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雷姆·伊瑪莫格魯（Ekrem Imamoglu）是土耳其共和人民黨的總統候選人，曾於2019年至2025年3月19日被捕前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 今天2025年12月11日，他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土耳其的下一個篇章可以是復興的篇章：

土耳其共和國邁入第二個世紀之際，其周邊的世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複雜和嚴峻。數十年來支撐全球政治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新的權力中心所取代，危機正在跨越國界蔓延。民粹主義對民主的威脅，以及能源、氣候、移民和安全方面的挑戰相互交織，考驗着世界各國政府的能力。

對於土耳其這樣一個橫跨兩大洲、毗鄰多個衝突地區的國家而言，應對當前局勢需要穩健的領導：國內的穩定和自由，以及對外事務的明確方向。但這並非土耳其政府所能提供的。曾經使土耳其成為自信的民主國家和值得信賴的夥伴的機構已被削弱。司法系統不再獨立運作。官僚機構失去了效率，外交也失去了紀律。

我親身經歷了土耳其民主遭受的攻擊。自2019年我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以來，土耳其當局一直在試圖對我提起訴訟，最終在今年3月，他們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我。上個月，檢察官提交了一份長達3379頁的起訴書，試圖判處我2000多年的監禁，讓我永遠失去自由。這些指控被用來將伊斯坦布爾的民選政府描繪成一個犯罪組織，並將市長描繪成一個黑幫頭目。他們依賴於對普通市政工作的蓄意曲解和匿名證人的證詞。保密令甚至阻止了我的律師團隊審查證據。

這起案件無關正義。它關乎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總統的政治生存。在伊斯坦布爾多次擊敗埃爾多安親自挑選的市長候選人之後，我現在成為我黨在下屆總統選舉中挑戰他的候選人，而這次選舉最遲必須在2028年舉行。我面臨的法律挑戰是政府試圖扼殺反對派，並營造一個埃爾多安在政治上沒有競爭對手的局面——無論現在還是未來幾年。然而，土耳其人民仍然相信建立一個有能力、誠實且具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可能性，自今年三月我被捕以來，他們在城市廣場上進行的和平示威活動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正是由於他們的勇氣，重返民主統治、制定有效政策和開展持續外交的道路才沒有被徹底堵死。

外交政策上的失誤限制了土耳其的選擇，迫使該國只能對周邊事件做出反應，而不是主動引領積極變革。一個民主、有韌性、自信的土耳其不僅在當前地緣政治動盪的關鍵時期擁有更強的調解、召集和領導能力，而且也將成為一個建設性的穩定力量，而這正是世界迫切需要的。

外交政策始於國內

土耳其官員經常談到“戰略自主”，即確保國家能夠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但真正的自主需要實力——這種實力源於國內合法性，而國內合法性又根植於民主和法治。一個壓制公民聲音的國家無法在國際舞台上擁有權威。一個分裂的社會無法在國外展現穩定。如果土耳其想要抵禦外部壓力、適應變化並保持其道德準則，就必須在國內實現團結。土耳其不應只是口頭上談論自主，而應該努力實現戰略韌性：確保國家足夠強大，能夠自由地做出外交政策選擇。

這種韌性需要建立在公平高效的制度基礎上的民主，使政府能夠自我糾正並應對挑戰。它還需要有效的經濟政策來鼓勵投資和創新，並確保國家擁有足夠的資源來實現其更廣泛的目標。它還需要對人力資本和技術能力進行投資，使土耳其公民能夠充分參與全球經濟。然而，儘管土耳其擁有諸多優勢，但在現任政府的領導下，這些構成韌性的支柱都沒有達到應有的強大程度。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土耳其的治理水平不斷惡化，最終損害了自身利益。獨立的法院、受保護的權利以及可預測的公共行政體系（其中關鍵決策遵循規則而非個人裁量）能夠增強人們對國家領導層的信心，並為外國直接投資創造有利條件。而在土耳其，任意的判決、政治化的起訴和突然的監管變化卻適得其反，導致許多外國投資者撤離，削弱了該國的全球經濟影響力。

