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雷姆·伊玛莫格鲁（Ekrem Imamoglu）是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曾于2019年至2025年3月19日被捕前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 今天2025年12月11日，他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土耳其的下一个篇章可以是复兴的篇章：

土耳其共和国迈入第二个世纪之际，其周边的世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严峻。数十年来支撑全球政治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新的权力中心所取代，危机正在跨越国界蔓延。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威胁，以及能源、气候、移民和安全方面的挑战相互交织，考验着世界各国政府的能力。

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横跨两大洲、毗邻多个冲突地区的国家而言，应对当前局势需要稳健的领导：国内的稳定和自由，以及对外事务的明确方向。但这并非土耳其政府所能提供的。曾经使土耳其成为自信的民主国家和值得信赖的伙伴的机构已被削弱。司法系统不再独立运作。官僚机构失去了效率，外交也失去了纪律。

我亲身经历了土耳其民主遭受的攻击。自2019年我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以来，土耳其当局一直在试图对我提起诉讼，最终在今年3月，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我。上个月，检察官提交了一份长达3379页的起诉书，试图判处我2000多年的监禁，让我永远失去自由。这些指控被用来将伊斯坦布尔的民选政府描绘成一个犯罪组织，并将市长描绘成一个黑帮头目。他们依赖于对普通市政工作的蓄意曲解和匿名证人的证词。保密令甚至阻止了我的律师团队审查证据。

这起案件无关正义。它关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的政治生存。在伊斯坦布尔多次击败埃尔多安亲自挑选的市长候选人之后，我现在成为我党在下届总统选举中挑战他的候选人，而这次选举最迟必须在2028年举行。我面临的法律挑战是政府试图扼杀反对派，并营造一个埃尔多安在政治上没有竞争对手的局面——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几年。然而，土耳其人民仍然相信建立一个有能力、诚实且具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可能性，自今年三月我被捕以来，他们在城市广场上进行的和平示威活动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气，重返民主统治、制定有效政策和开展持续外交的道路才没有被彻底堵死。

外交政策上的失误限制了土耳其的选择，迫使该国只能对周边事件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引领积极变革。一个民主、有韧性、自信的土耳其不仅在当前地缘政治动荡的关键时期拥有更强的调解、召集和领导能力，而且也将成为一个建设性的稳定力量，而这正是世界迫切需要的。

外交政策始于国内

土耳其官员经常谈到“战略自主”，即确保国家能够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但真正的自主需要实力——这种实力源于国内合法性，而国内合法性又根植于民主和法治。一个压制公民声音的国家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权威。一个分裂的社会无法在国外展现稳定。如果土耳其想要抵御外部压力、适应变化并保持其道德准则，就必须在国内实现团结。土耳其不应只是口头上谈论自主，而应该努力实现战略韧性：确保国家足够强大，能够自由地做出外交政策选择。

这种韧性需要建立在公平高效的制度基础上的民主，使政府能够自我纠正并应对挑战。它还需要有效的经济政策来鼓励投资和创新，并确保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其更广泛的目标。它还需要对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进行投资，使土耳其公民能够充分参与全球经济。然而，尽管土耳其拥有诸多优势，但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这些构成韧性的支柱都没有达到应有的强大程度。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土耳其的治理水平不断恶化，最终损害了自身利益。独立的法院、受保护的权利以及可预测的公共行政体系（其中关键决策遵循规则而非个人裁量）能够增强人们对国家领导层的信心，并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而在土耳其，任意的判决、政治化的起诉和突然的监管变化却适得其反，导致许多外国投资者撤离，削弱了该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恢复土耳其的信誉需要进行司法改革，恢复独立且称职的监管机构，并对外交政策、安全和经济决策进行有效的议会监督。任命必须遵循明确的、基于绩效的程序，而不是依赖非正式的忠诚网络。司法机构、中央银行、主要政府会计机构、选举机构以及负责竞争、银行、能源和采购的监管机构都需要免受党派压力的影响。

不明智的举措损害了土耳其与其盟友之间的信誉。

更好地管理经济也至关重要。多年来，关键的利率、信贷和预算决策主要都是为了迎合下一次选举而做出的。中央银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被迫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情况下降息，以维持廉价信贷的繁荣，并动用外汇储备来抑制汇率。选举前政府在公共部门工资上涨、提前退休计划和广泛补贴方面的支出刺激了消费，但却没有建立起生产能力。这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因为投资者对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合理性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政府贷款的分配助长了政治庇护网络的发展。土耳其公民的受益程度不均，许多人的储蓄化为乌有，他们对政治和经济体系失去了信任。

