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世界》（The Spectator World）编辑助理及ISI研究员胡安·P·维拉斯米尔（Juan P. Villasmil）于2025年12月12日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发文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清晰的思路、明确的层级结构以及一项有骨气的对外政策，也正是我们翘首以盼的战略： 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堪称佳作。这份文件之所以如此有力，并非在于其文笔，而在于其清晰的思路。几十年来，美国首次拥有了一项并非基于理论、口号或空泛的“国际社会”概念，而是基于一个真实国家——我们自身——具体利益的战略。 去年，我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美国必须摆脱后冷战时代根深蒂固的“首要主义”思维，转而奉行我所谓的“外交政策斯多葛主义”：谦逊、层级分明，以及对民族国家保持清醒的尊重，致力于改变那些最容易改变的因素，并将最具体的威胁置于首位。智库界——甚至包括保守派智库——都认为这些论点古怪、不成熟或无礼。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不仅承认这种逻辑，而且像迟来的修正一样，恰到好处地予以回应。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边缘地带阐述这一观点的人来说，这份文件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意义，并非因为它与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而是因为它将重心拉向了现实。 它不是一篇评论文章，而是一份治理蓝图。 许多评论员急于将这份文件归入熟悉的范畴，匆忙地称之为“现实主义”或“克制”。但这完全忽略了重点。这里提出的“美国优先”并非研究生研讨会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是政治家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目标明确，手段坦诚，以及对共和国命运毫不妥协的承诺。 《国家战略》在其最重要的论述之一中精辟地概括了这一点：“美国优先”是“务实而不‘实用主义’，现实而不‘现实主义’，原则性而不‘理想主义’，强硬而不‘鹰派’，克制而不‘鸽派’”。这不仅仅是一种教条式的表述，更是一种道德宣言。外交政策的各种理论流派固然有用，但战略的真正任务更为简单，也更为古老：确定国家生存和繁荣所必需的要素，然后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不加任何顾虑、辩解或自欺欺人。 这也解释了为何众多批评者，尤其是在欧洲的批评者，对这一战略反应强烈，既感到震惊又义愤填膺。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感叹道：“亲爱的美国朋友们，欧洲是你们最亲密的盟友，而不是你们的问题。”许多智库专家也纷纷附和。但这些反应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的期望，而非战略本身。 《国家安全战略》非但没有忽视欧洲，反而将欧洲置于其应有的位置：既不凌驾于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上，也不低于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置于一个优先事项的层级之中。 事实上，欧洲的批评建立在选择性投射的幻想之上。多年来，欧洲一直谴责美国追求自身利益，尤其是在西半球的利益，同时又期望美国为其国防提供保障，遏制其对手，并承担自身犹豫不决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代价。然而，正是这个要求美国坚定不移承诺的欧洲，却屡次对华采取观望态度，忽视其能源政策中显而易见的脆弱性，并将与美国的联盟视为一种道德权利，而非战略关系。 《国家安全战略》旨在恢复平衡。它承认欧洲的历史和文化重要性以及联盟的持久价值，同时明确指出主权国家负有主权责任。国家不是小学生，它们会根据激励机制做出反应，它们会追求自身利益。他们应该被推动，而不是被娇惯。美国期望欧洲做出贡献，并非因为我们对欧洲漠不关心，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欧洲能够做得更多。 《国家战略》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对西半球的沉默。几十年来，各大智库都忽视了这一地区。他们设立了欧洲、亚洲和中东教席；举办关于印太架构和欧洲分担责任的会议；发布关于海湾地区、北约和台湾问题的白皮书。然而，这个对美利坚共和国的存亡影响最为直接的地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极少数研究西半球问题的人士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是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具突破性的进展。《国家战略》最终承认了一个早已显而易见的事实：亚洲或许是全球优先事项，但西半球才是文明的重心。 国家安全战略最终明确指出，许多人私下里早已认同的观点：地缘位置决定力量。如果美国想要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与中国竞争，就必须同时确保自身共和国所处的空间安全。一个大国不可能在区域权威受到侵蚀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中国似乎本能地理解这一点。它不会在容忍自家门口存在卡特尔统治的同时与核竞争对手对抗。它不会在允许大规模移民、从而损害国家公民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同时谈论威慑。一个无法控制边界的共和国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一个允许敌对势力渗透其所在半球的国家无法在国际事务中清晰地采取行动。 从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每一位政治家都明白，西半球并非一个感性的问题；它是国家生存的战略前提。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的并非仅仅是对门罗主义的怀旧，也不是冷战的复活，更不是对海外侨民压力集团的妥协。它提出的东西要简单得多：承认美国如果想要保持主权大国的地位，就必须确保其周边地区的安全。正如建国者们所相信的，正如早期共和国所相信的，正如每一位严肃的战略家所相信的，半球至关重要，因为地理位置并非抽象的学术概念。这也是“美国优先”哲学理念的简单之处。它始于我们眼前的事物，而不是那些迎合我们道德虚荣心的东西。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过于功利或缺乏道德。但国家安全战略恰恰证明了相反的观点。它之所以具有道德意义，正是因为它负责任。它明白，在美国能够在亚洲领导联盟、影响欧洲局势或在中东斡旋和平之前，它必须首先是一个运转正常的共和国。一个对自身主权缺乏信心、边界不安全、没有根植于自身文明遗产的国家，无法承担大国的重任。“美国优先”并非孤立主义，也不是霸权主义。它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是共和主义的。它是一种战略学说，其基础是相信美国人民应该拥有一个在保护世界之前先保护他们的政府。 国家安全战略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拒绝将国家拟人化或将联盟情感化。它不把盟友视为脆弱的装饰品，也不把对手视为卡通式的反派角色。它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永远补贴那些不愿自力更生的人。它摒弃了过去30年的不切实际：那种认为美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无需优先考虑任何事情、也不会在国内造成任何后果就能主宰世界的幻想。 国家安全战略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因为欧洲拥有财富、人口和制度，有能力做得更多——而且联盟要想持久，就必须是互惠互利的。它将亚洲重新定义，不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而是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核心舞台。它将中东视为利益攸关的领域，而不是道德使命的所在。它将非洲视为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土地，而不是用来宣泄自由主义者愧疚感的场所。 并非所有变革都是破坏性的。任何诚实的史学家都知道，最具颠覆性的举动可能仅仅是在几十年来拒绝正视现实之后，终于勇敢地面对现实。国家安全战略正是促成了这种清醒的认识。它不是宣言，也不是理论。它是一项战略，不是为我们理想中的世界而制定，而是为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而制定。 最终，它的力量在于将美国治国方略恢复到其应有的基础：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理应拥有主权战略。这是我们久违的、真正意义上的主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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