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代表作、无人称自传《悠悠岁月》也成为读者们全网搜寻的热点。

　　什么是无人称自传？

　　无人称自传《悠悠岁月》是怎么来的？

　　从小镇女孩到诺奖得主，开创无人称自传这种全新体裁的安妮·埃尔诺走过了怎样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1940年9月1日，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大区的一个小镇。她的父母做过工人，后来经营一家兼卖杂货的咖啡馆，勉强维持生计。她的母亲受家庭条件所限早早辍学进入工厂，因此深信教育可以改变现状，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总是激励女儿努力学习。安妮·埃尔诺不负母亲的期望，一直成绩优秀，先后考入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成功取得教师资格，教授现代文学。

　　安妮·埃尔诺很早就展现出她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她在二十岁时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手稿，却始终未能发表，此后忙于种种生活琐事，直到1974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空衣橱》，从此再未停下探索的脚步。

　　她通过写作探索的不仅是个人生活经历，更是同代人、父母、女性、不知名的人和被遗忘的人的经历。

　　在安妮·埃尔诺的书中，个人经历，哪怕是最私密的那些，也有着集体性和社会学的维度。她的写作沿着不同的方向展开：身体和性、人际关系、社会发展、教育、时间与记忆，以及写作本身，这条线索真正地串联起她关心的方方面面。

　　人文社副总编辑肖丽媛认为：“她的语言读来平实、干净，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能够剖析我们生活中的尖锐问题。”

　　安妮·埃尔诺曾这样回忆写作初衷时：“我总感觉我经历的很多事情，如果这些经历能真正存在下去，就必须把它们写下来。最早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写日记，当时是为了为我所在阶层的人正名。”

　　但她的写作生涯被生计所困一度中断：“我希望从事写作，但必须工作赚钱。”父亲去世后，她在一所中学任教，班里大多数学生来自于当地条件非常一般的家庭——工人家庭，这些班级培训秘书或会计助理，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她重新面对自己的出身、原生家庭和社会阶层。

　　对安妮·埃尔诺来说，写作的动力来自“一种打破文学和社会固有等级的愿望，通过以同样的方式描写并结合那些在文学中微不足道的事物（如超市、铁路等）和那些更高级的事物（如记忆的机制、时间的感觉等）。”

　　安妮·埃尔诺想用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安妮·埃尔诺异常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演变和人生的短暂，“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因此她要写作一部反映时间流逝的作品。

　　但她不想像伍尔夫那样写一部现代派小说，也不想写一部历史著作，而是要写出多数人的回忆，为此她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在退休后经过充分思考和推敲，用她创造的名为“无人称自传”的新体裁，写出了被称为“社会自传”的杰作——《悠悠岁月》。

　　该书最早在2008年经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随即获得杜拉斯文学大奖，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在中国出版发行，并于2021年再版。

　　书中最后一句完美地概括了安妮·埃尔诺作品中的思想和风格：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挽回一切将要消失的景象。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有着浓厚的社会学色彩，试图在个人记忆中找回集体记忆，对自传这种体裁做出了新的定义：“个人的依然是并永远是社会的，因为一个任何其他因素如法律、历史都不存在的‘我’是不可想象的。”

　　她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的写作风格：“不加评判、隐喻以及浪漫的对比”“既不抬高也不贬低讲述的事情”“循着历史事件和文献资料的线索前进”。

　　《悠悠岁月》采用的“无人称自传”这种前所未有的体裁，无疑对创建21世纪的法国新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一创举使《悠悠岁月》成为将要形成的新文学的一部先驱之作，也使埃尔诺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

　　《悠悠岁月》中文版译者吴岳添在《译者前言》里对这种新的体裁有一段精妙阐释：“无论多么生动的回忆录，都只是作者本人的记忆，正如无论多么感人的老照片，都是社会状况的反映一样，与读者本人并无密切的关系，因而也就无法使读者感同身受。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埃尔诺创造了‘无人称自传’这种崭新的体裁。她的自传从头到尾都不用人称‘我’，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也就是无人称的泛指代词来表示‘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变，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发现原来我们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悠悠岁月》不单是一部对法国社会过去几十年变迁的回忆之书，也是一本书中之书。本书涉及大量文学和社会科学作品，反映了一位法国现代知识女性的阅读史，也折射出法国几十年来的社会思潮变迁。

　　《悠悠岁月》书前引言便引用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话：“是的，人们会遗忘我们。这是生活，毫无办法。”

　　书中提及大量文学作品：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左拉的《泰蕾丝·拉甘》，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维尔哈伦的诗歌，赫克托尔·马洛的《在家里》，莫里哀的《打出来的医生》《斯卡班的诡计》，拉辛的《讼棍》《伊菲革涅亚》，高乃依的《熙德》《西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萨特的《恶心》，斯丹达尔的《亨利·布吕亚尔的生平》、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莫泊桑的《一生》、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到灯塔去》、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波伏娃的《名士风流》《第二性》、马尔罗的《人的境遇》、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里斯蒂亚娜·罗什福尔的《时代的孩子们》，让·热内的《屏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塞尔日·勒茨瓦尼的《光明年代》、克莱尔·埃特舍雷丽的《爱丽丝或真实的生活》、伏尔泰的《老实人》、苏珊娜·奥莱尔的《被窒息的创作》、让-巴蒂斯特·克雷芒的《樱桃时节》、鲍里斯·维昂的《逃兵》……