我所在的共和人民党致力于扭转这种下滑趋势。土耳其必须恢复可预测的经济治理，保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奖励创新而非寻租行为。经济增长必须是可持续的、公平的，并由对绿色产业、数字创新和高质量就业的投资驱动。主权技术政策应保障数据隐私、关键基础设施和其他国家利益，尤其是在5G、人工智能和能源系统领域。土耳其必须高瞻远瞩，现在就应该关注能源多元化、气候适应和高效水资源管理，并投资于支持绿色和数字转型所需的教育和技能。宏观经济稳定和明智的投资将有助于土耳其从优势地位出发做出决策。如今，土耳其深陷对西方金融、俄罗斯能源和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之中。由于这些依赖，土耳其有时被迫接受代价高昂的贷款、缺乏灵活性的长期能源协议以及不透明的投资安排，而如果可以，土耳其本会拒绝这些安排。

帮助土耳其摆脱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与欧洲更紧密地融合，主要途径是建立现代化的关税同盟。目前的土耳其-欧盟关税同盟成立于1995年，仅涵盖货物贸易。新的协议必须扩展到服务、公共采购、农业和数字贸易领域，并使土耳其在数据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与欧盟标准保持一致。这可以在未来十年内使土耳其与欧盟的贸易额翻一番，并增强土耳其与所有外国伙伴的议价能力。届时，土耳其就能摆脱因迫不得已而做出权宜之计的循环，并有意识地将自身定位为全球经济中心——与众多国家保持联系，但不依赖于任何国家。

可靠的伙伴

在过去十年中，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决策反复无常、被动应对，且日益个人化。最重要的是，这些决策服务于国内权力巩固，在国家利益和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利益之间制造了隔阂。一些不明智的举动损害了土耳其与其盟友的信誉，例如2019年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利用芬兰和瑞典2022年申请加入北约的机会提出要求；对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策突然转变，在2010年代疏远了这些国家，却又在2020年代改变方向寻求和解；以及逐步放弃与欧盟入盟进程相关的司法和监管改革。将数十年来负责北约、欧盟和美国事务的资深职业外交官边缘化，剥夺了外交部门的机构记忆和稳定的指导。

这种即兴式的做法使土耳其与欧盟伙伴关系疏远，加剧了与美国的关系紧张，并使北约对土耳其的长期可靠性产生怀疑。这也缩小了土耳其的行动空间。政策改革变得更加难以协商，土耳其在多边论坛中的影响力下降，外国伙伴在同意合作之前坚持提出更严格的条件或监督措施。

土耳其的双重身份——既植根于西方制度，又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愿望相契合——使其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土耳其可以联合欧盟、海湾地区、非洲和亚洲的伙伴，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主要机构的改革。它可以倡导制定新的规则，使贸易和税收更加公平，并确保全球经济的利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它还可以帮助制定数据保护、算法问责制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方面的全球规范。

虽然世界大国仍然僵持不下，但中等强国可以抓住机会推进改革议程。以移民问题为例。根据官方数据，土耳其收容了近400万难民，是世界上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多年来，土耳其的政策一直侧重于控制难民，以换取欧洲的财政支持。这减轻了欧盟国家的移民压力，但土耳其却不得不独自应对长期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各国必须分担这种责任，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将其外包出去。更具协作性的移民政策应该包括与欧盟真正分担责任，例如通过重新安置配额、可预测且公平的财政支持以及共同努力帮助难民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一个民主的土耳其不仅可以推动与欧洲开展这种移民合作，还可以借鉴自身独特的经验，在其他地方推广这种模式。

在数字技术政策方面，土耳其也可以从被动的消费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明确其国内政策可以使土耳其成为其他国家更具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它可以直接与主要盟友合作，并更多地参与欧盟、欧洲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方面的倡议。真正的数字强国也需要国内改革。透明的监管和由独立监管机构执行的可预测的隐私规则可以使土耳其成为值得信赖的云服务和区域技术投资基地。同样，将气候目标纳入土耳其的贸易关系、能源战略和工业标准，可以使该国成为区域适应性融资和清洁基础设施的中心。土耳其的公共银行和开发银行可以与欧洲和多边贷款机构合作，为邻国的海岸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从而将土耳其的经济中心伊斯坦布尔打造成为区域绿色金融中心。

