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国防优先” 组织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星期二11月17日凌晨发表 在《美国保守派》杂志的评论。但她认为-- “欧洲人应该主导这一变革进程。” : 在暂停八个月之后,旨在结束俄乌战争的三方谈判上周在阿布扎比恢复,这一次谈判的重点有所调整:欧洲安全架构。在会议召开之前,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总统的特使兼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描述了谈判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安排,以解决各方的安全关切,降低未来发生冲突的风险,并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的安全环境。” 欧洲领导人立即对这一新方向提出了强烈而公开的反对,一些人称之为对克里姆林宫的明显让步。但是,这种反应是错误的。任何关于如何结束战争的讨论,都必须涉及欧洲安全秩序的形态,原因很简单:正是现有体系的缺陷、不足和不一致之处,首先导致了这场冲突的爆发。 然而,华盛顿不应该低估更新欧洲安全安排所涉及的挑战。持久的解决方案不仅需要欧洲的认可和参与,还需要欧洲的领导,以及制定能够管理俄罗斯与其邻国之间在未来许多年里仍将充满争议和敌意的关系的规则。 反对扩大谈判重点的人士提出了大量理由,说明为什么至少在现阶段应该将安全架构问题排除在谈判之外。 对一些人而言,问题在于先后顺序。他们认为,只有在乌克兰的战斗停止之后,才能开始讨论修改欧洲安全体系的问题。然而,历史表明,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旨在结束长期而激烈冲突的谈判,几乎总是在战场上的战斗仍在继续时展开。例如,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始于1951年,也就是战争爆发大约一年之后,但直到1953年,在进行了150多轮谈判之后,才最终达成协议。 对其他批评者而言,他们担忧的并不是时机问题,而是欧洲安全架构竟然被摆上谈判桌这一事实。他们认为,欧洲已经拥有一套以欧盟和北约为核心的安全架构。如果这一架构需要更新(而且有些人认为根本不需要),那也不关莫斯科的事。毕竟,他们声称,俄罗斯一再违反自己的承诺,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然而,这种立场存在几个问题。首先,1990年签署、旨在规范冷战后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关系的《巴黎宪章》,距今已经36年,严重过时。它原本是为管理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欧洲而制定的。此后,苏联解体,北约扩大到拥有32个成员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演变为欧盟,而这一组织又接纳了新的成员国。南斯拉夫在一系列北约介入的残酷内战之后分裂为多个独立国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爆发了战争,而美国、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大多数军备控制条约都已经到期。欧洲大陆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平衡也发生了变化。一套为一个根本不同的欧洲建立的体系,已经无法胜任管理当今安全关系的任务,这一点本不应该引起争议。 其次,仅仅因为欧洲拥有北约和欧盟,就将其安全架构定义为足够强大,是一种奇怪的歪曲。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欧洲安全秩序就将十几个既不是北约成员、也不是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乌克兰)排除在外,却将远隔重洋的加拿大和美国纳入其中。毫无疑问,在欧洲安全架构中,俄罗斯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俄罗斯理应比美国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最后,对冷战结束时建立的欧洲安全架构表现出修改意愿的,并不只有莫斯科。自1990年以来,美国、北约和欧盟也对欧洲安全秩序的规则和形态作出了自己的改变,而且经常违反当时签署的协议的精神。最近一次调整发生在不到五年前,当时芬兰和瑞典加入了北约。尽管北约向东扩张在技术上并未受到过去协议的禁止,但其部队和军事基础设施不断向俄罗斯边境逼近,显然违反了《巴黎宪章》关于 “安全不可分割” 的承诺,因为这使北约新成员以牺牲俄罗斯的安全为代价,获得了更大的安全保障。 