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专家日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关键矿产投资的缺失”。汤姆·穆伦豪特（Tom Moerenhout）是哥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哥大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关键材料项目主任，以及日内瓦韧性价值链平台执行主任。凯文·布鲁内利（Kevin Brunelli）是哥大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非常驻研究员，曾任职于美国国务院关键矿产与能源供应链办公室。他们认为－－“要赶上中国，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开矿” ：

美国及其盟友终于开始认真对待关键矿产供应链。过去三十年来，中国逐步在全球矿产生产中占据主导份额，而北京自2023年以来不时出台的出口管制措施，已经清楚表明：其他国家依赖中国获取半导体、国防技术和汽车所必需的组成材料，是何等危险。

华盛顿和欧洲各国首都如今正试图尽量降低自身面临的风险。这些国家的政府已开始与私营企业一道，投资于矿山、精炼厂和回收基础设施等上游产业，以及磁体和电池等下游产业。迄今为止，它们的大部分努力都集中在已经投产或接近投产的矿山，以及精炼环节。诚然，美国和欧洲缺乏足够的设施，将原矿加工成专用化学品或精炼材料，而建设更多精炼设施将有助于减少它们对中国的依赖，并缓解眼前的供应链担忧。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精炼设施只有在获得稳定、长期的原材料供应时才有价值。而这又需要新的矿山，尤其是在先进产业对矿产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建设一座矿山大约需要20年，要确保矿产的长期供应，就必须现在投资新矿山。致力于维持其供应链主导地位的中国，一直愿意向此类项目投入大量资本。日本也是如此。2010年，在围绕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争端期间，中国阻止向日本出口关键矿产，促使东京开始着手于摆脱自身供应链对中国依赖的漫长进程。但日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经过15年的投资，该国已将稀土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从约90%降至65%至70%之间——这远不足以满足自身需求，更不用说满足盟友的需求。

简而言之，投资精炼环节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为了避免未来出现供应链脆弱性，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七国集团成员国，还必须开始建立一批接续开发的新矿山项目。这些投资都是长期押注，而且风险很高。但一旦成功，就能带来丰厚回报。

死亡之谷

美国及其盟友在矿产勘探方面的表现远远超过中国。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企业就占全球勘探支出的约三分之一。但绝大多数具有地质找矿前景的矿点最终都未能成为投产矿山。这并非因为找矿阶段缺乏融资，而是因为采矿项目一旦向前推进，就会面临诸多财务上的不利因素和风险。

矿业开发的最初阶段主要依赖一个独特的矿业公司生态系统，这些公司被称为“初级矿业公司”。它们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市值较小，仅专注于一个或少数几个项目，而且规模远不足以在主要证券交易所上市。它们大多在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上市，专注于风险较高的初期勘探阶段。地质上的不确定性使投资初级矿业公司的项目风险极高，但如果某个矿床被证实拥有可观储量，初级矿业公司就可以出售该项目，或引入新的合作伙伴，而由此获得的回报十分丰厚。

然而，到了后续阶段，投资者往往会失去耐心，或耗尽资本。虽然初期找矿的成本相对较低，但随后用于估算矿床规模、工程需求、成本和预期回报的可行性研究，费用很容易就达到数千万美元，而且这还不包括钻探、工程、许可审批和开发规划的成本。商业贷款机构对此敬而远之，因为这些项目没有即时收入，没有可用于抵押的资产，甚至无法保证它们具有可行性。简而言之，为了不确定的回报承担这样的风险，实在得不偿失。大型矿业公司也回避这些项目，因为它们面临股东要求回报最大化的压力。即使矿产需求不断上升，大型矿业公司将收入再投资于新项目开发的比例仍未提高。

没有外部融资，初级矿业公司就无法完成吸引后续建设融资所需的研究，即使它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前景良好的矿床。作为仅拥有单一资产的公司，它们没有其他现金流，也没有其他资产可以用作抵押，以获得更多贷款。这个阶段通常被称为“死亡之谷”。许多寻求摆脱这一困境的公司，都转向了一个可靠的投资来源：中国。中国企业更愿意承担此类风险，并提供推进采矿项目所需的资本，而且它们往往是初级矿业公司唯一可行的选择。因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依赖于西方企业的勘探。这种主导地位之所以能够延续，并不是因为中国提供的条件更有竞争力，而是因为在一个关键的融资阶段，它是唯一的选择。

下游影响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扩大其关键矿产供应项目储备。2025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金属和采矿项目投入了创纪录的320亿美元，打破了前一年210亿美元的纪录。中国企业也愿意进行股权投资，购买并不保证任何回报的公司所有权份额。其他支出则采取资源换基础设施协议的形式：中国出资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建设港口、能源设施和铁路等基础设施，以换取采矿项目的部分利润——中国企业和国有银行也可能为这些采矿项目提供融资。通过在多个国家投资广泛的矿产项目组合，中国企业能够用成功项目的利润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

除了资本，中国采矿战略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专业知识与经验。由于失败十分常见，识别出最有可能取得成果的矿床的能力至关重要。北京依靠专业国有企业、地质公司、私营企业和政府官员审查项目，并与东道国政府合作，确保取得许可、配套基础设施和交付成果。在七国集团中，唯一在采矿项目现场保持类似存在的国家是日本，其项目分布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秘鲁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这些项目旨在确保获得能够支持日本工业的关键矿产，但目前还不足以满足日本的全部生产需求，更不用说更广泛的盟友需求。

