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天10月5日凌晨，作家彼得·范·布伦（Peter Van Buren）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彼得·范·布伦先生著有《我们本意是好的：我如何助推输掉争取伊拉克民心之战》、《胡珀的战争：一部关于二战日本的小说》以及《汤姆·乔德的幽灵：关于99%民众的故事》。他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在处理这一棘手问题时，表现得比你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在最近于华盛顿举行的川普 -习近平峰会上，关于台湾问题出现了一段略显尴尬的沉默。这或许是件好事。这个问题无需多谈，因为在国际法专家眼中，台湾问题属于“已定外交”范畴。这项长期外交安排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未解决台湾问题，而是确立了华盛顿、北京和台北这三方政府如何共存于“问题未解”这一现实之中。换言之，中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确立现行共处模式时，大体上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如今，实在没有理由对其进行大幅改动。

若想理解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本质，就必须摒弃那些往往带有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式军事惊悚小说色彩的臆想。中华民国（即台湾）于1912年在中国大陆建立，后因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国民党政权撤退至台湾岛，该政权得以在岛上延续至今。台湾是亚洲更大规模冲突（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产物，其存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战时期的战略需求。这就好比美国内战结束后，佐治亚州仍有一小块蓄奴领土在英国的庇护下得以保留。在将对华关系的重心从台北转向北京的过程中，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我们通常所称的“中国”）签署了数份外交公报，其中最重要的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数年后的1979年，美国又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这些文件包含了措辞严谨的表述，即（沿用1972年的说法）“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绝妙而含糊的表述，使得各方能够“认知”台北与北京之间关于谁才是中华大地合法统治者的相互竞争的主张。关于统一“两个中国”的言论（如今更多来自北京而非台北）偶尔会出现，但这并非一种威胁，而是对现状的重申。

冷战时期的外交成果中，鲜有像这一安排那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尽管中东局势以愈发致命的新方式陷入动荡，俄罗斯坦克也仿佛时光倒流回1943年般再次横穿乌克兰平原，但在现行框架确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始终未曾试图武力夺取台湾。诚然，在公报和法案出台前曾有过摩擦火花，且各方至今仍不时采取挑衅行动，但和平局面终究得以维持。

这与中国的世界观相契合：历史终将缓慢却不可避免地纠正一切地缘政治上的不公——在其世界观中，这包括台湾沦为“叛离省份”这一状况。不错，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威胁台湾，但并未采取入侵或封锁行动。中国政府有充分理由预期，采取相对和平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长远来看将带来益处。自1841年以来，中国从未对英属香港动用武力；自1557年以来，也未曾对葡属澳门动武。中国最终通过和平方式，从殖民征服者手中收回了这两地的控制权。事实证明，中国是一位耐心且务实的谈判者；当认定历史大势正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时，它展现出了即便等待数百年也在所不惜的定力。

尽管美国军方、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媒体及部分学者之间已形成某种针对这一议题的“产业”生态，但美国并未推动台湾宣布正式独立，也未寻求将其纳入美国的同盟体系。这样做既无必要，也不利于商业利益。唐纳德·川普 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年底前还有两次会晤机会，届时双方将继续探讨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断演变的态势，但台湾问题恐怕不会成为主要议题。

中国有充分的经济理由避免武力攻台。2019年至2024年间，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总额达2100亿美元；2019年，两岸贸易额为176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投资总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一旦中国对台采取军事行动，这些投资都将面临风险。经济融合不仅有助于维护和平，更已被证明利润丰厚。多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做了一件对于两个名义上处于备战状态的政府而言颇为奇特的事：共同致富。

尽管如此，中国仍一再强调“台湾独立”是一条红线。不过，这条红线的界定相当宽容。北京方面容忍了台湾作为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政体之一的存在——台湾拥有多党制、定期且公正的选举、独立的司法与法律体系、军队、护照、货币、国家航空公司，甚至还有独立的奥运代表队。大多数国家与海峡两岸均保持着稳固但非官方的外交关系；驻台北的外国使领馆通常采用模糊的名称（例如“美国在台协会”），其负责人被称为“处长”而非大使。根据我曾在台北、北京和香港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经验，这些名称上的差异往往在政治意义上比在实际运作层面更为重要。 《与台湾关系法》明确规定，华盛顿将把“任何试图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决定台湾未来的努力，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视为美国严重关切的事项”；同时，美国将“维持足以抵御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胁迫、从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之行动的能力”。这些措辞数十年未变，其设计初衷并非为了显得软弱，而是为了保持灵活性。三方的外交官对此都心知肚明。

自1979年以来，发生变化的是人工智能（AI）及其核心驱动力——尖端半导体。成立于1987年的台积电（TSMC）生产了全球约90%的尖端半导体。这些芯片支撑着几乎所有关键的高科技产品，涵盖从人工智能、智能手机到武器系统的各个领域。正如19世纪和20世纪的沙特石油那样，台积电已成为21世纪世界运转不可或缺的支柱。这难道不意味着——就像当年的石油一样——它已成为全球霸权国家必须掌控的资源吗？中国是否会像当年西方国家进军中东那样，入侵台湾并夺取这一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未必如此。

油田可以被武力夺取，但半导体产业生态却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取；若试图通过摧毁台积电（TSMC）来将其据为己有，结果将适得其反。通过入侵台湾来夺取工厂，更有可能导致该公司的设施遭受严重破坏甚至彻底毁灭。尽管未必一定会发生，但美国和台湾方面很可能已做好准备，一旦情况危急，便会采取措施使台积电的生产设施瘫痪（即“焦土”策略）。此外，台积电许多尖端制造设备源自荷兰，生产所需的超高纯度化学品则来自日本；这两个美国的盟友完全有能力切断供应。即便能派兵占领工厂，士兵也无法制造芯片；况且，台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且具备高超技术水平的芯片从业人员，恐怕很难在枪口威逼下从事这种高难度工作。目前，台积电正首次在亚利桑那州及全球其他地区建设大型工厂。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处于构建大规模本土半导体产业的起步阶段，旨在降低对台湾的依赖。从长远来看，台积电的重要性将会减弱；而美中之间持续的商业往来，也将有助于降低因台湾问题引发战争的可能性。

川普 与习近平之间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如何共同管控人工智能（AI）便是重中之重。未来的议程无疑还将包括探讨石油何时能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流通。此外，还有南海那些引发多国主权争议的岛屿问题，以及稀土矿产资源问题。不过，与冷战时期的阴暗氛围不同，当今的美中关系更多体现为竞争而非敌对。而且，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国与美国及台湾处于同一个经济与技术生态系统之中；它们的供应链、航运网络、资本来源及市场早已深度交织、密不可分。相比之下，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彼此隔绝，以至于即便是微小的文化交流，往往也需要经过高层谈判才能达成。自1971年“乒乓外交”以来，美中关系中便不再有此类情况。

世界已发生演变，就这一问题而言，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如今，我们应将台湾的现状视为一种已然茁壮成长的态势，或许仅需偶尔加以修剪。关于台湾问题，最值得关注的并非美中首脑峰会上鲜少（甚至根本不）提及这一争端；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各方频频预判冲突并为此做准备，但这三方政府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学会了如何与那项早在半个世纪前确立的安排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