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到大姨家做养女的时候已经三岁多了，可我一点也不记得怎么去的。当大姨得知可以从她妹妹那儿领养一个女儿时，她是想要老大，我九岁的大姐。因为九岁的孩子在农村可以干很多活了。可是九岁的智力也高多了。据说，大姐一眼就看出了大姨的来意，对她带来的花花绿绿的糖果看都不看一眼，话也不跟她说。于是大姨转向七岁的二姐，谁知二姐从小就厌食。只有那个智力低下又好吃的傻老三，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几天之内就缴械投降，被大姨不情不愿地滴溜到了杂技之乡---河北吴桥，糊里糊涂地就改了姓。

不能说大姨不爱我。油灯下，她喂我吃鸡蛋炒饭，把面条卷成小卷送到我嘴里，细心地把鱼刺挑出来再喂我的情形，几十年了都历历在目。我离开他们以后，她每年都寄来自己织的花布给我们做冬衣。我儿子几个月时，她千里迢迢赶到武汉帮我看儿子，让我有时间准备考研。我到北京实习和以后参加工作他们怕我生活困难，还时时惦记着给我寄钱。

大姨不想要我也是有原因的。大姨多年没生育，她不会带小孩子, 孩子们的所有举动在她看来都是调皮， 好孩子的标准是坐着一动不动。所以，二十多年后，她对我的评语还是，天底下最淘的孩子。还有就是她白天出工时拿我没办法， 家里没有人照看我。

记得很清楚，每天早上，大姨会仔细地给我洗脸，擦上蛤蜊油，梳一个朝天的小辫，然后拿出一支口红在我眉心点上一个小红点。吃过早饭，他们走了，就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不记得当时的心情，但我想说不定后悔过不该贪吃那糖果，因为我在武汉每天都上幼儿园。从大姨二十多年后历数我的罪行，我一个人在那间屋里没干什么好事。似乎屋里的织布机，纺车，都成了我的玩具。在我的印象里，那个屋子又大又黑。离开河北后好多年，那大黑屋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恶梦中。一直到十几年后回到那里，发现那屋不大，也不那么黑。

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在被关押的日子里，小小年纪的我也知道从薄弱环节入手，想办法逃出去玩。慢慢地我把门槛弄松了，白天他们走后不久我就从门下钻出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估计他们快收工时就钻回去，把门槛放好，装出一付好孩子模样。这秘密通道让我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直到有一天，大姨在村里吹牛说我有多乖，一个人老老实实在家呆着。一个多嘴的女人说看见我在外面玩。从此门槛被牢牢封住，我又只能听别的孩子们在外面玩了。后来我也试过从后门的矮墙翻出去玩过几次，但终因后果太严重而放弃了。

严重的后果来自我大姨的脾气。我的大姨因为被遣送到北方农村（姨父是国民党伪军官），而又得干那些她从没干过的农活而怒火满腔。每天回家面对我制造的混乱无疑是火上浇油。又因为队里放女人先回家做饭，所以多数时候她一进门第一件事是到处看，第二件事就是打人－我，而且是什么东西顺手就用什么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会跑了。在家养精蓄锐了大半天，我跑起来大姨根本撵不上。当然我也不是无目的地跑，我只要躲过姨父不在的那段时间就够了。姨父一回来就可以跟她打了。我就可以站在门口一边哭一边看，同时还希望是姨父赢。　

那一年秋天，姨父在一个小窝棚看守什么东西，眼看天快黑了，还不回来。大姨一边做饭一边数落我，眼看刑具就要落下，我拔腿就跑。我一口气跑到姨父的窝棚就不愿意回去了。我和姨父远远地看着大姨提着灯到处喊，觉得很好玩。姨父没人换不敢走，我又坚决不回去。别看我怕大姨怕得要死，在姨父面前我可是说一不二。于是姨父留我在窝棚里睡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姨父不在窝棚里。看见挂在棚子上的镰刀，马上觉得机会来了，拿着镰刀就到外面去割草。谁知草没割着，第一下就砍到了右脚上。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吓坏了，胡乱抓起一把土就捂在上面。剩下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一年冬天，我都是在炕上度过的。由于那时连赤脚的医生都没有，那只脚烂了整整一个冬天，断了我所有的逃跑梦想，天天只能从窗户里听别人玩，那时候是没有玻璃窗的。唉，早知道这结果，还不如让她打一顿算了。

大食堂解散后，各家的炒菜锅都回家了，吃的菜却是队里统一种，统一分的。有一天中午，大姨回家后准备做饭，叫我去领韭菜。我急忙跑到队里的大院，一看，还剩两堆，抓起离大门近的一堆，高高兴兴地抱回去等表扬。这时姨父也回来了。大姨正拿着刀在切菜，看了看韭菜就开始抱怨太黄了，姨父于是打抱不平，说我才五岁，根本不知道韭菜是绿的好，还是黄的好。就这样他俩吵了起来，可能是吵得大姨来了气，她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菜刀一扬就往我头上砍，谢天谢地，到关键时刻她把刀一翻，一刀背就砍到我头上。姨父一把推开大姨和她扭打在一起，剩下血流满面的我在门边哭。

要说劳动人民的孩子就是皮实，当天下午，我头顶一个破格子手绢就和树叶们一起去拾麦穗去了（ 那时候拾麦穗可以算工分了）。那一刀在我头顶上留下了半寸长的刀疤，也为以后大姨永远地失去我打下了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