恢復土耳其的信譽需要進行司法改革，恢復獨立且稱職的監管機構，並對外交政策、安全和經濟決策進行有效的議會監督。任命必須遵循明確的、基於績效的程序，而不是依賴非正式的忠誠網絡。司法機構、中央銀行、主要政府會計機構、選舉機構以及負責競爭、銀行、能源和採購的監管機構都需要免受黨派壓力的影響。

不明智的舉措損害了土耳其與其盟友之間的信譽。

更好地管理經濟也至關重要。多年來，關鍵的利率、信貸和預算決策主要都是為了迎合下一次選舉而做出的。中央銀行承受着巨大的壓力，被迫在通貨膨脹高企的情況下降息，以維持廉價信貸的繁榮，並動用外匯儲備來抑制匯率。選舉前政府在公共部門工資上漲、提前退休計劃和廣泛補貼方面的支出刺激了消費，但卻沒有建立起生產能力。這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資本外逃，因為投資者對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合理性失去了信心。與此同時，政府貸款的分配助長了政治庇護網絡的發展。土耳其公民的受益程度不均，許多人的儲蓄化為烏有，他們對政治和經濟體系失去了信任。

我所在的共和人民黨致力於扭轉這種下滑趨勢。土耳其必須恢復可預測的經濟治理，保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並獎勵創新而非尋租行為。經濟增長必須是可持續的、公平的，並由對綠色產業、數字創新和高質量就業的投資驅動。主權技術政策應保障數據隱私、關鍵基礎設施和其他國家利益，尤其是在5G、人工智能和能源系統領域。土耳其必須高瞻遠矚，現在就應該關注能源多元化、氣候適應和高效水資源管理，並投資於支持綠色和數字轉型所需的教育和技能。宏觀經濟穩定和明智的投資將有助於土耳其從優勢地位出發做出決策。如今，土耳其深陷對西方金融、俄羅斯能源和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之中。由於這些依賴，土耳其有時被迫接受代價高昂的貸款、缺乏靈活性的長期能源協議以及不透明的投資安排，而如果可以，土耳其本會拒絕這些安排。

幫助土耳其擺脫這種困境的關鍵在於與歐洲更緊密地融合，主要途徑是建立現代化的關稅同盟。目前的土耳其-歐盟關稅同盟成立於1995年，僅涵蓋貨物貿易。新的協議必須擴展到服務、公共採購、農業和數字貿易領域，並使土耳其在數據治理和可持續發展方面與歐盟標準保持一致。這可以在未來十年內使土耳其與歐盟的貿易額翻一番，並增強土耳其與所有外國夥伴的議價能力。屆時，土耳其就能擺脫因迫不得已而做出權宜之計的循環，並有意識地將自身定位為全球經濟中心——與眾多國家保持聯繫，但不依賴於任何國家。

可靠的夥伴

在過去十年中，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決策反覆無常、被動應對，且日益個人化。最重要的是，這些決策服務於國內權力鞏固，在國家利益和現任領導人的政治利益之間製造了隔閡。一些不明智的舉動損害了土耳其與其盟友的信譽，例如2019年購買俄羅斯S-400導彈系統；利用芬蘭和瑞典2022年申請加入北約的機會提出要求；對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政策突然轉變，在2010年代疏遠了這些國家，卻又在2020年代改變方向尋求和解；以及逐步放棄與歐盟入盟進程相關的司法和監管改革。將數十年來負責北約、歐盟和美國事務的資深職業外交官邊緣化，剝奪了外交部門的機構記憶和穩定的指導。

