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大学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冠名校长经济学教授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尔德（Jesús Fernández-Villaverde）与帕特里克·诺里克（Patrick Norrick）合著的《未知之境：人口萎缩世界的经济学》即将发表于2027年《经济学年度评论》。昨天11月10日，费尔南德斯－比利亚韦尔德先生将改编自该书的评论－－“子女是奢侈品，为何生育低潮正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 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供君一阅：

世界生育危机的严重程度超出了人们通常的认识。去年，人类的总体生育水平降至人口学家所称的更替水平以下——也就是说，低于一名女性为使人口长期保持稳定而必须生育的平均子女数量。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曾有人口因战争或流行病而减少的时期，例如十四世纪的黑死病，或十五、十六世纪欧洲人带到美洲的疾病。但如今，仅仅由于人类自身的选择，世界人口就将在2055年前后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

未来几十年的故事并不只是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生育低潮存在很大差异。最令人惊讶的趋势，或许是一个推翻了有关生育率基本假设的趋势。过去，人们认为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推而广之，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生育率会低于那些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和国家，而如今，情况却越来越趋向相反。许多较富裕的人群和国家，其生育率高于许多贫穷人群和国家。

这种逆转揭示了各国政府为何难以应对生育率暴跌。对于人们为何不再生育，最好的解释是：以维持人口所必需的规模养育子女，与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的结构存在根本冲突。子女曾经是经济上的必需品，如今却成了经济上的奢侈品。这预示着，在未来的世界，人口不平等将加剧经济不平等，各国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裂痕也将不断扩大。整个世界都在应对生育率下降，只是方式各不相同。而这些差异将进一步激化分歧、紧张局势，甚至冲突。

生育率暴跌

人类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联合国最新版《世界人口展望》（2024年发布）中的核心预测，即报告所称的“中方案”，仍将2026年世界总和生育率置于略高于更替水平的位置，并预计全球人口迟至2084年才会达到峰值。但这一中方案没有充分纳入各国统计机构记录的近期出生人数下降情况，而且其对未来生育率的预测建立在一些值得质疑的假设之上，包括预测中国等国的生育率将强劲回升。相比之下，报告的“低方案”（即对未来生育率持更悲观看法的预测）几乎与我自己的评估完全一致；我的评估反映了更新的各国统计数据，并对生育率可能出现的回升持较不乐观的看法。按照这一判断，世界生育率已经跌破更替水平（每名女性约生育2.2个孩子），而且只会继续下降。

生育率下降之快，正在推翻许多有关人口的假设。生育率降幅最大的情况出现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国家。不妨做一道测试题。从以下国家中选出生育率最高的一个：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牙买加、伊朗、马来西亚、泰国、突尼斯、土耳其、斯里兰卡和美国。

美国是这12个国家中最富裕的国家，其生育率也最高。即使只考察在美国出生的母亲的生育率，这一结论依然成立（移民母亲的生育率略高于本土出生的母亲）。如今，另有数十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生育水平低于美国。

这一趋势与过去对人口变化的解释相悖，旧有解释认为，随着一个群体或社会变得更加富裕，生育率必然下降。显然，情况已不再如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较富裕成员的生育率往往高于较贫穷成员，即使控制了移民流动因素后也是如此。以墨西哥为例。根据2024年进行的最新调查，一名墨西哥女性一生预计生育1.2个孩子，远低于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平均1.57个孩子的水平。墨西哥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约28%。而就在二十年前，墨西哥的生育率还远高于美国。

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国家之间，也出现在各国内部。如今，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中，较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往往比更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生育更多子女，逆转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模式。

对于这种情况为何发生，没有单一而简单的答案。大多数理论都经不起国际证据的检验。例如，房价上涨等似乎导致美国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在其他地方似乎并不起作用，因为许多国家在房价没有飙升的情况下，生育率下降得更加剧烈。

