的道别了，有机会总能再见面的。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5 号没有解封。我开始担心食物不够，以及 9 号不能走。我在微信上问了居委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我从来不知道小区还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十几年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概念，但现在的出入都要经由他们许可。他们告诉我不能擅自出去，哪怕我的签证马上过期，我要离开中国了。于是，我一面联系英国领事馆，一面又和居委会商量，我该怎么出去。另外，食物方面，朋友告诉我怎么在 App 上买菜 —— 我下载了好几个，一次都没有买到过。我这栋楼里都是老人，只有我和隔壁邻居算是“年轻人”，他是个意大利人。我俩都不知道怎么去问邻居买菜的办法，老人也都不太会用那些 App。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很崩溃。食物的话，如果省着点吃，应该可以撑到 9 号。但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出去。领事馆联系到了我所在辖区的公安局，但公安局表示他们和我的居委会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后是我的一个邻居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了居委会，允许我 9 号离开。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抵达浦东机场。所有交通工具都停了。通过在微信上向各种人紧急求助，最终联系到了几台可以提供这种服务的“合法车辆”。有一辆“黑车”说可以带我去机场，要 3000 块的车费，我拒绝了。为了万无一失，我预定了三辆车，都付了定金，最终选择了一辆大巴。出发前几天还要不断地做核酸，我反复确认手机里最新的核酸报告、疫苗证明，还有机票信息、护照、健康码、行程码 —— 所有这些能让我“通关”的证明，我一遍遍地查看，想用最快的方式把它们展示出来。

离开小区之前，保安还反复和我确认：“你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是吧？保证不回来了吧？”我笑了笑：“对，保证不回来了。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封控期间不要再回来了，否则流程很麻烦。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整辆大巴车，只有我和我的行李。车窗外是上海的夜，路灯都还亮着，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和车。我拿出手机拍摄窗外的景象，这或许是我能拍到的、经历的最后的上海了。司机穿着全套防护服，看不到他的样子，他一句话也没说 —— 这很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他可能每天要负责好几次这样的机场之旅，带着和我同样遭遇的人离开上海。从我家到浦东机场只用了 36 分钟，从来没这么快过。出乎意料的，我快速地通过了各个关卡和安检。在登机口候机时，放眼望去，空荡荡的，一排排座椅上都没有几个人，灯光也很暗，我感觉像在电影院，电影已经散场，人都走空了。

飞机起飞后，我才真正地放松下来，其他乘客也是同样的神态。我开始思考我在中国的经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说过，“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和某个人的见面是不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我对这句话开始有了一些理解。把“人”换成国家，也一样。我童年离开博茨瓦纳（Botswana，Reed 儿时曾随父工作在此居住），现在离开中国，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上海街头，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在中国十几年，2010 年左右，拿着相机在路上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无论是拍摄路上的行人、老弄堂、拆迁的工地，还是在最繁忙的商业街，顶多会引人多看一眼。大概从 2018 年起，尤其是疫情之后，我带着相机，哪怕什么都没有做，总有保安过来问我在拍什么、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要拍摄，有时候甚至被呵斥、赶走。曾经与保安、年长的居民畅快闲聊，听他们自豪地讲述背后建筑的零星历史和故事 —— 这样的经历已经消失了。2022 年初，因为商业项目我去了济南，工作结束后，在济南的火车站，当我拿出相机准备拍摄新盖好的车站建筑时，被保安拦住。他抓着我的胳膊，冲对讲机说着什么（我没听懂）。之后来了两个警察。那个保安情绪很激动，对警察说着什么，我只听到了“美国间谍”四个字，围观的人开始越来越多。警察看了我的护照，了解到我不是美国人，让我删除了照片之后就放我走了。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会被当作“美国间谍”？分不清白人的国籍我还能理解，但“间谍”？

紫金路，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0 年，我从纽约辗转到英国老家待了一段时间，7 月回到上海，经历了 14 天的隔离后，终于可以出门了。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样子，很多人在户外不戴口罩了。而当我在路上摘下口罩想松口气的时候，会有人走过来告诉我要戴上。我觉得他们说得没有错，我立刻会把口罩戴上，但同时也发现这些人不会对不戴口罩的中国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我越来越觉得，我，一个外国人，一个“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异化”。“白人 = 美国人 = 病毒”这样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在对方喊出“口罩！”并作出一个手挡住脸的手势时，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我不是美国人，我核酸阴性，我打了三针疫苗”。我觉得很无辜，也很无奈。

外滩招商银行，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1 年 3 月的时候，美国开始“反对亚裔歧视”的游行和运动。针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在美国一直都有，但随着新冠疫情而变本加厉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甚至谋杀越来越频繁。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把对于病毒的负面情绪投射到“外族”身上，好像消灭了外族就可以消灭病毒一样。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在上海的经历，如果用情绪的波澜作为衡量标准：从逐渐增多的不快经历，到开始质疑、怀疑、自我怀疑，再到最后一个月几近崩溃的“沸腾”—— 这个过程并不是由一个个事件节点构成的，好像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总是说“某某事件导致了某某某”—— 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你并不能看到这些节点，那是一个缓慢加速的过程。很多时候，事件也并不是“砰”地一声开始或结束的。只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你会去追溯，某时、某地、某事也因此被赋予了象征的意味。

现在我已经抵达了纽约，和哥哥、嫂子还有他们的家人团聚了。如今的纽约和我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马路上都是感受早春天气的人，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戴上口罩，但戴口罩在这里已经不是主流。我哥哥继续拿起相机，准备在路上边逛边随便拍拍。我和他说，我一下子看到路人都露着脸，太多的脸，还有那么点不适应。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习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多多讨论的现象。等时差调好了，我想联系一下之前的那些客户，看看它们有没有拍摄需求。最近的花销确实有点多，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