這種即興式的做法使土耳其與歐盟夥伴關係疏遠，加劇了與美國的關繫緊張，並使北約對土耳其的長期可靠性產生懷疑。這也縮小了土耳其的行動空間。政策改革變得更加難以協商，土耳其在多邊論壇中的影響力下降，外國夥伴在同意合作之前堅持提出更嚴格的條件或監督措施。

土耳其的雙重身份——既植根於西方制度，又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願望相契合——使其在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方面處於獨特的地位。在一個分裂的世界中，土耳其可以聯合歐盟、海灣地區、非洲和亞洲的夥伴，推動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主要機構的改革。它可以倡導制定新的規則，使貿易和稅收更加公平，並確保全球經濟的利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它還可以幫助制定數據保護、算法問責制和人工智能軍事應用方面的全球規範。

雖然世界大國仍然僵持不下，但中等強國可以抓住機會推進改革議程。以移民問題為例。根據官方數據，土耳其收容了近400萬難民，是世界上難民人數最多的國家。多年來，土耳其的政策一直側重於控制難民，以換取歐洲的財政支持。這減輕了歐盟國家的移民壓力，但土耳其卻不得不獨自應對長期的社會和經濟挑戰。各國必須分擔這種責任，而不是像歐洲那樣將其外包出去。更具協作性的移民政策應該包括與歐盟真正分擔責任，例如通過重新安置配額、可預測且公平的財政支持以及共同努力幫助難民獲得教育和就業機會。一個民主的土耳其不僅可以推動與歐洲開展這種移民合作，還可以借鑑自身獨特的經驗，在其他地方推廣這種模式。

在數字技術政策方面，土耳其也可以從被動的消費者轉變為規則制定者。明確其國內政策可以使土耳其成為其他國家更具建設性的合作夥伴。它可以直接與主要盟友合作，並更多地參與歐盟、歐洲委員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二十國集團在人工智能和數據方面的倡議。真正的數字強國也需要國內改革。透明的監管和由獨立監管機構執行的可預測的隱私規則可以使土耳其成為值得信賴的雲服務和區域技術投資基地。同樣，將氣候目標納入土耳其的貿易關係、能源戰略和工業標準，可以使該國成為區域適應性融資和清潔基礎設施的中心。土耳其的公共銀行和開發銀行可以與歐洲和多邊貸款機構合作，為鄰國的海岸保護、氣候適應型農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從而將土耳其的經濟中心伊斯坦布爾打造成為區域綠色金融中心。

修復關係

在土耳其的所有對外關係中，一個重要的教訓尤為突出。當土耳其以意識形態為導向行事時，它就會失去影響力：例如，將其中東政策與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掛鈎，在阿拉伯之春後地區各國政府鎮壓該組織時，這種做法適得其反。而當土耳其理性地通過制度行事時，它就會獲得影響力，例如安卡拉促成了2022年聯合國支持的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糧食協議，以及隨後對該協議的執行進行管理，包括船舶檢查和協調黑海安全運輸走廊。

因此，恢復國家關係管理的連貫性和專業性至關重要，同時也要將長期的國家利益置於短期的意識形態考量之上。這種調整的一部分包括認識到跨大西洋聯盟是土耳其威懾和危機應對的支柱。這意味着要努力彌補土耳其購買和測試俄羅斯S-400防空系統造成的損害。此舉旨在表明該國的戰略自主性，但卻引發了美國的制裁，導致土耳其被排除在F-35聯合攻擊戰鬥機項目之外，並喪失了與北約主要空軍的互操作性。S-400系統至今仍在聯盟內部造成摩擦。土耳其現在需要與北約盟友合作，找到一個長期解決方案。更廣泛地說，土耳其必須通過成為一個透明且具有建設性的盟友，積極參與聯合規劃和能力建設，重建北約內部的信任。

