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東京的想法是突然冒下來的。本來是到上海開會,老老實實飛到上海挺好的,可是這次正好是日本櫻花開放的時間,機會實在是難得,所以來個順道游,就叫個“櫻花行動”吧。於是四月六號出發,四月七號到了東京。 
一個人到日本還是有點怕,首先是語言不通。還因為我在方向感這個方面完全白痴,就算是對着太陽也是不知道東南西北的。下了飛機,在機場換了100美金的日元,得了一萬零八十日圓,立即腰纏萬貫的感覺。到“問詢處”仔細問了去酒店的路線,按照問訊處的小姑娘給寫的方向,要轉三道車才能到賓館。買火車票用了2470日元,頓時有些緊張:這“萬貫”可不那麼經用啊。去市區的火車上,看到了旁邊的男人,馬上就想到“日本鬼子”四個字。(看抗日神劇看多了,可能)。 
下了機場的車,又順利轉完第二個車就找不到北了。在車站對着一位日本小姑娘比划了一會兒,小姑娘對着手機猛查一陣,又熱情地把我送上了車,心裡還沒感激完就發現,我怎麼回到剛才轉第一遍車的地方了?又坐了一站,急忙拉着倆大箱子跳出了車,可憐熙熙地站在路中間不知所措,只好繼續問路。 
在問路的過程中發現,如果問單身小姑娘,有可能是和我一樣的路盲。單身男人為了避嫌一般是不會搭理我的。幾個女人一起走的,一般嘻嘻哈哈地會搖手說不知道。後來看到下班的兩個男人一起走,希望會有一個憐香惜玉的,果然他們停了下來,很耐心地看我比劃。然後倆人商量一會兒,把我帶到我該坐的返回的車。下了車又在原地沒敢動,終於有個警察模樣的人過來了,看樣子他有責任幫助我,就告訴我,上樓梯往右拐去找賣票窗口。這次不錯,一下子就買對了票上對了車。終於到了赤坂車站,天已經完全黑了。又仔細問了問窗口的人怎麼到這個賓館,回答說,一分鐘就到。上了電梯以後,左轉,再左轉就到了。可是等我上到了地面左轉以後,沒看見可以左轉的路口,只好繼續往前走,走了好幾個一分鐘,還是沒法再左轉,就知道不對了。 
看到路上的人都急匆匆地趕路,也不好意思問,就找了一家小店。店路只有幾張小桌子,年紀挺大的老夫妻倆,那日本老姐姐正在抽煙,我沒進門就開始跟那姐姐比劃,因為倆箱子太重了,沒法拖上去。老姐終於明白了我的比劃,找我要了我提前打印的地址和電話,端詳了一會兒,自己果斷地撥了賓館電話,在電話里哇啦哇啦了半天,把電話遞給了我。我一聽,還好,說英文,問我在哪裡?我忙向周圍看看,告訴他我不知道在哪兒。他又問周圍有什麼標記嗎?我又向周圍看看,都是日文,只好又說不知道。這時候只見老姐跟那男人哇啦了兩句,拿起了手包,穿上外套,指了指門外,我明白了,她是要送我到賓館去。 
我急忙掛了電話,跟在她後面,老姐一看我一個人忙倆箱子,手一伸,抓了個重的,扭頭就走,我這才看到老姐比我矮一個頭。想給她那個小一點的,又怕萬一比劃錯了,她不送我了,只好忙忙地跟着。老姐也不試着解釋了,只顧拉着箱子在前面跑,我還得大步才能跟上。大概被我錯得太遠了,老姐走了幾條街,發現她也找不到那地方。她看看我,我還是一臉無辜的樣子,又把地址給她。看着她拿起手機對着電話哇啦哇啦了一會兒,三拐兩拐把我帶到了賓館門口,臉上露出勝利的微笑。我把口袋裡的零錢拿在手上,沒敢拿出來,因為不知道日本的雷鋒姐姐會不會誤會,只好懷着滿心的感激,深深地給她鞠躬行禮謝了她,才走進賓館。按照我的理論,這日本老姐姐前世一定欠過我家上輩子的人情。因此很感激我家的祖先們做下了好事,讓我得到了回報。並決心自己以後也要多做好事,福蔭子孫。 
早就聽說日本的旅館很小,但是小到這種程度還是讓我很吃驚。在前台拿了鑰匙,找到在9樓的房間一看,一張床是個上鋪,占據了房間的三分之二。兩個箱子一放,就得跨過箱子走了,太好玩了。房間裡還有一張桌子,其實只能算半張。爬到床上試一下,仿佛回到了學生時代。在這層樓巡視一下,共有10個房間。盥洗室是合用的。台上地下一塵不染,兩個洗浴間,兩個廁所。進了廁所,馬桶蓋忽地一下就自己打開了,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日本的廁所基本都是電動馬桶。雖說是公用的盥洗室,後來幾天也沒感到任何不便。 
一夜無話,第二天一大早出去吃了一碗拉麵,只要不問路,發現不懂日語也能過得去。買面很有意思,在店外面的一個機器上看圖,買了票,進去把票遞給老闆,就領到一碗麵。後來看到櫃檯上的一團黑菜糰子想買來嘗嘗,拿出一張錢,對老闆指了指。老闆對我哇啦哇啦了好幾句,看我一臉天真,就從我手上接過錢,自己到外面去買了一張票,才把那個黑菜糰子給了我,黑菜團沒辜負我的希望,很好吃。可是我還是沒懂,為什麼不直接收錢,卻一定要到外面去買票。 
(上圖中櫻花均在東京上野公園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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