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亚当·米歇尔（Adam N. Michel）今日10月29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为保护劳动者而对AI征税，反而会伤害他们”。米歇尔先生是卡托研究所税收政策研究主任，主要分析美国税收的经济和预算影响。他指出，“对人工智能导致失业的担忧，可能促使政府对资本征税，从而削弱投资、工资和竞争力。” ： 要点 实践中，资本与劳动受到的税收待遇相近 营收税威胁投资、竞争与创新 全球税制可能出现分化，有利于投资友好型国家
半个世纪以来，发达经济体系统性地降低储蓄和投资税负，以提高生产率和工资。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可能正在瓦解部分评论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这一共识。 例如，《华尔街日报》一篇广受关注的专栏文章认为，应对人工智能恐惧的办法，是对资本课以更重的税负。 这一论点首先假定，大规模就业替代很可能发生，收入将从劳动者转向资本所有者。包括16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200多位经济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最近的一封信中支持了这一观点。这些论断基本上缺乏依据。劳动的地位并未持续受到削弱，而人工智能改变这一局面的可能性，也低于许多人的想象。 这一论点的第二部分是，现行税法已经偏袒资本而非劳动，加速经济向机器转移。这一前提同样错误，更糟的是，它可能导致破坏性更大的税收：一旦政策制定者认定，对利润征税未能充分涵盖人工智能所谓的价值，下一步就是对营收本身征税。 资本的税负是否过低？ 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安德烈亚·马内拉（Andrea Manera）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对一种流行说法进行了量化，即现行税法已经对劳动征税过重，而对资本征税过轻。他们估计，在美国，劳动面临的有效税率约为25%，而设备和软件面临的税率则接近5%。这一差距看起来似乎足以说明问题，但它主要是扣除时间不同造成的。 以美国为例。在企业投入方面，工资可在支付当年全额扣除。大多数实物投资也享有相同待遇。根据2025年税收方案，设备、研发和制造业建筑物支出均可立即扣除，与劳动处于同等地位。法律调整后，这些扣除的加速，人为压低了阿西莫格鲁、马内拉和雷斯特雷波的计算结果。非制造业建筑物在美国仍受到较不利的待遇，必须在三四十年内逐年折旧。因此，在这一方面，并不存在系统性偏袒资本的情况。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美国是一个例外。大多数国家给予劳动的税收待遇比投资更优惠，但过去十年间，许多国家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增加投资扣除。加拿大最近宣布的“生产率超级扣除”，就是各国继续推动劳动与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资本获得同等待遇的一个例子。 企业在资本与劳动之间作出选择时，仍然存在的唯一重大税收不对称是工资税。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这项税收的经济成本并不由企业所有者承担，而是绝大部分通过降低到手工资，由劳动者自己承担。在产出相同的情况下，企业会将包括各种工资税在内的总薪酬成本，与机器总成本进行比较。如果工资税大部分已经反映为工资下降，那么这项税就不是对雇用人类劳动者的企业的惩罚。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产出方面，这里需要比较的是，哪些税收分别扭曲了雇员的工作决策和储蓄者的投资决策。劳动收入须缴纳所得税和工资税。在美国，财政部估计，劳动所承担的平均联邦税率为17%。最高联邦法定边际税率为40.8%。 在大多数国家，公开市场上的资本投资回报须在企业实体和投资者两个层面纳税。在美国，公司利润须按21%的联邦税率纳税，税后剩余部分在以股息形式发放或实现为资本利得时，还须按最高23.8%的税率再次纳税。两者合计，公司股权回报的最高联邦法定税率约为40%。投资的平均有效税率因企业组织形式和融资来源而异，但通常处于25%至35%之间。 然而，税收的经济负担比税率适用于哪一类收入更为重要。资本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劳动者身上，因为它会减少投资、减缓生产率增长并降低工资。最近一篇研究综述表明，人均资本每增加1%，工资就会提高约3%。提高资本税负将减少资本投入，伤害那些需要更新、更好的工具，才能在我们迅速变化的经济中跟上步伐的劳动者。 当利润税还不够时 主张提高资本税负，只是这场辩论的第一部分。初创阶段的人工智能企业和大型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正在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额资金。它们扣除这些支出，目前许多企业申报的应税利润很少。在批评者看来，利润微薄或没有利润，似乎证明所得税未能覆盖重要的经济活动。 欧洲已经出现过这种论点的一种形式。