或者看看另一个经常被归咎的因素：智能手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智能手机的普及加剧了社会原子化和对个人自我实现的渴望，使许多人不愿生育。但全球生育率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在急剧下降，远早于智能手机的出现，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智能手机问世后，下降速度有所加快。相反，这种设备更可能是潜在机制的加速器，而非本身就是原因：根据我的计算，智能手机将原本无论如何都会在25年间发生的生育率变化压缩到了十年。

对生育率下降的另一种常见解释，是女性教育和就业的普及。这一论点认为，女性摆脱了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家庭职能之后，选择优先追求其他目标，而非养育子女。尽管这种转变在二十世纪可能确实对降低生育率起过作用，但如今，这种因果关系已不再那么明确。事实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生育率与女性教育和就业之间呈正相关：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外工作可能性较大的国家，生育率也较高。而在拉丁美洲等人口学家掌握着可靠人口动态统计数据的其他地区，2026年不生育的女性恰恰是受教育程度最低、最有可能不在劳动力队伍中的女性。

现代之爱

在缺乏简洁、确切解释的情况下，一种对全球生育率暴跌的更宏观解释逐渐浮现。随着社会接受通常所称的“现代性”，它们便无法维持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现代性描述的是，各国如何围绕正式制度（如学校、大学和医疗卫生体系）、专业知识（通过学位认证、标准化考试和职业资格许可）以及大规模协调体系（如跨国公司、政府和全球供应链）来组织当代生活。它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也曾大力投资大众教育和官僚机构（并伴随着生育率下降）。要运转能够大规模利用现代技术的庞大复杂社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大众教育、专业知识体系和官僚机构，使知识标准化，并使其脱离地方习俗。

现代性提高了养育子女的成本，降低了不生育的成本。父母必须让子女掌握正规知识并取得资历，这需要数十年的努力和支出。紧凑的职业时间安排也与父母的生物钟相冲突。例如，一名从事研究的经济学家，成果最丰硕的时期通常在30岁至45岁之间。这也恰恰是一个人最需要花时间陪伴子女的时期。无论大学提供多少便利，一天仍然只有24小时。即使一名研究人员设法既养育了众多子女，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人们仍然可以设想，如果家庭规模更小，这名研究人员本来还能取得多少成果。

现代性也让不生育变得更加容易。在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子女是有用的生产要素，可以在田间和作坊帮忙。子女也为父母和其他年长亲属提供养老照护。但现代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已不再需要子女承担这些角色，而福利国家的出现则为老年人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血统曾经决定人们的现在和未来；如今，它已不再以如此全面的方式发挥作用。

这一看似普遍的趋势也有一些例外。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美国的阿米什人等关系紧密的宗教群体，设法维持了远高于更替水平的高生育率。但这些群体也与现代生活的许多方面保持距离。例如，阿米什人生活在住房便宜得多的农村地区，而且他们在八年级就结束正规教育，从而免去了现代社会养育子女的一项主要成本：高等教育。

以生育彰显实力

除了这些独特的小群体，现代性已经遍及全球，生育率也在各地下降。但下降速度并不均衡。1980年，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越富裕，其女性生育的子女就越少。到了2000年，情况开始逆转。同样的逆转也出现在各国内部。在瑞典，人口学家马丁·科尔克（Martin Kolk）发现，在1940年至1970年间出生的每一个出生队列中，终身收入较高的男性都有更多子女；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生的女性中，最贫穷者的子女最少。在美国，经济学家摩西·哈赞（Moshe Hazan）和胡斯尼·祖阿比（Hosny Zoabi）发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女性平均生育约2.0个孩子，明显高于学历止于学士学位的女性的1.8个。

许多成年人仍然希望拥有子女和兴旺的家庭。2025年7月，盖洛普询问美国人理想的子女数量时，得到的平均答案是2.7个，这一数字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但子女花费高昂，也不带来收入。他们已经成为某种奢侈品，富人比穷人更有能力拥有更多。正如较富裕家庭拥有的汽车平均而言比较贫穷家庭的更昂贵一样，他们的子女也更多——至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如此。富裕的父母可以雇人料理家务、订购做好的饭菜、支付优质生鲜配送或洗衣服务的费用，并负担得起学费和课外辅导费。