修复关系

在土耳其的所有对外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尤为突出。当土耳其以意识形态为导向行事时，它就会失去影响力：例如，将其中东政策与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挂钩，在阿拉伯之春后地区各国政府镇压该组织时，这种做法适得其反。而当土耳其理性地通过制度行事时，它就会获得影响力，例如安卡拉促成了2022年联合国支持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粮食协议，以及随后对该协议的执行进行管理，包括船舶检查和协调黑海安全运输走廊。

因此，恢复国家关系管理的连贯性和专业性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将长期的国家利益置于短期的意识形态考量之上。这种调整的一部分包括认识到跨大西洋联盟是土耳其威慑和危机应对的支柱。这意味着要努力弥补土耳其购买和测试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造成的损害。此举旨在表明该国的战略自主性，但却引发了美国的制裁，导致土耳其被排除在F-35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之外，并丧失了与北约主要空军的互操作性。S-400系统至今仍在联盟内部造成摩擦。土耳其现在需要与北约盟友合作，找到一个长期解决方案。更广泛地说，土耳其必须通过成为一个透明且具有建设性的盟友，积极参与联合规划和能力建设，重建北约内部的信任。

土耳其政府一直误以为，随着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与美国之间反复出现的紧张关系已经结束。然而，特朗普和埃尔多安之间的个人关系并不平等，也无法确保稳定的合作。为了使两国关系更加稳固，土耳其应开展定期的战略对话，并加强工作层面的沟通渠道，以便在国防现代化、先进技术、反恐和能源安全等领域与美国合作。更加制度化的关系将有助于保护土耳其和美国的利益，解决双方关切的问题，并使包括特朗普政府在内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能在土耳其找到一个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在大国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中等强国可以推进改革议程。

对于欧洲，土耳其不仅必须重新融入欧洲的安全架构，还必须融入其法律和经济框架。土耳其必须优先考虑建立现代化的关税同盟，简化土耳其公民的签证流程并使其更具可预测性，积极参与欧洲的数字和绿色议程，并重返《伊斯坦布尔公约》，这是关于打击家庭暴力的最大泛欧协议，土耳其于2021年退出了该公约。土耳其必须与欧盟进行建设性接触，以解决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长期问题，包括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和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和过去的土族塞人行政当局的单方面行动以及希腊方面的强硬言论导致谈判陷入僵局。最后，土耳其必须恢复与欧洲法律接轨的进程。应设立一个议会机构来监督土耳其遵守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土耳其已接受该法院的管辖权。该机构还必须监督立法，使土耳其法律与欧盟法律和标准相符，并达到欧盟入盟进程中的各项基准。这些措施并非对欧洲的让步，而是对土耳其自身民主和现代化的投资。

土耳其仍然需要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接触，但这些关系也应该通过透明和制度化的渠道进行。目前这种依赖领导人之间讨价还价和非正式交易的方式，导致承诺不透明，使两国关系容易出现危机，并使土耳其容易受到压力。当利益真正重叠时，例如在能源运输、反恐、旅游以及扩大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走廊以及区域危机管理方面，土耳其确实需要与莫斯科和北京合作。但在跨大西洋联盟、人权、数字监控规范等问题上，土耳其的利益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存在分歧。明确区分不同领域有助于土耳其避免被卷入一揽子协议，从而避免在某一领域做出让步以换取在另一领域的合作。

在中东、地中海东部和高加索地区，土耳其经常诉诸对抗或空洞的姿态，例如暂停外交接触、发表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以及宣布新举措却不付诸实施。土耳其影响力的增长之道在于持续对话和建立信任。在这些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关键在于坚持符合国际法的立场。例如，与亚美尼亚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开放土耳其-亚美尼亚边境，将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土耳其还有另一个明确的机会来展现更好的做法，那就是捍卫所有巴勒斯坦人享有安全和有尊严生活的权利，并利用双边外交以及在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平台，推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建立负责任的巴勒斯坦机构，并根据联合国决议实现两国方案。这既是明智的治国之道，也是一项道德义务。

一个配得上其人民的共和国

我并不低估土耳其面临的挑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但我拒绝宿命论。土耳其具有韧性。这种韧性体现在每天都有年轻人和平抗议，要求获得机会；也体现在公民选择相信选票而不是警棍。

土耳其的下一个篇章可以是复兴的篇章。如果土耳其能够恢复民主，并在外交政策上重拾能力和稳定性，它就能再次成为其地理位置和历史赋予它的角色：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欧洲强国，跨大西洋联盟不可或缺的成员，以及连接其西方盟友与全球南方伙伴的商业、能源和外交枢纽。这就是土耳其如何在分裂的世界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方式。这也是土耳其尊重其公民的方式，确保其在国际上赢得的信誉建立在国内的公正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