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昨日2026年3月31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就“地缘政治如何压倒全球化”发表评论。普拉萨德先生是康奈尔大学戴森应用经济与管理学院贸易政策资深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著有《厄运循环：世界经济秩序为何正螺旋式滑向混乱》（The Doom Loop: Why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Is Spiraling Into Disorder）。请读他的评论：

不久前，学术界和决策者曾将全球化视为一股强劲的力量，它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商品、服务、资金、自然资源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不仅能惠及所有国家，还能促成知识、思想和技术的跨国界传播。全球化曾许诺弥合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鸿沟，将它们紧密编织在一个共同利益的网络之中。当时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趋势甚至能增进地缘政治的稳定，因为共同的繁荣将激励各国去平息那些可能扰乱其经济关系的冲突。

如今，全球化所承载的这一宏大希望已然破灭。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就业市场造成的破坏性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民主国家推向了无序混乱的边缘。那些试图利用这股“反全球化”浪潮的政客们，将全球化描绘成一股恶性势力，声称它让本国的企业和工人暴露在极具破坏性的外部竞争之下。融合的梦想已让位于分裂的现实：如今的贸易与资本流动格局，与其说是超越了地缘政治裂痕的产物，不如说是地缘政治同盟关系的映射。全球化非但未能如最初设想的那样成为化解地缘政治对抗的良药，反而自身沦为了纷争的源头。

全球化未能兑现其创造广泛且公平利益的承诺，由此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在这个世界里，具有“正和”性质的经济力量，在抗衡具有“零和”性质的地缘政治力量方面，其效力已跌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过去十年间，中美两国之间激烈的博弈正是这一转变的缩影。这两大超级大国正公开展开较量，竞逐经济与地缘政治的主导权。由于缺乏互惠互利的经济与金融纽带所构成的制衡力量来防止竞争失控，两国关系已变得极具破坏性——受损的不仅是北京与华盛顿，还有被迫承受附带损害的全球其他国家。这种日趋破裂的双边关系，正是当前世界秩序新一轮不稳定性（即经济融合对地缘政治的约束力日益减弱）的典型写照。

然而，全球化性质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为其撰写“讣告”。相反，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必须深刻反思：全球化究竟是如何偏离正轨的？它又是如何从一股促进合作的力量，演变为一股助长冲突的力量的？唯有如此，我们方能重新找到行之有效的途径，再次充分发挥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潜力来改善经济成果与民生，同时化解其破坏性影响，如今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唯有如此，方能抵御那种持续加剧危险的国与国之间冲突风险的碎片化趋势。

并非美好的“旧时光”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各国政府拆除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国际贸易与金融流动的规模开始迅速扩张。技术进步——其中包括集装箱运输的广泛普及以及贸易物流体系的改良——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商业的发展。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商品与服务市场的构想——即各国皆可专注于生产自身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已不再显得遥不可及。当时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那些热衷于构建全球供应链、并致力于将产品与服务销往世界各地的商业利益群体，将成为把世界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强力纽带。

这种安排通过一张互惠互利的网络，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紧密地维系在了一起。来自海外的商品需求，助力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建立了健全的制造业体系，进而推动了其国内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张，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因出口额超过进口额而实现了贸易顺差。与此同时，包括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以及——尤为引人注目的——美国在内的一些富裕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举借资金，以弥补其自身的贸易逆差。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全球化对富裕国家国内经济所带来的重塑。自由贸易虽然创造了巨大的整体利益，但这些利益并未得到均等分配；鞋履、家具和纺织品等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而另一些产业则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被迫裁员紧缩。以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市场向日本进口车辆开放为例，此举确实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显著利益——即更丰富的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但在底特律的汽车工人眼中，情况却截然不同；随着外国竞争对手超越美国本土企业，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事实上，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很难找到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去补偿那些为此付出直接代价的人。富裕国家日益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加之技术进步使得制造业企业得以削减劳动力，种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工人们的困境。

公众的不满情绪，在富裕国家的国内政治中引发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修辞转向。政客们不再归咎于国内政策的缺陷或技术进步，转而将矛头指向全球化本身或特定的贸易伙伴；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在政治上投机取巧的手段，借此可以迎合那些因“去工业化”而生活受到冲击的选民的愤怒情绪。偏袒富人的税收政策和宽松的监管政策加剧了财富的集中，而对社会福利支出的削减则进一步助长了经济绝望感。全球化由此沦为一个现成的“替罪羊”，用来解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断缩减的就业机会，以及政府在缓解伴随而来的经济绝望感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在美国，针对全球化的反弹情绪所引发的国内政治后果，最终导致了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

那些借着反全球化浪潮的东风而上台执政的政客们，感到有压力必须将其政治修辞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行动。他们效仿特朗普的做法，推行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例如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他们声称这些措施能够重振国内制造业并增加就业机会，但实际上，这些政策不仅提高了物价、缩减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还扰乱了正常的贸易秩序，并对经济增长造成了损害。全球化未能兑现其所承诺的广泛且公平的利益，与此同时，国内政治中出现的反全球化转向又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与对抗。

