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以后，阿来打来电话大发雷霆：“为什么不来上班？”
我说：“我去了，这么大的雪，等到五点零五分都没人开门，给算工钱吗？”
“那你今天还来不来？”他问。
“我不去了。”我答。
“那你明天也别来了!”他在电话里大叫道。
“对，我明天也不会去了！”我的声音也不小。
阿来犹豫了一下：“你明天下午一点半来拿工钱吧。”
第二天到了他的办公室，拿了钱转身要走，阿来把“姑奶奶”叫住了：“你找到别的工了？”
“没有。”我回答。
“那你还辞工？为什么？”他的口气软下来了。
“因为你们对我态度不好，说话声音太大了。我在中国没人这么大声跟我说话，我害怕。”我说。（到美国时间不长，当大学老师的优越感还存在。）
“我干餐馆十年了，我们生意急的时候对谁都这样大声。”他狡辩道。
“我不管你干餐馆多少年，你们对我就不能这样！我走了。”工作不工作的没啥，咱是不能受这气。
“要是我们以后对你说话声音小点儿呢，你能留下来吗？”阿来开始说好话了。
“也不行，你们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别人都有红包，我没有？”公平待遇很重要啊。
“你才来了三个星期，噢，对不起，我现在给你，行吗？”他说着就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红包。
“我昨天在后门等那么长时间，你们都不来，这么冷的天……”还得争取正当权益。
“我给你一把后门钥匙。”
这下轮到“姑奶奶”害怕了。我忙说：“我不要钥匙，万一丢了东西，那算谁的？”
看到平日飞扬跋扈的阿来，竟然这样低声下气，“姑奶奶”这人又是天生的吃软不吃硬，只好又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