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妮科尔·戈尔丁(Nicole Goldin)11月13日上午在该理事会网站发表评论,关注 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同样的指标,依然一团糟:中国青年失业的地缘经济学” 。妮科尔·戈尔丁女士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以及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高级顾问。请读她的评论: “新指标,同样一团糟。”这是我2024年2月在这里撰文讨论中国青年失业问题时使用的标题。当时,在暂停发布六个月后,北京恢复公布青年失业数据,采用了将学生排除在外的新统计方法。恢复公布后的首个数字是14.9%。 时间快进两年半,来到本月的数据发布之际,其间发生的地缘经济变化足够填满一生,而我今天的标题是:“同样的指标,依然一团糟。” 以16至24岁“城镇”居民为统计对象的青年失业率,在2026年8月触及18.9%的12个月高点后,目前约为18%。从季节性来看,失业率在9月达到峰值;这是官方恢复公布数据以来最糟糕的9月读数。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是表现较好的月份,情况也在恶化——年度低点,每年均出现在6月,已从2024年的13.2%升至2025年的14.5%,再升至2026年的14.9%。在总体人口中,城镇失业率为5.2%,这意味着青年失业率目前约为其三倍半。这不仅仅是应届毕业生的问题:25至29岁人群的失业率为7.4%,而1270万名毕业生即将进入一个受需求疲弱制约的劳动力市场。 2024年看起来主要是国内劳动力市场挑战的问题,如今越来越像是一个地缘经济问题。从战略竞争力来看,北京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雄心,不仅依赖产业政策,也依赖有效利用人力资本。青年持续失业表明,技能错配正在恶化,劳动力市场吸纳能力疲弱。当每五名城镇青年劳动者中就有近一人失业时,很难想象这些雄心能够实现——劳动力利用不足严重拖累了生产率。一个国家一边争夺未来,一边却难以让现有劳动力就业,就是在落后的处境中竞争。 这种错配还暴露出中国经济模式核心处日益加剧的矛盾:战略产业和出口规模的扩大,并未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解决这一问题,很可能需要采取财政干预措施,例如扩大对雇用青年劳动者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补贴,或向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提供额外失业救济,而许多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正日益无力实施这些措施。 这也使北京推动经济增长向内需再平衡的努力更加复杂。消费受到抑制,部分原因在于青年群体经济活动水平较低,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依赖出口。在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同时,9月出口继续激增,增幅达到36%,推动贸易顺差创下超过1.2万亿美元的纪录。 这也可能在全球南方产生连锁影响。我在2024年曾指出,一个走弱的中国可能波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青年劳动力市场,因为中国的发展融资、投资和贸易支撑着这些地区的就业创造。如今,这一态势已不同以往:中国流向东南亚的发展融资正在下降,2024年降幅为23%,“一带一路”倡议已趋于平稳,而中国的贷款正转而流向收入更高的经济体。如今,中国对全球南方最具竞争力的出口,可能是技术——深度求索或通义千问这类廉价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而非能够创造大量就业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而提供了一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吸引力和影响力。对于资源有限环境中的开发者和用户而言,这些模型通过支持当地语言来降低门槛,减少算力需求,避免按次使用收费,并减少对外国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依赖。 归根结底,中国或许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悖论最鲜明的体现。它的老龄化速度太快,承受不起劳动力浪费,却又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让年轻人从事有生产力的工作。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萎缩,人口抚养比正在上升,关键行业面临劳动力短缺,而与此同时,数百万年轻人仍处于闲置或就业不足状态。仅靠人口结构本身,并不能决定人口红利的成败。经济回报取决于各经济体能否让年轻人从事有生产力的工作,并让年长劳动者更长时间地保持就业、获得收入和进行消费。 中国青年失业的地缘经济意义,或许与失业率这个醒目数字本身关系较小,而更多在于它如何影响国内外政策选择——它将影响北京在创新、产业政策、全球投资和经济交往方面的做法。无论北京是通过政府雇用、产业政策,还是加大对私营部门创造就业的支持来作出回应,其后果都将超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决定如何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将成为判断中国经济模式及其全球姿态未来走向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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