　　书中涉及的作家还有夏尔·贝玑、魏尔兰、圣埃克苏佩里、伏尔泰、米洛兹、阿波利奈尔、加缪、安德烈·马尔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卡夫卡、布托尔、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乔治·桑、勒克莱齐奥、安德烈·布勒东、尤内斯库、艾吕雅、西蒙娜·韦伊、斯蒂芬·金、普利莫·勒维、罗贝尔·安泰尔姆、乔治·佩雷克、塞萨尔·帕维瑟、耶利内克、科莱特……

　　此外，书中提及的社会科学著作有杰曼·格里尔的《女宦官》、凯特·米勒特的《男性的政治》、福柯的《词语与事物》等，涉及的作者布尔迪厄、福柯、巴尔特、拉康、乔姆斯基、波德里亚尔、伊凡·伊里施、让·饶勒斯……

　　人文社副总编辑肖丽媛说：“埃尔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她对百姓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细致入微，这也给其作品烙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她在书中看似无厘头地罗列了大量“当下时刻”，关于希望、绝望、失望、欲望等主题的文字记录下时代的种种缩影，让人们翻开随便哪一页都能找到一个词句、段落安放自我。

　　诺奖消息传开后，安妮·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一书中的《致中国读者》被大量转发传播，那么这封饱含对中国友善情感的信件是如何得来的呢？

　　这封信是在2010年，安妮·埃尔诺得知《悠悠岁月》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时，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回信，人文社请译者吴岳添翻译后放在书中。在这封信里，埃尔诺讲述了自己和中国的缘分，回忆了自己第一次到中国的情形，中国从她想象中的样子变成了具体的国度，她观察到：“在中法两国人民的特性、历史等一切差别之外，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悠悠岁月》中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去年重新盘点梳理出版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文集，出版方精选了那些值得一读再读的作家作品重新出版，《悠悠岁月》就是其中之一。

　　有趣的是，在今年安妮·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有两位法国作家也是和她一样，先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再获诺贝尔文学奖：2007年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2008年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的诺奖得主莫迪亚诺的作品《夜半撞车》在2004年就入选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三位诺奖得主的获奖作品都是由“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首次引进中国，足见其前瞻性——它令中国读者接触到世界当代文学的前沿与潮流，作为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第一时间进入中国的宽阔平台，是由中国出版方组织评选的一项具有国际性意义的重要文学奖项。

 安妮·埃尔诺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

　　二〇〇〇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到北京，后到上海。我应邀在一些大学里谈了自己的写作。你们的国家，中国，我在童年时就多少次梦想过的地方，我在想象中在那里漫步，在一些把脚紧裹在小鞋里的女人、背上拖着一条大辫子的男人当中。晚上，我常常以为看到了被夕阳映红的云彩里的长城。后来，与六十年代的少数法国人一起，我以一种抽象的、没有画面的方式，经常把它“想成”一种统率着十亿不加区分的人的政治制度。当然，在最近十年里，一些影片、纪录片、书籍，改变了我简单化的观点，但只有在这个五月的早晨到达北京的时候，这种由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杜撰、虚构的描述所构成的模糊一团才烟消云散。

　　我在街道和建筑工地的喧闹中、在偏僻的胡同和公园的宁静中漫步。我在最新式的高楼旁边呼吸着平房的气息。我注视着一群群小学生，被货物遮住的骑车人，穿着西式婚纱拍照的新娘。我怀着一种亲近的感觉想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我看到的一切，在卡车后部颠簸的工人，一些在公园里散步的——往往由一个祖母、父母亲和一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和我当时正在撰写的、你们拿在手里的这本书产生了共鸣。在中法两国人民的特性、历史等一切差别之外，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在街道上偶然与一些男人和女人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也常常自问他们的生活历程是什么样的，他们对童年、对以前的各个时期有着什么样的记忆。我会喜欢接触中国的记忆，不是在一切历史学家的著作里的记忆，而是真实的和不确定的、既是每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他经历过的时代的痕迹。

　　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小说《悠悠岁月》——译成你们的语言使我充满喜悦——能使你们，中国朋友，接触一种法国人的记忆。一个法国女人的、也是和她同一代人的人所熟悉的记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的记忆，在各种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方面，比他们几个世纪里的祖先有着更多的动荡。一种不断地呈现一切事件、歌曲、物品、社会的标语口号、集体的恐惧和希望的记忆。它根据对从童年到进入老年的各种不同年龄所拍摄的照片的凝视，同样勾勒了社会的进程和一种生活的内心历程。在让你们沉浸于这些你们也经历过——也许不一样——的岁月的时候，愿你们能感到，其实我们完全是在同一个世界上，时间同样在无情地流逝。

　　（天津日报记者 仇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