土耳其政府一直誤以為，隨着唐納德·特朗普重返白宮，與美國之間反覆出現的緊張關係已經結束。然而，特朗普和埃爾多安之間的個人關係並不平等，也無法確保穩定的合作。為了使兩國關係更加穩固，土耳其應開展定期的戰略對話，並加強工作層面的溝通渠道，以便在國防現代化、先進技術、反恐和能源安全等領域與美國合作。更加制度化的關係將有助於保護土耳其和美國的利益，解決雙方關切的問題，並使包括特朗普政府在內的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能在土耳其找到一個更可靠的合作夥伴。

在大國僵持不下的情況下，中等強國可以推進改革議程。

對於歐洲，土耳其不僅必須重新融入歐洲的安全架構，還必須融入其法律和經濟框架。土耳其必須優先考慮建立現代化的關稅同盟，簡化土耳其公民的簽證流程並使其更具可預測性，積極參與歐洲的數字和綠色議程，並重返《伊斯坦布爾公約》，這是關於打擊家庭暴力的最大泛歐協議，土耳其於2021年退出了該公約。土耳其必須與歐盟進行建設性接觸，以解決地中海和中東地區的長期問題，包括尋求塞浦路斯問題的公正和可行的解決方案。在塞浦路斯問題上，希族塞人行政當局和過去的土族塞人行政當局的單方面行動以及希臘方面的強硬言論導致談判陷入僵局。最後，土耳其必須恢復與歐洲法律接軌的進程。應設立一個議會機構來監督土耳其遵守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土耳其已接受該法院的管轄權。該機構還必須監督立法，使土耳其法律與歐盟法律和標準相符，並達到歐盟入盟進程中的各項基準。這些措施並非對歐洲的讓步，而是對土耳其自身民主和現代化的投資。

土耳其仍然需要與俄羅斯和中國保持接觸，但這些關係也應該通過透明和制度化的渠道進行。目前這種依賴領導人之間討價還價和非正式交易的方式，導致承諾不透明，使兩國關係容易出現危機，並使土耳其容易受到壓力。當利益真正重疊時，例如在能源運輸、反恐、旅遊以及擴大橫跨歐亞大陸的貿易走廊以及區域危機管理方面，土耳其確實需要與莫斯科和北京合作。但在跨大西洋聯盟、人權、數字監控規範等問題上，土耳其的利益與俄羅斯和中國的利益存在分歧。明確區分不同領域有助於土耳其避免被捲入一攬子協議，從而避免在某一領域做出讓步以換取在另一領域的合作。

在中東、地中海東部和高加索地區，土耳其經常訴諸對抗或空洞的姿態，例如暫停外交接觸、發表措辭強烈的公開聲明以及宣布新舉措卻不付諸實施。土耳其影響力的增長之道在於持續對話和建立信任。在這些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的關鍵在于堅持符合國際法的立場。例如，與亞美尼亞全面實現關係正常化並開放土耳其-亞美尼亞邊境，將是朝着這個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土耳其還有另一個明確的機會來展現更好的做法，那就是捍衛所有巴勒斯坦人享有安全和有尊嚴生活的權利，並利用雙邊外交以及在聯合國和伊斯蘭合作組織的平台，推動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援助和重建，建立負責任的巴勒斯坦機構，並根據聯合國決議實現兩國方案。這既是明智的治國之道，也是一項道德義務。

一個配得上其人民的共和國

我並不低估土耳其面臨的挑戰，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層面，但我拒絕宿命論。土耳其具有韌性。這種韌性體現在每天都有年輕人和平抗議，要求獲得機會；也體現在公民選擇相信選票而不是警棍。

土耳其的下一個篇章可以是復興的篇章。如果土耳其能夠恢復民主，並在外交政策上重拾能力和穩定性，它就能再次成為其地理位置和歷史賦予它的角色：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歐洲強國，跨大西洋聯盟不可或缺的成員，以及連接其西方盟友與全球南方夥伴的商業、能源和外交樞紐。這就是土耳其如何在分裂的世界中成為一股穩定力量的方式。這也是土耳其尊重其公民的方式，確保其在國際上贏得的信譽建立在國內的公正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