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11月13日，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举行川—习—普峰会的理由: 避免另一场雅尔塔会议” 。查尔斯·库普乾先生是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著有《为无政府状态带来秩序：治理未来世界》。请读他的评论全文：

再过短短几天，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就可能在下周于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三方峰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普京上个月提出了三方对话的构想，将其作为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机会。目前尚未宣布任何确定的计划，但仅仅是举行这场会晤的可能性，就已经引发了广泛的不安。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警告，不应重演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向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要求苏联主导东欧的主张作出了让步。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没有乌克兰参与，就不能讨论乌克兰的未来；只要川普仍在每一个机会向习近平和普京表现出软弱和卑躬屈膝的姿态，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谈判。”

这些担忧完全有道理；川普有亲近独裁者、背弃民主盟友的前科。如果他与习近平和普京坐下来会谈，就必须避免出卖那些不会出席谈判的欧洲和亚洲伙伴。考虑到这三位领导人固执己见的个性，以及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使美国与习近平所称的中俄“无上限”伙伴关系相对立，这场会晤最终可能在重大问题上几乎无法取得进展。

尽管如此，川普参加与习近平和普京的峰会仍然是正确的。此前从未有美国总统与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过三边会晤，而拟议中的会谈将打破僵局，并开始使亟须开展的对话常态化。威权主义不会消失，因此，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不仅必须学会彼此安然共处，还必须学会合作，以约束地缘政治竞争并应对全球挑战。美国人会发现，与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相处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威胁着美国推广民主的承诺。但川普通过与世界主要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接触，正在朝着正确方向迈出大胆的一步。

如果与习近平和普京会晤，川普应该设定较低的目标，集中精力在少数几个可能受益于三方对话的核心问题上取得虽有限却有意义的进展：朝鲜半岛、乌克兰和伊朗这些冲突热点，以及军备控制和战略稳定。但即使峰会未能取得具体成果，它仍然值得举行。川普、习近平和普京正在为各自的继任者铺路，使他们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界限，推进大国合作，稳定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

协调一致的努力

我此前曾提出，包括在2021年与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合写的一篇《外交事务》文章中提出，全球协调机制——一个仿照十九世纪欧洲协调机制建立的非正式大国指导小组——为遏制地缘政治竞争、在多极世界中促成集体行动提供了最大的希望。除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外，一个新的协调机制还将包括印度、日本、欧盟，以及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的代表。协调机制为了效能而牺牲代表性，只让那些具有地缘政治影响力、必须参与的国家获得一席之地。这类机制搁置意识形态分歧，让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聚在一起，专注于国际合作。由于协调机制避开具有约束力、可强制执行的程序，转而采用非正式的共识建立方式，因此，当联合国安理会等正式机构陷入瘫痪，以及美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承诺发生动摇时，它们仍然可能取得成功。

但建立全球协调机制的时机尚未到来。只有当成员国致力于维持领土现状，愿意保持战略克制、追求互利，并准备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时，协调机制才能有效运作。普京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及习近平决定支持俄罗斯，暂时打破了人们对于大国将克制与和平解决争端常态化的希望。与此同时，川普的 “美国优先” 治国方略摒弃联合行动和共同获益，转而奉行单边主义。

然而，尽管由川普、习近平和普京在当前建立一个最终会吸纳其他主要参与者的大国指导小组，既不逢其时，也不得其人，但川普打破常规的外交仍然树立了一个有益的先例。诚然，他去年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峰会，以及今年与习近平举行的两次峰会，排场有余，实质不足。但川普采取寻求与这两位领导人举行联合会谈这一富有争议的举措，正在拓宽外交领域的奥弗顿之窗，扩大未来美国总统在政治上能够采取行动的范围。要避免大国冲突，驾驭一个日益失序的世界，美国就必须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建设性关系。川普开启了一场可由其继任者继续推进的三方对话，这一点值得肯定。

