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日前发表阿里·温（Ali Wyne）和何瑞恩（Ryan Hass）的评论－－“不要在对华政策上走回头路”。阿里·温先生是国际危机组织美中关系高级研究与倡议顾问。何瑞恩先生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兼辜振甫与辜严倬云台湾研究讲席学者。他们指出－－重拾鹰派路线是愚蠢的：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的第二个任期即将过半，他既削弱了美国维护自身涉华利益的能力，也削弱了美国作为亚洲地区安全提供者的作用。他在与北京打交道时缺乏章法，着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却轻视或无视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根源，削弱了华盛顿塑造双边关系的筹码。与此同时，川普持续攻击盟友和伙伴，促使它们对美国采取对冲措施，并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北京则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股稳定的制衡力量，与反复无常的华盛顿形成对照：在皮尤研究中心于2026年春季调查的36个国家中，有25个国家对中国持好感的受访者多于对美国持好感的受访者，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墨西哥。

鉴于川普第二任期战略的失败，许多民主党人，甚至温和派共和党人，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以及2028年总统竞选期间，尝试在对华问题上采取更鹰派的姿态。这种诱惑可以理解：人们强烈希望与一种进退失据的做法形成对照，并纠正川普犯下的错误。但屈从于这种诱惑将十分危险。如果国会和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本能地对中国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立场，他们既可能削弱未来政府保留与北京之间至关重要的外交空间的能力，也可能进一步令那些不愿被困于一场新的漫长对抗中的盟友和伙伴感到不安。对川普的对华政策矫枉过正，也不太可能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或在2028年到来之前提高公众知名度。近期民调显示，在七个选举战场州，只有少数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敌人，或认为中国是美国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之一。

下一届国会以及最终接替川普的人，应当把稳健、称职地处理对华关系置于表演式强硬之上。谋取政治得分，以及怀念那些无视北京日益增强的实力、也无视美国国内对大国关系保持平静日益增长的支持的战略，只会加重川普的错误，而不是减轻这些错误。更明智、更连贯的对华政策，应以有章法地与北京竞争、耐心争取焦虑的盟友和伙伴的好感，以及大力更新美国实力的国内源泉为基础，这样的政策可以让美国人的生活更安全、更健康，生活负担也更轻。

新来的朋友

川普对中国的看法在华盛顿打破了常规，甚至与其政府和党内其他成员的观点相左。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川普对竞争的理解十分狭窄，主要集中在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以及中国出口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上。他也不太把习近平视为一个意志坚定的地缘政治对手，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一个可以通过交易打交道的商业竞争者，认为自己能够与他谈判，以稳定双边关系。

这种认为对华交往可以而且应该不受意识形态影响、以交易为基础的判断，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就已存在。它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未消失。当时，川普认为习近平将病毒传播到了国外，因此授权高级顾问实施强硬的对华政策，包括挑战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公开呼吁政治变革。但川普的核心观点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主导美国政策，因为在第一个任期内，他对自己政府的掌控较弱，对整个共和党的支配力也较小。

川普也在受挫后，对北京的实力有了更现实的认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顶住川普2025年4月关税攻势、迫使他退让的国家。2026年，北京利用华盛顿对经济关系再次破裂的担忧，阻止川普在其全球挤压伊朗经济的行动中将中国大型银行作为打击目标。即使这位总统声称自己正在开启美国主导地位的新时代，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实力接近美国的国家——其政府在《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正式确立了这一定位。同样，他还大肆宣扬美中“两国集团”的前景，使盟友和伙伴担心，他把照顾北京的敏感关切置于它们的忧虑之上。

川普对华政策处理失当，为新战略腾出了空间。

在某些具体领域，川普政府仍然从竞争的角度看待中国。例如，它正通过“金库计划”等举措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出口的依赖，该计划旨在储备关键矿产；它还向各国施压，要求它们承诺不参与中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倡议。即使川普猛烈抨击盟友和伙伴，指责它们利用美国的慷慨，华盛顿仍在深化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亚洲条约盟友的安全合作，并加强对台湾军队的训练。

然而，总体而言，这位总统对中国更多采取的是迁就而非竞争的态度。而且，由于他的其他外交政策目标——主导西半球、推动伊朗政权更迭，以及结束乌克兰战争——竞相争取优先地位，川普对这组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投入的注意力，远低于许多观察人士在他重返白宫时的预期。他在对华问题上的种种退让，使美国的处境变得更糟：他削弱了华盛顿对北京的筹码，同时使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质疑，是否应该与这样一个国家保持一致——它宁愿维持对华关系表面上的稳定，也不愿协调行动，应对中国在海外的强势行为及其在国内的镇压。

矫枉过正

由于川普的对华政策使他与外交政策官僚体系中的许多人，以及包括本党议员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会议员意见相左，恢复对华激烈战略竞争的压力很可能正在积聚。尤其是寻求202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将很容易受到诱惑，承诺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其中可能包括呼吁减少美中官员之间的高层外交交流，或采取范围更广的措施来限制中国的技术进步。但试图恢复川普第二任期之前的现状，或对其稍作调整——乃至为了展现表面上的实力而走得更远——都将是错误的。

最明显的是，美国近十年来试图通过制裁、关税和出口管制来减缓中国创新的努力，正陷入困境。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企业正设法绕过这些措施，与美国同行一道提升自身能力。任何限制技术获取的可持续尝试，也都需要多边合作；随着华盛顿与许多最亲密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恶化，人们越来越质疑，是否有任何联盟能够阻碍北京的技术进步，以及是否愿意承担为此付出的代价。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扩大其在电动汽车、先进机器人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领先优势。试图在美国周围筑起一道技术护城河，不太可能帮助美国重获竞争力。相反，华盛顿需要在降低中国投资与合作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从中国的知识和产业中获取商业利益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美国可以借鉴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美国企业采用的技术转让做法并从中获益，当时华盛顿在许多尖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例如，在电池制造领域，美国企业可以通过从中国竞争对手那里获取技术诀窍而受益；如果两国实验室整合各自能力，加快发现癌症等疾病的治疗方法，双方都将获益。

