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驗尿的那家回覆:“下星期一來上班,合同工。”
心裡惶惶然,問:“上班?什麼時候面試啊?”
人家說:“來上班吧,不用面試。”這也太不符合程序啦。
“什麼公司啊?”
“ 杜邦!” 這也太牛氣了,不面試就上班?照理說杜邦這麼大的公司,不會忽悠我吧,周末跟先生在電話上嘀咕了半天。
周一到了杜邦,帶着滿心的疑問見到了美女老闆,凱倫。美女抿嘴一笑,從抽屜里拿出我寫的報告--原來前幾年幫這個部門做過一個項目。他們一看名字和簡歷就知道,這活我能幹。
一周后,另一個面試的大老闆回來了,打電話問能不能去那邊上班,只好回答說:“不好意思,這邊上班都一個星期了。”
這個部門原屬研發,後合併到農業部門。我的工作範圍以測試水和魚類的藥物含量為主。我的美女老闆不笑不說話,交代任務時先問可不可以接受。無論我認為多長時間可以完成,她都要再加上兩個星期,說不要做快,但要做好。對我來說,這工作本身就是輕車熟路,無論是要快,還是要好,都沒有問題。
杜邦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星期四上午兩小時雷打不動的安全會議。也許是因為從生產黑火藥起家,杜邦對安全十分重視。每星期的安全檢查都要在周四的會上總結,對照。每星期都能查點兒什麼出來,像什麼不帶防護鏡啦,不穿工作服啦,其實依我看都不算什麼事兒。想當年我們在棉田裡打農藥,那畫着小骷髏兒的農藥瓶子,都是徒手操作。背上一大桶殺蟲劑---馬拉硫磷,呼呼地噴藥霧,連口罩都不帶,誰帶口罩誰就不是徹底的革命派。老美呀,真是太把自己當人啦。
經過了原來一家公司的變態老闆,杜邦簡直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我們七,八個人在一間大辦公室里。早上先在辦公室里吃早餐時,一番說笑,熱鬧異常。經常有人帶來各國的異樣食品,供大家享用。中午又是一番玩笑,打趣,天天熱鬧得像過節。
一個部門裡所有人的生日都列成表,專門有人安排,或買蛋糕,或外出吃飯慶祝。每到周五就成群結隊地找理由出去吃飯。 所以在杜邦日子裡,人際關係十分融洽,和在那個變態老闆那裡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我也從每天早上怕上班變成了每天盼着去上班。
我在杜邦時除了向美女老闆報告以外,有一段時間被借到外組,向一位來自香港的美男報告。一開始他可能有些懷疑我的能力,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我的任務是殺小魚取血清樣品。頭一天他讓一個博士做給我看,半小時才搞定了一條小魚。第二天早上,我用了一個半小時,取了幾十條魚的樣品,從此他對我刮目相看,也和我成了鐵哥們。如今他已經是一個小公司的副總裁了。每次在地區或年會上遇見都要一起吃飯,或聊上半天。
另外我們還一起幹了一件事,更增進了我們的友誼。那次是杜邦的“亞洲月”,哥們不知從哪裡弄了兩三百塊錢,要辦一個亞洲午餐。於是成立了五人籌委會,自己親任主席,並不顧我的合同工身份,力邀我加入籌委會。當時在那個餐廳吃飯的有一,兩百人,於是我們決定到一些亞洲餐館訂幾樣菜,委員們自己再做一些。記得一馬來女委員報了炒米粉,印度女委員表示要熬一大鍋湯。
等到大家都看着我這個中國女委員時,我一想中國特色太多了,做什麼好呢?我炸一百個春卷吧。主席要大家報個錢數,我說要十五塊。主席不同意,要給三十,最後達成協議,二十塊。
拿上錢,買了肉,捲心菜,雞蛋,春卷皮。雞蛋一炒,肉一攪,捲心菜一剁,加上點蝦皮,就要動手調餡,開油鍋。可是轉念一想,中國特色嘛,明天現包現炸,讓老美們記住正宗中國春卷的滋味!
第二天十點,主席清點一應事項,看見我這兒,四包皮兒,一鍋餡,還有油鍋,小臉兒立馬就黃了:“還有一個半小時開飯,你這還皮兒是皮兒,餡是餡的?又要卷,又要炸,你,你,你……”
我問他:“忘了上次殺魚的事兒啦?”兩人對視一笑,他放心地走了。
十一點半準時,一百個焦黃焦黃的,熱乎乎的,脆得掉渣兒的春卷搬到餐廳。主席不顧斯文,先搶了一個放嘴裡,邊吃邊贊:“天哪,天哪,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到了中午,我們把春卷,印度湯,炒米粉,還有餐館的菜一字兒排開。人們排起了兩條長隊。識貨的,先拿上一個春卷,有耍小聰明的要拿倆,被我堅決制止了。皇帝的女兒不愁嫁,我要讓更多的人嘗到咱們的中國特色。傻乎乎奔印度湯去的,後來都後悔了。清理場地的時候,剩最多的就是那印度湯。
可惜的是,我們還是低估了老美們對春卷的熱愛。當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排隊時,裝春卷的大盤子就空了。面對人們遺憾的目光,我只好保證來年一定多做些。可是一些好朋友比別人難對付,只好又炸了二十幾個帶到了辦公室。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走在路上都會有人指指點點,得一比較難聽的封號“春卷女士”(Egg Roll L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