休克主义

在过去二十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恰恰印证了全球化在政治语境中的地位所发生的转变——即从一种被视为积极向上的力量，沦落为一种被视为具有破坏性的负面力量。 2001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举措得到了美国的鼎力支持）之后，两国均秉持这样一种理念：即双方的贸易关系有望演变为一场互惠互利、共赢共荣的“正和博弈”。此后，双边贸易额实现了大幅增长，美国也迅速跃升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2010年之后，随着北京方面着手向海外投资者开放经济与市场，源自美国的资金流向中国的规模也随之扩大。美国企业纷纷热衷于将部分供应链环节布局在中国，旨在充分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及其他生产成本优势，并借机向中国这一高速增长的市场推销其产品。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也积极向日益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相较于国有银行所提供的服务，这一群体对服务质量有着更为严苛与高端的需求。

然而，隐患早已在暗流涌动。早在2000年，美国对华的双边货物贸易逆差便已高达830亿美元。此后，这一逆差额度持续攀升，至2018年已飙升至4180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内，该逆差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从0.8%激增至2%。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所提供的这种看似慷慨的融资支持，其资金来源主要归功于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所赚取的收益。随着中国经济实现“腾飞式”崛起——从一个规模较小、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那些潜藏在两国表面和睦关系之下的紧张与矛盾，也随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后来被称为“中国冲击”（China Shock）的这一现象中，美国制造业领域中那些高薪优质的就业岗位遭遇重创并大量流失，整个制造业部门也随之陷入了“空心化”的困境。面对来自中国的大量廉价商品的汹涌冲击，许多美国企业因无力招架而不得不缴械投降，最终以关门倒闭告终。据部分估算数据显示，在1999年至2011年间，因“中国冲击”而导致的美国就业岗位流失总数超过200万个，其中仅制造业岗位便流失了约100万个。诚然，技术变革等其他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且在与美国制造业展开竞争的低成本经济体中，中国绝非唯一的竞争对手。然而，美国政客们却依然难以克制地将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中国。这种将中国妖魔化为“不公平竞争者”的行径，无疑加剧了两国关系的裂痕——而就在不久之前，两国的领导人还曾将这段双边关系视为一种互惠互利的典范。

全球化不断变化的本质，不应成为其终结的宣告。

然而，对于这段曾经充满希望的关系之所以恶化，华盛顿并不应承担全部责任。尽管中国领导人曾大谈全球化所带来的“双赢合作”，但他们实际上却通过倾斜竞争环境，偏袒了中国企业。北京方面向其制造业企业（无论私营还是国营）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包括低息银行贷款，以及在土地和能源方面的补贴；与此同时，却拒绝给予美国企业自由且不受限制地进入其国内市场的准入权。寻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被要求必须与国内企业建立合资公司，这使得中国企业能够从其外国合作伙伴那里汲取技术与专有知识，并最终直接与这些合作伙伴展开竞争。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领域的美国企业，都因无法在中国境内自由开展业务而感到日益幻灭。其结果是，商业利益不再充当美中关系中一股强有力的稳定力量。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在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随后几年又逐步升级关税壁垒；以及在拜登政府保留这些关税的同时，又对贸易与投资施加更多限制之际，来自美国商界的反对声音却显得相对微弱。如今，美国企业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竭力呼吁维持两国关系的平稳运行；随着对华敌意在华盛顿成为两党共识，美国商界对此几乎未作任何抵制。

中美关系并非所有层面都已沦为纯粹的竞争关系；两国有时仍愿意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开展合作。然而，由于维系平衡的力量遭到削弱，且冲突领域不断扩大，两国之间的共存状态已变得不再那么融洽。北京与华盛顿日益依赖出口管制手段，正是这种新的、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的典型写照。此前，美国在对华科技政策上奉行的是一种更具合作色彩——尽管仍不乏竞争成分——的方针，其显著特征在于技术专有知识、人才、物资及资金在两国间的自由双向流动。而拜登政府则试图限制中国获取技术及先进计算机芯片的渠道，这一举措正是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关努力的进一步强化与升级。在美国实施多年的出口管制之后，特朗普于2025年4月征收的关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北京方面采取报复行动：限制稀土元素的出口——而这正是美国高科技制造商所急需的资源。随着双方的一举一动及相互反制，那种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前景，在两国本质上充满竞争的地缘政治关系背景下，正变得愈发遥不可及。而且，若缺乏一种能够制衡这种竞争的经济力量，一国影响力的上升势必将以牺牲另一国的利益为代价。

模仿游戏

各国政府及企业在试图应对这一以贸易壁垒日益高筑为特征的新经济秩序时，已开始调整其贸易与资金流向，使其与各自的地缘政治阵营保持一致。而这种做法只会让局势进一步恶化。