美国也可能无法从川普重返白宫之前中断的地方继续前行，因为即使是对美国抱有善意的人，也无法再将他的外交政策视为一种反常现象。他在2020年败选后赢得了第二个任期，而且胜得比2016年更加干脆。尽管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会欢迎川普之后出现一个更加奉行多边主义的政府，但它们很难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将周期性地塑造华盛顿的外交政策。仅仅摒弃川普粗暴的霸凌行为，不足以重建信任；他的继任者必须避免将盟友和伙伴视为战略竞争的工具。

然而，矛盾的是，川普对华政策处理失当，却为一种新的、更持久的战略的出现打开了政治空间。过去，主张美中持续开展高层外交的人，往往被斥为目光短浅；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被视为特洛伊木马；对双边关系零和观念的批评则被认为天真。但川普的行动改变了政策可能性的可接受范围，为以更多样的方式与中国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创造了空间。

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已逐步恢复两党联合访华。就连在参议员任内属于最强硬鹰派之一的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也在9月表示，美中高级官员彼此回避将是“荒唐的”。华盛顿一些备受尊重的人士，包括乔·拜登（Joe Biden）政府的前高级官员，正在呼吁与中国企业组建一些合资企业，以帮助美国企业发展。国会和白宫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实力的稳步积累，要求美国以更有重点的方式开展竞争。

新的对华政策也获得了公众支持。尽管许多政策制定者将对北京的关系描述为一场必须取胜的竞争，但大多数美国人将其视为一种需要管理的现实。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7月的一项调查中，53%的美国人希望美国寻求“与中国友好合作和接触”；这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有多数受访者表达这一观点。年轻人正在推动这种转变。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1月的一项民调发现，在18至49岁的人群中，只有32%的共和党人和10%的民主党人称中国为敌人，而在5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这两个比例分别为55%和18%。中左翼智库探照灯研究所2026年3月的一项调查发现，18至34岁的受访者中，有62%希望美国“与中国合作，改善美中关系”。

稳健掌舵

更好的对华政策，首先要放弃那些要求在与北京的战略竞争中“取胜”的空洞告诫。尽管中国面临诸多内部挑战，包括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债务不断增加，但它也拥有强大的优势，其中两项在川普第二个任期内已变得无可否认：中国在向美国人供应关键商品的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它对美国汽车业和国防工业基础赖以运转的稀土拥有牢牢的控制权。

下一任总统既不应低估，也不应夸大北京的发展势头；相反，正如我们此前所主张的，华盛顿应将其视为“一个长期存在但受到制约的竞争对手”。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在不使自身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向另一方打出任何致命一击。两国将继续相互依存，并且在行动时必须清楚彼此给自身带来的脆弱性。

如果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大国注定要围绕共存条件展开竞争，它们就必须加倍努力，避免灾难性的对抗。如果华盛顿要巩固在亚洲的威慑力，就必须与那些有充分理由保持警惕的盟友和伙伴建立信任。它还必须继续向北京表明，愿意采取对等措施，降低意外空中相撞或海上碰撞等事件失控升级的风险。随着人工智能迅速发展，释放这类信号将变得愈发重要。保护美国本土免受人工智能滥用和目标偏离之害，将要求华盛顿与北京协调，为前沿模型设立安全边界，并摒弃那种认为此类努力不利于取得对华决定性战略优势的论点。在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的需要，已经在塑造美中关系：在9月川普与习近平的峰会上，两国同意建立事件预警系统，许多国会议员也公开支持与中国开展更广泛的双边合作，以降低人工智能引发安全危机的风险。

再工业化也将是川普继任者的一项重大任务。如果美国要降低自身对中国的脆弱性，并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寻求有利的共存，就必须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下一届国会和可能参加2028年大选的候选人，可以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减少美国在药物活性成分、稀土以及未来潜在瓶颈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他们也可以优先发展美国安全所依赖的关键产业，例如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产业和造船业，并解释将如何向这些领域投入资金和人才。在其他方面，随着公众对总统关税政策的支持下降，他的继任者可以缩小那些降低生产率、增加美国生产商投入成本的对华保护主义政策的范围，为其设置到期终止条款，或通过行政命令将其撤销。这些努力将在国内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也将使美国更有条件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抵制中国不公平的经济做法，包括大规模补贴、低估币值，以及压低国内需求。

归根结底，美国必须记住，其对外竞争力将源于内部活力。因此，华盛顿的领导人应将对华政策立场融入一种充满希望的愿景：帮助美国发挥其作为一个多元、能够自我纠正的民主国家的潜力。围绕美国引导对华关系朝着富有成效方向发展的能力来构建美中关系，比起将华盛顿描绘成受害者，或重新推行一个已不再适应当前形势的政策框架，更有可能形成一种有韧性的应对方式。

观察人士可以而且应该就具体政策立场展开激烈辩论。但美国对华方式若再次发生剧烈转向，将造成更多政策不稳定，同时也会忽视北京崛起正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地缘政治力量平衡。川普无论多么笨拙，毕竟创造了政治空间；利用这一空间，2026年中期选举后就任的新一届国会，以及有意角逐2028年总统大选的人士，将有机会提出一种更稳健的应对方式，清晰阐明以国家振兴为重点、对北京采取平衡姿态的立场，以反映美国公众的心态。以这种思路应对中国的挑战，不仅在政策主张上更为合理，在政治上也将更具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