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以後，阿來打來電話大發雷霆：“為什麼不來上班？”
我說：“我去了，這麼大的雪，等到五點零五分都沒人開門，給算工錢嗎？”
“那你今天還來不來？”他問。
“我不去了。”我答。
“那你明天也別來了!”他在電話里大叫道。
“對，我明天也不會去了！”我的聲音也不小。
阿來猶豫了一下：“你明天下午一點半來拿工錢吧。”
第二天到了他的辦公室，拿了錢轉身要走，阿來把“姑奶奶”叫住了：“你找到別的工了？”
“沒有。”我回答。
“那你還辭工？為什麼？”他的口氣軟下來了。
“因為你們對我態度不好，說話聲音太大了。我在中國沒人這麼大聲跟我說話，我害怕。”我說。（到美國時間不長，當大學老師的優越感還存在。）
“我干餐館十年了，我們生意急的時候對誰都這樣大聲。”他狡辯道。
“我不管你干餐館多少年，你們對我就不能這樣！我走了。”工作不工作的沒啥，咱是不能受這氣。
“要是我們以後對你說話聲音小點兒呢，你能留下來嗎？”阿來開始說好話了。
“也不行，你們對我不公平，為什麼別人都有紅包，我沒有？”公平待遇很重要啊。
“你才來了三個星期，噢，對不起，我現在給你，行嗎？”他說着就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紅包。
“我昨天在後門等那麼長時間，你們都不來，這麼冷的天……”還得爭取正當權益。
“我給你一把後門鑰匙。”
這下輪到“姑奶奶”害怕了。我忙說：“我不要鑰匙，萬一丟了東西，那算誰的？”
看到平日飛揚跋扈的阿來，竟然這樣低聲下氣，“姑奶奶”這人又是天生的吃軟不吃硬，只好又留下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