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三月，带着那颗在广阔天地炼了三年多的红心和一付革命老苏区的红薯，南瓜养育出的好身板，我终于回到了武汉，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一员。记得那时每周回家都正正地戴着那白底红字的校徽，不动声色地享受着周围羡慕的目光。

我们这一届学生，工农商学兵俱全。我班八个女生四个知青，三个工人，一个实验员，其中一个是走读生---一位老三届的大姐。 可以说，除老三届的以外，其余的基础知识都很差，而且程度参差不齐。比如英语，像我们会几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 “ The Working Class is Leading Class”的人就算中等水平了，很多人得从ABCD开始学。教我们英语的汪明华老师可是费了老劲了。教高等数学的阮荆州老师，上课一丝不苟，认真调教我们这些年龄相差十五年的各界人士。刚进学校时，我连正负数都不懂。 买来一本高数习题集，几千道练习题作完以后，期末考试就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了。阮老师最后一次冒着酷暑为我们复习，汗衫全部汗湿透了的情景让我们终生难忘,至今还会在我们的同学聚会时被提起。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化学系，却不知化学为何物，而且很多人都是像我一样，根本没报化学系这个志愿，是被扒拉去的。 记得第一次化学摸底考试，我就得了五十九分。

由于是肩负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学好本领，建设四化的重任，更因为对知识的渴求，我和我同学们可以说是拼了命地学习。由于文革内乱的影响，七八年的晚上会经常停电。于是我们想方设法找有灯的地方读书，可以说是哪里有灯，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包括路灯下。

系里各教研室也派出最强的师资给我们上基础课。当年提出恢复高考的查全性教授亲自给我们讲授了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是由查先生的夫人，张婉慧女士执鞭。分析化学是由当年高校《分析化学》教材的主编，赵藻藩教授亲自担任主讲。教有机化学是刘盛荣老师。

虽然我们基础很差，但是我们却不怕苦，敢拼命。于是“考不倒的七七级”着实让老师们吃惊了。老师们当然也都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把憋了十年的恶气连同知识一起撒在我们身上。老师们个个温文尔雅, 风度翩翩. 讲课时，挥洒自如，态度和蔼可亲，回答问题非常耐心。考试的时候却是另一番景象。那年期中考试前，我们敬爱的赵藻藩教授就“恶狠狠”地叫嚣要考得我们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

那次期中考试让我明白了老师要是想难倒学生，他就真的能难倒学生。那次果然是考得昏天黑地。记得总共是五道题，印象是跟过刘文彩的“收租院”似的，一道更比一道难。考试从下午一点开始，到了下午六点半，我还在第四题和第五题之间转来转去。尤其是最后一题，简直就不是正常人能搞清楚的问题。记得最后一题有点像做菜的调料，在一个有水的容器里加了一把盐，加了点醋，加了小苏打，又加了一些可酸可碱的白色粉末。要我们写出方程式，算出最后产物浓度是什么。 可怜我拿着笔东比划比划，西比划比划，绕来绕去绕不清。到了晚上九点了，就觉得脑袋也绕得嗡嗡响，肚子也绕得咕咕叫，我带着满腔怒火交了卷。 而等到七个女生都回到寝室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最后结果是两百多人只有三个在六十分以下。（我先坦白了吧，我不在那三个人里面。本人得了七十二。）从此以后，敬爱的赵教授再也不为难我们了，英雄相惜嘛，嘿嘿。以后还有几次考试也很残酷，印象却没那么深了。

噢，对了，那次得全班最高分九十七分的，把最后一题也绕出来了那个“不正常”的人，后来被我收编成了我家的正规军，现在正在给我女儿讲化学呢。

赵教授，我虽然绕不出那道题，我找个会绕的回家来总可以吧？（几年前听说赵教授丧生于一场车祸，愿赵教授在天国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