战争与和平

如果在深圳会晤，川普、习近平和普京应当着重缓解关键地缘政治热点的紧张局势。朝鲜半岛为这三位领导人提供了最佳合作机会。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韩国总统李在明（Lee Jae-myung）提出了一项实现与平壤关系正常化的宏大计划，其中包括以促进“尊重彼此制度、承认彼此差异”的“和平机制”取代1953年半岛停战协定的提议。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李在明主张分阶段推进朝鲜无核化，首先冻结武器研发，随后逐步削减平壤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储备，直至实现半岛无核化。

李在明的大胆提议可能使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益趋于一致。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希望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且已经在寻求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会晤。北京和莫斯科正在争夺对金正恩的影响力，但双方都希望朝鲜和韩国之间保持稳定关系，因此，它们可能愿意就停止核武器生产、鼓励平壤与首尔对话的提议开展合作。川普、习近平和普京应当争取在会晤结束时拿出一项推进李在明和平议程的计划；共同支持冻结朝鲜核武器研发，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在结束乌克兰战争方面取得进展的前景要黯淡得多，但也并非毫无可能。川普本应努力削弱俄罗斯持续作战的能力，但他长期以来一直抵制收紧对莫斯科的制裁。他大肆宣扬与俄罗斯开展商业合作的潜在项目，最近几周甚至与普京达成协议，让更多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并豁免了国会新一轮针对莫斯科的制裁。显然，相比限制俄罗斯为其对乌克兰战争筹措资金的能力，川普更在意设法压低燃油价格。

川普开启了一场可由其继任者继续推进的三方对话，这一点值得肯定。

峰会为川普提供了改变路线、尝试说服习近平约束普京的机会。川普誓言结束乌克兰战争，而这位中国领导人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对普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在外交上支持克里姆林宫，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买家，也是半导体和机床等对俄罗斯武器制造至关重要的军民两用物项的主要供应国。

迄今为止，习近平一直配合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想必是因为这场冲突将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从亚洲引开，分裂北约，并让习近平和普京能够将自己塑造成全球抵抗西方霸权的领导者。但在今年5月习近平与川普会晤时，两位领导人同意推动中美建立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而习近平可以通过敦促普京缓和局势来推进这一目标。随着越来越多俄罗斯人感受到战争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可能会比以前更愿意接受这种压力。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正对俄罗斯石油行业和物流网络造成重大损害，这意味着俄罗斯民众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汽油和大宗商品短缺。与此同时，每月约有3.5万名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东部丧生或身受重伤，迫使普京考虑扩大军事动员这一不得人心的举措。在看不到战场胜利希望的情况下，普京有理由考虑通过外交途径脱身。

川普和习近平可以敦促普京接受一系列有限但意义重大的措施，以缓和冲突。这些措施可以包括由华盛顿和北京斡旋并监督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一项协议，停止攻击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民用目标以及商业航运。川普和习近平还可以共同敦促普京避免采取可能扩大战争的行动，例如派遣俄罗斯无人机侵入北约领空、破坏欧洲基础设施，以及威胁使用核武器。这种压力，加上改善与美国外交和商业关系的吸引力，可能说服普京至少在其中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

海峡对话

川普还可以利用三边峰会寻求帮助，使美国摆脱其在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已成为泥潭，造成地区混乱和油价飙升。随着德黑兰继续提出漫天要价的要求，而战争又扰乱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航运，川普需要一条出路。

习近平和普京都尚未表现出伸出援手的意愿。中国仍在购买伊朗石油，并向德黑兰提供军事情报以及最终用于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军民两用物项；俄罗斯则在提供卫星目标定位数据、弹药、先进无人机技术和后勤支持。北京和莫斯科都乐见美国深陷一场加剧美国选民内部裂痕、分裂北约的冲突。

作为主要能源出口国，俄罗斯受益于这场冲突引发的油价飙升，因此，敦促普京停止支持伊朗很可能是徒劳的。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北京在通过稳定中东出口来降低能源价格方面有着切身利益。尽管中国庞大的石油储备迄今为止缓冲了油价上涨对其经济的冲击，但这些储备已被大量消耗。中国的原油进口已开始再次攀升，如果冲突持续下去，其经济就将承受高能源价格的冲击。而且，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中国也受到高能源价格抑制全球增长的影响。

