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教师节30周年， 平生遇到过很多老师，但是那些直接影响着生活轨迹的老师是最让人难忘的， 比如这位张老师。）

1971年的冬天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

虽然还是个即将毕业的初三学生, 却在几个月前因为一句玩笑话被打成了反革命（就是指着毛画像上一把椅子说了一句：“那个椅子很像这个撮箕”）。当时的姚连长(那时候一个年级就是一个连)在全连大会上宣布对我的处分: 撤销预备团员资格, 开除民兵籍。我觉得我完了。因为那时候刚刚恢复团组织，全校只有15名预备团员，何等的光荣！ 可是我被撤了。而全国的中学生都是民兵，我却连民兵都不是了。这件事和我写的无数交待材料和检讨一起，被记进了我的档案，成了永久的污点。在红色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棕色档案袋的利害，所以我的前途是一团漆黑。（见：那年我成了“反革命”。。。）

由于文革来回折腾，我们上中学就晚了半年，所以三年后就在冬天初中毕业。当时的分配方案是60%下乡，25% 到财贸和工厂，还有15%可以上高中。但是上高中要自己报名，群众推荐，连部批准。我当时想都不敢想上高中的事，一心想着要到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同时我也知道没有群众会推荐我，因为那时候，就连我最好的朋友都不敢跟我说话，我甚至连毕业合影的资格都没有！我坚决报名下农村，也不管要被分到哪个乡村。我父母对我的情况也是无奈，支持我早点下农村算了。

当时我们原来的班主任已经调走了，原来教数学的张声霖老师临时担任班主任。张老师对我印象很好，因为我被撤职前就是这个排的排长，他教的数学几何，我从来都考满分。而且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学习三角几何兴致极高，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说难学。

记得他要找我谈话时，我就觉得是要我好好改造。没想到他完全不提改造的事，却让我报名上高中，我想都没想就说不行，我是反革命，得下农村改造思想。不记得他还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谈了好半天，最后我还是说我不报名上高中。其实我心里多希望自己能上高中啊，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是真的不敢想。

72年春节后，我积极做好了下农村的准备，很奇怪为什么我的父母反而不热心让我下农村了。到了宣布分配方案的那一天，我吃惊地发现自己居然在15%的高中生里。我当时就懵了，而那个积极检举我的女生报了名上高中，却被分配下了农村。记得她当时就气愤地说：“难道那些学习成绩好的人又要吃香了？”

就这样，在既没有群众推荐，又没有自己报名的情况下，我迷迷糊糊地上了高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张老师一手促成的。首先，他叫几个原来和我关系好的班干部推荐了我。因为我本人不同意上高中，他又找到我父母，直接告诉他们，我应该上高中。他对我父母说：“这孩子不上高中太可惜了啊。”我父母的回答是能多读点书当然好了。 至于他如何在连部里为我据理而争的情形，我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我认为那个前不久才宣布对我处理决定的姚连长是不会轻易同意的。也许连部领导们也良心发现，觉得对一个15岁的孩子下手太狠了？还是他们知道那件事本来就是一场闹剧？

这次上高中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1973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搞教育回潮，我在高中扎扎实实学了一些知识。在高中班主任黄老师的支持下，我入了团，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到高中毕业，而这些都为我后来考大学增加了信心。1977 年恢复高考，即使我在农村，没有条件复习，我还是毫不怀疑自己能考上好大学。 黄老师说得更绝：“她要是考不上，就没人能考上了。”果然，虽然我更偏爱文科，还是考上了武汉大学化学系。

仔细想来，这些都归功于恩师张声霖老师的努力。如果没有上高中，我也许会从此沉沦， 也绝不可能有胆量去考大学。那些初中下农村的同学们后来虽然都回了城，却几乎都早早下了岗，多数境遇都不太好，况且我还顶着反革命的帽子。

“这孩子不上高中太可惜了啊。”在那红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大环境下，该是多么崇高的教师责任心和使命感，让张老师发出那样的感叹，做出超常的努力，从而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让我有了今天。

高中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张老师，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向敬爱的张老师鞠躬致谢！师恩难忘永不忘，感谢您，惜才如命的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