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三年多以后，一直回城无门。1977年十二月，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 高考三十二年前）。高考以后的等待是那样的漫长。记得那时候，不管考试成绩如何，每个考生都要体检。好像查了血压，心率，听力，视力，甲状腺。好像还看了走路直不直。记得我们知青组眼睛近视的，体检时很怕过不了关。 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平脚板，脖子也都有些粗。

那一年的春节，我没有和其他知青一起回家过年，而是选择在农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结果那个春节果然过得很难忘。虽然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 连电话也是每个大队才有一部。但是好像该知道的消息还是能得到，只是慢一点而已。二月初，当同伴知青们从武汉回到知青点时，我已经知道我过了分数线，还知道被哪所学校录取了。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想对所有的人都是终生难忘的，对我也是。据说，通知书是在二月十号左右寄出的。二月二十号上午，我们是在麦地里锄草。到了中午收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通知书应该到了。于是叫同伴把锄头带回去，自己就直接下山去了。

当时我们的信都是邮递员送到山下的小卖部，从山上到山下要走三里多山路。不记得怎么下的山，只记得到了小卖部问信时，小卖部的小杨说上午收到了一封信，但是因为他要下队里去，就把信交给了部队的李副营长。

那个地区当时有部队在磷矿挖磷，团部离大路不远。有一位刘副团长和李副营长在那里掌管大业，与知青关系很好。李副营长是四川芮城人，极爱读书。我每次下山都能在他屋里搜出好书来，还可以掏出皮蛋来吃。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他们的汽车。

我急急忙忙找到李副营长时，他正在慢吞吞地给他自己做午饭。当我问他要信时，他竟一脸茫然地看着我问什么信，我急了，说: 小杨说给你啦，就是我的一封信。他这才从抽屉里拿出来，还故意扬了扬，害得我跳起来去抓。

当时虽然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打开信封时，手还是一直发抖。哆嗦着从里面抽出那张入学通知书。那张纸只有一般介绍信那么大。上面写着：XXX同志，你被XX大学化学系有机专业录取，请于三月7--8日到XX大学报到入学。XX大学革命委员会，大红印章。

李副营长笑着说：大学生，给我看看，显然他已经猜到了。我把信递给他，然后问他什么是有机专业？他边看信边摇头说，不知道。我再也不用问别人了，如果连见多识广的李副营长都不知道的话。我也不想再问了，记得那时候，看到武汉的环卫工人，拿着一把大竹扫把，一下，一下地扫大街，心里都羡慕得要死，更何况咱是要奔"有机专业"去呢。

和女儿通知书比起来，那张纸实在是太寒酸，太不起眼了。可是我的命运的转折点就是从拿到这张纸开始的。从一个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知青，到新时代的大学生的转变就全凭这张小半张纸了。

过程其实也很有意思，大多数网友恐怕是闻所未闻。首先要在林场挑六十斤稻谷下山，到粮站换了一张证明。 凭此证明到公社去换一张粮油关系证明（别问我是什么意思，反正那时候转户口的同时，要转粮油关系）。 公社出了一张证明到县知青办盖章，转知青关系，最后到县公安局拿到户口迁移证。花了三四天才把这些关系，证明之类的拿到手上。

我们那时候下乡是跟父母单位。武汉市商业局的胡副局长得知消息，亲自到知青林场看望了我（嘻嘻，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官员接见）。送他下山时，他伸出软软的大手，握住我满是老茧的手问：“怎么样，三年过得很快吧？”。听了这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想了想，才说了一句估计是我这辈子说的最有哲理的话：“算起来很快，过起来很慢，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