因此，习近平可能愿意帮助川普结束战争。川普应当要求习近平停止、或至少减缓中国军民两用物项流向伊朗。华盛顿对德黑兰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金融和商业制裁，已经对伊朗经济和军事供应链造成了损害。通过切断中国向伊朗输送技术，北京可以加深这种经济孤立，并帮助说服德黑兰通过谈判结束冲突。

习近平还可以敦促伊朗放弃其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包括要求美国从海湾撤军、解冻伊朗资产以及取消经济制裁。华盛顿很可能愿意提供经济纾困，但只能将其作为战后谈判的一部分，以达成约束伊朗核野心的协议。习近平可以敦促伊朗接受结束当前冲突的可信条件，从而帮助为这些谈判扫清道路。

新的起点

除了努力解决当前冲突之外，川普还应通过寻求与习近平和普京开展军备控制谈判，促进未来的战略稳定。华盛顿与莫斯科谈判达成的所有军备控制协议均已到期；两国最后一项核协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于2月失效。目前，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武器库没有任何数量上限，也没有定期核查、数据交换或核演习通报。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不断发出核威胁，以及克里姆林宫热衷于将装载炸药的无人机派入北约领空等挑衅行为，这种不受约束的核竞争尤其危险。

10月，川普提出三边峰会应包括核军备控制讨论，这一提议是恰当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参与军备控制谈判，理由是其核武库规模远小于美国和俄罗斯，因此不应被要求限制其核计划。但北京正在迅速扩充其核武库并推进现代化。五角大楼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超过1,000枚可投入使用的核弹头，使其接近美国和俄罗斯的水平，后两国各拥有约1,800枚可投入使用的核弹头。随着美中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朝鲜半岛的不稳定，以及中国与台湾的紧张关系加剧东亚爆发冲突的风险，北京必须参与高层核军备控制讨论。

现实地说，川普所能做的，无非是开启这一对话，并邀请习近平和普京在未来由外交官和军备控制专家团队主导的三边谈判中继续对话。在未来的会谈中，三国不仅应讨论核武器储备上限，还应讨论军方之间的接触、危机管理规程、军事演习通报、反扩散，以及其他有助于战略稳定的措施。

坚守底线

川普可以在峰会议程中增加许多其他议题，包括贸易、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监管，但他应避免开展一场范围广泛却毫无结果的对话。不过，他或许可以通过在合作相对容易的领域提出一项三方倡议，轻松取得一项成果——例如，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联合医疗队，帮助抗击埃博拉疫情，或开展联合援助行动，向加沙或也门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沿着这些方向开展一项具体、公开的行动，将表明三边对话能够促成切实可行的合作。

然而，川普应当警惕，不要因为急于取得成果而让习近平和普京有机可乘。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召开之际，距离美国选民在中期选举中给予川普及其政党一次历史性的沉重打击，仅过去两周。这位出了名地容不得批评的总统，可能会为了取得外交政策突破而忍不住向北京和莫斯科作出让步。他必须避免在闭门会谈中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妥协，然后试图将其强加给基辅及其欧洲支持者。同样，即使他寻求习近平在朝鲜、乌克兰和伊朗问题上的帮助，也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坚守底线。否则，川普在三边会晤结束时，就会证实那些预见到一场新雅尔塔会议正在酝酿之中的人最深切的担忧。向习近平和普京屈服，将疏远华盛顿的盟友，暴露美国的软弱，并削弱全球威慑力。

川普还必须谨慎处理三边峰会呈现给外界的形象。普京是一名受到起诉的战争罪犯，仍在对乌克兰进行残酷的侵略战争。现在就让他摆脱惩罚，为时尚早。而且，尽管华盛顿寻求与北京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是正确的，但川普与习近平之间“真正伟大的友谊”也该结出果实了。川普必须以冷静务实的态度对待会谈，力求表明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能够携手帮助促进全球和平与稳定。

下周的峰会不会很快开启大国合作的新时代，甚至可能不会产生具体成果。尽管如此，这场会晤仍将树立一个宝贵的先例。仅仅通过与习近平和普京坐下来会谈，川普就将开启一场亟须开展的三边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