因此,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要求重新审视欧洲安全架构至少有两个正当理由:首先,在过去四十年里,这一安全秩序已经多次发生改变,有时是俄罗斯作出的改变,但更多时候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作出的改变;其次,俄罗斯本身也是欧洲的一员,理应在“欧洲安全秩序”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承认欧洲冷战后安全架构的不足,包括关于哪些国家被纳入、哪些国家被排除在外的分歧,是乌克兰战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向俄罗斯让步,而是承认现实。俄罗斯最主要的反对意见一直是,欧洲安全体系逐步发展,将俄罗斯的邻国纳入其中,却将俄罗斯自身排除在外。这并不能为俄罗斯使用武力提供正当理由,但它确实表明,要持久解决乌克兰冲突,就必须采取措施,建立一个更新后的安全安排,正式纳入过去三十年发生的变化,澄清成员资格问题,并以持久的方式解决俄罗斯及其欧洲邻国的不满。 因此,美国现在将这一问题纳入正在进行的三方谈判是正确的。解决冲突所谓的 “根源” 确实是俄罗斯的要求,但如果目标是实现一种能够防止战争再次爆发的稳定和平,那么这也符合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将欧洲安全秩序纳入当前谈判,而在于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应该如何处理它。 迄今为止,美国的做法一直没有奏效。美国谈判代表似乎准备绕过欧洲人与莫斯科合作,这加剧了欧洲的不安全感,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显然,华盛顿无法像一些俄罗斯人在川普于2025年重返白宫时可能希望的那样,“让欧洲就范”。 更好的战略是让欧洲直接主导重新谈判其安全架构,而美国不是充当调解人,而是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川普政府已经表明,它期望欧洲自行管理常规威慑,并为自身防务承担更多责任。既然欧洲人将不得不实施任何新的安全体系,并且在美国参与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承担其负担,那么也应该由欧洲领导人决定未来这一体系将如何组织,以及如何将俄罗斯纳入其中。 到目前为止,欧洲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认真讨论欧洲大陆的安全秩序。由于欧洲担心自己会被排除在可能影响其未来的讨论之外,而且认识到,要在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谈判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愿意与莫斯科接触,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然而,欧洲愿意进行对话只是第一步。旨在设计一个新的欧洲安全架构的对话,不会迅速或轻松地完成,认为这一进程很快就能结束是不现实的。欧盟和俄罗斯都已经提出了要求极高的方案,而从这些方案出发,通过谈判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将充满挑战。更新后的欧洲安全秩序很可能需要经过许多年才能逐渐成形。它不会由一项宏大的全面协议构成,而是由随着各方之间信任不断增长、在不同时期签署的一系列较小协议组成。 这并不意味着当前战争的结束必须等待这一进程完成。相反,处理乌克兰特定问题的谈判与处理欧洲安全架构相关问题的谈判可以同时进行,目标是将某些基本原则纳入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并将其余问题推迟到以后处理。 一项近期协议可能包括各方暂时冻结新的远程导弹部署,以及停止在北约与俄罗斯共同边界附近新建军事设施。它还应该包括管理风险最高地区的努力,包括波罗的海地区和加里宁格勒、黑海以及混合战领域。初步安排可以明确界定红线,要求双方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并包括共同承诺避免某些类型的活动或挑衅。让所有各方重新加入《开放天空条约》,可以成为一个中期目标。最后,建立一个新的危机沟通渠道,可以防止误判。 如果目标是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欧洲安全架构就不能成为一个禁忌话题,而且有关讨论也不能主要由美国主导。这必须是一项由欧洲领导的努力。欧洲越来越愿意参与严肃讨论,是一个积极信号,川普政府应该鼓励这种意愿,而不是进行事无巨细的干预。欧洲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将是组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利益、同时又愿意抛开意识形态、转而采取务实态度的谈判代表团。目前尚不清楚最近提出的代表团——其中将包括来自公开反对俄罗斯的政府以及欧盟的官员——能否实现外交突破,但这毕竟是一个起点。 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架构的进程无疑会遭遇挫折。但是,这一进程似乎已经认真启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抱有希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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