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妈，好像天生就是为了和她姐姐对比，连说话都不大声，总是轻言细语的。在“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横行的年代，她却认为，打孩子是没道理的。大人犯错怎么就不挨打，小孩没权就挨打，不对。我妈她可以自豪地宣称，她一辈子都没动过我们一个手指头。当然她还可以自豪地宣称她一辈子没跟我爸吵过架。这两点上，我都不敢那么自豪。

妈妈失去双亲时才十二，三岁。 她在教会办的工厂里做工，吃了很多苦。可是当我问她一辈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她却告诉我：是想孩子的味道。 她说那是真苦啊，都能想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肝炎站简直就是我的天堂！首先，我不被关在屋里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逛，想到哪就到哪，爱干嘛干嘛。每天早上，我妈在大堤上带领病人打太极拳，我就跟在大人们后面比划。吃过早饭，我妈去给病人们打针了，我就跟办公室里的王叔叔和严阿姨玩。

病人们打完针以后，我就可以帮妈妈洗注射器了。那是我的一项娱乐活动，好玩极了。妈妈把针头都去掉以后，所有的注射器都放在一个洗脸盆里，盆里放上温水。我就可以一个一个抽进抽出地玩。 注射器洗好以后还要放进一个钢精锅里，然后放在炉子上煮。针头是用一个铝饭盒在酒精炉子上煮。

洗完注射器，我就可以喝一支甜甜的，滴在舌尖上凉凉的葡萄糖水。至于哪支葡萄糖是甜的，哪支是苦的，只有妈妈知道。而且一个人每天只能喝一支， 喝多了会生病。这话我一信就是十几年，以致于到大学里学了葡萄糖的结构，还半信半疑地去问老教授：请问您讲的这个结构的葡萄糖是甜的，还是苦的？

久经沙场，见怪不怪的老教授也被问的一楞。 周末回家去向我妈问罪，她竟然笑着说：“还记得这事啊？ 那时病人住院的营养药就是一人一支葡萄糖，你只能喝我那一只。不告诉你有些是苦的，你就老想喝呀。”原来我妈那点可怜的营养药，竟也掺着母爱放进我嘴里啦！

后来妈妈见我老闲着，就找一位郭阿姨要来了小学一年级课本，于是我开始读书认字了。于是肝炎站的几排红墙上都被我画满了“大小多少，上下来去，马牛羊，兔狗猫，尺寸斤两，元角分”。到了上小学一年级时，我连一年级下学期的课本都学完了。妈妈教我认字有她的办法，她有口诀：“两只蚂蚁抬根杠，一只蚂蚁杠上望”，“一个笊篱捞小虾，捞住一个跑了俩”。（猜一猜吧。）

数学从一开始就让我头痛。记得妈妈握住我的手教我写1到9，我不但认为2和3都应该脸朝另一边，还觉得8就应该是躺着的两个圆圈。费了好大劲，才在妈妈的欢呼声中勉强抬起了头。

春天的时候，爸爸买来了几只小鸡崽，于是我有了自己的宠物。后来鸡们长大了，我的任务就是抓蚂蚱喂鸡。母鸡们吃了蚂蚱可会生蛋了。抓蚂蚱最好的时候是晚上，在路灯底下。成群的蚂蚱们毫无理由地在路灯下乱蹦乱跳，我只要拿一个硬纸板拼命拍打一阵就开始收获了。 每天晚上，我把几个葡萄糖盒子塞满了就可以进行下一个节目了。

在肝炎站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些长长的晚上，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时光。妈妈会唱歌，于是我在妈妈怀里学会了几乎当时所有的，流行的，新老革命歌曲和电影歌曲。 就这基础让我在几十年后的卡拉OK中大显身手（数量上。）。

妈妈还会讲故事，她不光会讲各种民间童话，她还会讲格林童话那样的外国故事，还有她姥姥，我姥姥讲的故事。“兔牙牙，兔乖乖，要见妈妈快过来。。。”一颗小兔牙齿长成了小兔乖乖，为了到月亮上去见妈妈，一次次冲向快要关闭的大铁门，让我惦记了好久。

虽然肝炎站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可我并不缺人玩。疗养院的病人们除了打麻将也无所事事，都乐得有这么个小玩意儿。他们知道我会唱歌，就给了我很多表演的机会。“小三三，唱一个？”“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小三三，来一个？”“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前绣鸳鸯。。。”“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唱山歌哎，这边唱来那边和。。。”，再来一段莲花落：“红莲藕，白莲藕，藕红藕白藕连藕。天上的鹅，地上的鹅，鹅生鹅蛋鹅抱鹅。”（藕和鹅为弹舌音。）

肝炎站啊肝炎站，短短的几个月我享受到了深深的母爱，留下了我一次吃三十四个饺子的记录，度过了最幸福的童年时光。后来我又离开妈妈了，这一走又是三年。但是这一次，我带着妈妈讲的故事，妈妈教我写的字，妈妈教我唱的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