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在采矿投资上的差距，在非洲体现得最为明显，那里蕴藏着一些规模最大的未开发矿产资源。2023年，美国对非洲关键矿产项目的投资约为3亿美元，而中国的投资约为80亿至100亿美元。华盛顿已经认识到有必要缩小这一差距，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川普政府特别关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企业控制着约70%的钴矿和铜矿。2008年至2020年间，中国的银行和企业为刚果的矿山开发和运营提供了超过90亿美元的信贷，此外，中国进出口银行还提供了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曾有机会参与这些投资，但认为这些项目风险过高。例如，2015年，在加拿大上市的矿业公司艾芬豪矿业为其在刚果的卡莫阿—卡库拉铜矿项目寻求融资。由于没有西方投资者愿意承担风险，中国企业紫金矿业收购了该项目的部分股权。如今，卡莫阿—卡库拉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之一。与此同时，2016年和2020年，唯一一家在刚果开展业务的美国大型矿业公司，将其在两处大型铜钴矿床中持有的股份出售给了一家中国矿业公司，这也是它在该国仅存的股份。

矿山的所有者控制着矿产最终流向何处。当中国企业拥有一座矿山时，其产出便会流向它们的精炼厂，或中国境内的下游制造商。例如，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持有刚果基桑富矿的部分股权，从中获得稳定的铜和钴供应，用于生产电池。美国汽车制造商和盟国电池生产商也投资了一些项目，但投入程度都无法与之相比——即便如此，其中大量矿产仍要流经中国。这些精炼材料集中在中国，使北京拥有越来越大的市场支配力，以及将其武器化的能力。

从采矿中寻找出路

理论上，美国及其盟友具备为自身未来采矿项目储备提供融资的能力。2024年，两家位于多伦多的证券交易所共有近1,100家上市矿业公司，占全球总数的40%。这些公司过去五年筹集的矿业股权资本，约占全球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些上市公司约有一半的项目位于加拿大。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也是一家重要交易所，2024年约有850家从事矿业开发的公司在此上市。

但这些公司正面临抑制其投资前景良好项目的压力。世界上最容易开采的矿床已经得到开发，因此潜在的新矿床往往位于地质环境更复杂的地区，使早期勘探更加困难、成本更高。从勘探转向生产所需的时间也在延长，因为日益增多的社会和环境要求拉长了许可审批流程。时间跨度的延长降低了私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因为他们必须等待更长时间，投资才能开始产生回报。与此同时，中国关键矿产的过量生产压低了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尽管有强烈迹象表明矿产需求将持续增长，但这些低价阻碍了新参与者入场，也削弱了投资者帮助现有参与者的动力。

因此，美国及其盟国政府需要吸引大量新增投资。美国已经迈出第一步，入股国内外矿业公司，并扩大向这些公司提供的贷款。官方公告声称，这些投资总额约为500亿美元，但已签署交易的价值更接近90亿美元，而实际到位的资金总额约为40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没有流向困于死亡之谷的项目。相反，获得资金的是那些更接近投产的项目，因为它们能够帮助应对眼前的供应风险。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依赖于西方企业的勘探。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仍处于早期阶段的项目依然需要资金，而私人投资者仍对采矿项目心存戒备。自2025年以来，少数参与其中的机构投资者，往往是在美国政府宣布入股某个项目或提供贷款支持之后才采取行动。尽管这种谨慎态度并非新鲜事，但依赖政府信号和公共投资，会形成一种反向激励，促使私营企业在缺乏公共支持的情况下不进行投资，而这恰恰是各国政府希望避免的。

要真正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勘探和矿山开发，美国和欧盟应当借鉴加拿大的做法。加拿大政府向从事矿产勘探的公司提供税收抵免，其“税务转让股份”制度则通过向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帮助矿业公司为勘探和开发筹资。如果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也能建立此类金融架构，就会有更多勘探资本流向关键矿产项目。如果成员国允许投资者就七国集团境内任何地方的勘探活动申请税收优惠，从而将各自制度连接起来，它们就能建立一个规模庞大、共同使用的勘探和开发资金池，为项目提供支持，直至进入建设阶段。此外，七国集团国家必须消除大型机构投资者进入矿业领域的障碍——主要是改革税法。现行税法抑制了养老基金、捐赠基金和基金会等免税投资者投资采矿项目的积极性，因为此类投资的回报可能被作为收入征税。

最后，对于某些私人投资激励仍然不足的项目，七国集团国家应利用公共资本，直接帮助矿业公司走出死亡之谷。为此，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应建立一个联合融资机制，汇集资金，为尤其难以筹集私人资金的可行性研究提供融资，并建立广泛的投资组合，使成功项目的收益能够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这个资金池将向前景良好的项目提供拨款，以换取项目股权，或在矿山投产后收取权利金。许多项目仍会失败，但如果有一个专门设立、人员配备充足的机构，投资质量很可能得到提高——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它对早期采矿项目采取了类似的投资组合方式。而投资者和国家利益所获得的收益，将远远超过损失的资本。

当今关键矿产的瓶颈主要集中在加工或精炼阶段，但未来，制造业、能源、人工智能和国防技术所需矿产面临的威胁，将出现在矿山环节。七国集团国家拥有相应的市场和政策工具，能够建立一批供应安全的采矿项目储备，防止下一场经济危机。如果十年后美国及其盟友没有矿产可供这些设施加工，那么对精炼设施的投资就意义寥寥。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现在承诺为新的采矿项目提供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