政策制定者认定，企业所得税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征税力度不够。一些欧盟国家没有改革所得税或消费税，而是针对“数字服务”设计了新的营收税。无论企业是否盈利，都须缴纳这些税。不过，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对这类服务征税的方案，仍然停滞不前。 如今，同样的逻辑已经蔓延至大西洋两岸有关人工智能的辩论。欧洲议会税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帕斯夸莱·特里迪科（Pasquale Tridico）提出了一项尚未明确界定的人工智能新税。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资深少数党成员罗恩·怀登（Ron Wyden）最近提议，对美国数据中心运营商征收一项新的总收入税。 资料栏 欧盟针对科技行业的特别税 数字服务税针对营收征收，无论企业是否盈利。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在国家层面实施此税，但欧盟和全球层面的相关讨论仍在进行。 已实施 提案 比利时、捷克、德国和波兰已经提出或考虑实施各自的国家数字税，但尚未立法实施。 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方案已经多次提出，最近一次是在2026年6月，但由于未能取得一致同意，以及华盛顿的反对，布鲁塞尔尚未实施这些方案。 欧洲议会议员特里迪科在其人工智能征税提案中主张，这项技术产生的产出和价值，与人类劳动者或企业资本产生的产出和价值相似，因此理应成为征税对象。他将这一提案与欧洲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工智能取代体力劳动和白领工作岗位的风险联系起来，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传统税收收入萎缩。他还指出，人工智能大规模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巨大电力需求，将推动公共支出增加，而这些支出必须获得资金支持。特里迪科先生尚未详细说明这项税收的具体内容。
如果怀登的提案获通过成为法律，可能会使美国数据中心最多的几个县的有效税率超过100%。由于利润率越低，营收税的负担就越重，因此，这些税对新进入者和竞争所依赖的边际项目打击最大。 对算力、词元或能源征税，也存在同样的缺陷。对中间投入品征税，会造成税负增加不均，与纳税能力脱节，并在生产过程中层层累积，使其成为破坏性最大的筹集财政收入方式之一。 税收体系要覆盖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收益，根本不需要上述任何措施。如果人工智能获得了其支持者所预测的巨额利润，现行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就能对这些利润征税。为了在鼓励经济活动的同时确保税收收入，政策制定者可以逐步转向这样一种税基：豁免储蓄的正常回报，对超额回报则按与工资相同的税率征税。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可以保留支出全额扣除，并彻底拒绝以营收为基础的税收。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各国在人工智能征税问题上出现分化 一些担忧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通过对算力征税、对数据中心征收营收税，或提高企业利润税和资本利得税，来回应公众的焦虑。另一些国家则效仿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最近的做法，这些国家均扩大了投资即时扣除的范围，并争相吸引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及人工智能赋能的投资。一些数据中心需要靠近终端用户，但其他关键的训练和建设投资具有更强的流动性。 这些边际投资将流向税负较低、治理可靠的司法管辖区。克制对人工智能征税的国家，包括维持现行法律的美国，将从生产率增长及其带来的高薪工作中获得最大收益。高税负国家将为其他地方开发的人工智能服务支付更高费用，并在经济上落后。 较不可能：不采取政策行动 随着劳动力市场将逐步适应人工智能这一点变得清晰，末日情景显得更加牵强，政治压力随之消退。现行税收规则保持不变，投资全额扣除得以保留，国际税收竞争继续使边际资本的税负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最不可能：就人工智能征税达成全球协议 世界各国政府就共同做法达成一致，例如协调实施最低税，或共同征收算力税，以防止人工智能投资流向低税负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包容性框架下推动的全球最低企业税明显失败，表明成功的机会十分渺茫。针对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达成税收协议，将在全球面临同样的问题，以及相互冲突的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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