尽管发达经济体历来奉行自由贸易原则，但如今它们却纷纷转向推行产业政策——即由政府而非市场来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产业政策曾被市场导向型经济体视为洪水猛兽，但如今在许多人眼中，它已成为一种提升本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正当手段。以拜登政府于2022年8月生效的《通胀削减法案》（IRA）为例。该法案宣称旨在维护美国的技术霸权地位，并促进国内对绿色技术及其他新兴技术的投资；为此，拜登政府动用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手段，以激励电动汽车及可再生能源零部件在美国本土的生产。此举实际上构筑了阻碍自由贸易的壁垒。

特朗普重返总统宝座后，废除了《通胀削减法案》中的部分条款。然而，他并未因此放弃产业政策，其政府反而构筑了更多属于自己的贸易壁垒。例如，其推出的“美国制造制造业倡议”（Made in America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便包含一系列旨在扶持本国企业并鼓励国内采购的措施——而这些措施的实施，直接损害了外国企业的利益。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将贸易政策“武器化”，以此迫使贸易伙伴做出让步——且所涉议题往往与贸易本身毫无关联。而他所推行的关税制度，更是为全球商业的未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这种新形态的全球化，恐将加剧经济与地缘政治层面的动荡。

对于那些已习惯依赖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企业而言，由此带来的后果极具颠覆性。那些跨国经营的企业已沦为日益频发的贸易战中的“牺牲品”；因为一国实施的关税措施，加上其他国家随之采取的连锁报复行动，往往会迅速升级为更广泛的经济敌对冲突。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即便是在那张精密编织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发生断裂，就可能导致整个行业陷入停滞。

为应对这些新风险，跨国企业正积极推行旨在增强“韧性”的战略。许多企业试图将生产设施集中布局在那些有望免受地缘政治风险侵扰的地区：具体做法包括将生产迁回本国（“回岸”生产）、迁往被视为地缘政治盟友的国家（“友岸”生产）、在多个国家分别设立生产基地以供应当地本土市场，或是采取上述三种策略的某种组合。另一些企业则致力于实现生产设施的选址、原材料的供应来源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市场多元化。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开始在印度进行投资，将其部分手机生产业务从中国转移出去。为了规避美国关税，中国制造商也加大了对墨西哥、越南以及其他拥有更多进入美国市场便利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力度。如今，将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能源成本）降至最低，已不再是决定实体工厂选址或其他商业运营布局时的首要考量因素。

企业正纷纷转向那些被视为风险较低的全球商业模式——至少在降低其受地缘政治动荡冲击的脆弱性方面确实如此——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转变反而可能给整个世界带来其他形式的风险。早期的全球化旨在通过将各国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从而减少地缘政治冲突；其核心理念在于：一个高度融合的世界将不再有充分的理由相互争斗。然而，随着企业纷纷撤离那些被本国视为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国家的市场，它们便不再能充当维系良好双边关系的“桥梁”。一旦失去了全球化早期所构建的那种互惠互利的商业网络，这种“新形态的全球化”最终非但无法平抑，反而可能加剧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动荡。

当离别已成定局，你是否会怀念我？

全球化并未就此终结。然而，其最新演进形态却面临着一种风险：它非但未能充当地缘政治动荡的“解药”，反而可能沦为加剧动荡的“推手”。对于那些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低收入国家而言，若想建立并壮大其制造业体系，就必须获得进入全球市场的通道。制造业的扩张——伴随着比农业及其他初级生产部门薪资更高的就业机会——依然能够帮助各国建立起一个足以支撑充满活力的国内经济的中产阶级群体。然而，如果全球贸易与金融流动的碎片化趋势持续加剧，这条通往发展的道路恐将被阻断，从而导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错失全球化繁荣初期数十年所带来的种种红利。这种经济收缩所引发的后续政治效应，可能会让21世纪初期的那场反全球化浪潮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

即便已是伤痕累累，全球化这一宏大工程依然值得我们去挽救。决策者不应出于一种误导性的认知——即以为退出全球化能让国家变得更安全、更不易受外部风险与波动冲击——而选择背离全球化；相反，他们需要寻找切实可行的途径，去化解全球化所带来的那些负面影响。发达经济体国家不仅需要推行再培训和技能重塑计划，以帮助失业工人把握新的经济机遇，还必须建立更为健全的收入保障机制，为这些受冲击的劳动者提供坚实的后盾。而在某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政府仍对经济和银行业保持着严格的管控，当务之急是改革那些过度干预的政府监管机制，并修复功能失调的金融体系，从而使本国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负责监管全球贸易与金融的各类国际机构，也必须寻求自我革新、重焕生机。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性与权威，世界贸易组织等贸易机构应当加倍努力，以一贯且透明的方式严格执行各项贸易规则，并对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强国——所采取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予以公开指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则可以通过改革其内部治理体系，赋予新兴市场国家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公平投票权份额，从而重新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与信任。

这一切绝非易事。但若能加以有效管理，全球化依然有望兑现其曾备受推崇的潜力——即作为一股制衡全球碎片化与冲突的力量。若此时对其弃之不顾，世界将陷入一个“厄运循环”：在这一循环中，经济、政治及地缘政治力量将相互激化，从而引发最恶劣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