较富裕的家庭（以及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父母）也拥有更稳定的家庭生活。例如，在1957年至1964年间出生的美国人中（这一出生队列的成年生活几乎可以被完整观察到），拥有高中文凭但未接受大学教育的男性，约有一半在55岁之前以离婚结束了第一次婚姻；相比之下，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男性，这一比例为27%。稳定的家庭带来更高的生育率（以及子女好得多的发展结果）。简而言之，收入和教育缓解了现代性带来的一些最严重后果。这一结果背后的直观道理也适用于整个国家：平均而言，较富裕国家比较贫穷国家更有能力负担更多“奢侈品”，其中包括子女。

如果现代性假说成立，那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内部已经显现的收入与生育率相关关系的逆转，将在未来几十年扩展到所有其他国家。这已经在美洲发生：在人口至少为2000万的国家中，美国的生育率位居西半球之首，远高于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只有秘鲁与之相当，而秘鲁的生育率正在急剧下降。（委内瑞拉的官方生育率纯属虚构。）

未来几十年，同样的现象也将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们常常预测，非洲大陆的高生育率将弥补其他地区的不足——但这很可能不会发生。事实上，在人口学家掌握着稍好一些统计数据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例如，刚果共和国最近的一项家庭调查显示，每名女性的生育数量已从2011至2012年的5.1个孩子降至2025年的3.5个。其他地方也在出现类似下降，而且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同样受到那些加速了其他地区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影响，这种下降很可能加速。

面对日落

未来几年，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人口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与社会群体，同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与社会群体之间原本就已十分明显的鸿沟，将因生育率差异这一新增维度而更加突出。美国东海岸某座大城市外围富裕郊区的学区，或许不必应对城市学区已经面临的大范围学校关闭问题。而且，由于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权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选民数量，这些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在美国政治中的相对影响力将发生变化：例如，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纽约州已经失去了19张选举人票。

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国家之间。1972年，中国出生的孩子数量接近美国的八倍。2025年，这一数字已降至2.2倍。中国202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93，而美国为1.58。如果生育率维持在这些水平，美国的年度出生人数将在二十一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时候超过中国，总人口则将在2120年前后超过中国。如果中美生育率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这一时点可能提前到来。

人口未必决定命运，但一个美国人口多于中国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产生首要影响。在与古斯塔沃·文图拉（Gustavo Ventura）和姚雯（Wen Yao）合作的研究中，我已用证据表明，自1990年以来，日本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表现不佳，几乎全部可以由其较差的人口状况来解释，而非金融危机或糟糕的经济政策。在各大国中，美国受到人口逆风影响的程度最低。较年轻的人口往往更具创新能力，也较少依赖公共支持，这一事实预示着，美国在未来竞争中的前景良好。

但对其他大多数国家而言，人口下降将带来重大问题。例如，对于步入人口日落阶段的国家来说，老龄化的日本很可能已经是最好的情景。它拥有一个治理能力强的国家，以及一个共识程度很高的同质社会。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变老之前就已富裕起来。墨西哥和泰国等国家缺乏日本的许多优势，可能难以抵御同样的人口逆风。富裕经济体可以依靠移民缓解生育率下降的部分影响，而突尼斯或玻利维亚等因人口外迁而流失大量人口的国家，可能会发现，应对自身的生育低潮更加困难。生育率的新变化预示着一个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世界，因为较贫穷的国家和社区将承受较富裕国家和社区能够设法避开的压力。

如今我们都是东德

除非转向阿米什人等极为保守且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群体所奉行的社会习俗——而这种转向不太可能发生——否则，只有物质条件的转变才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各国政府一直难以确定该如何应对生育率下降。在说服人们作出生育子女这一重大决定方面，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尝试扭转这些趋势。政府的政策应当尊重公民组建自己认为最适合自身的家庭的自由。超低生育率的成因似乎并非缺乏生育意愿，而是缺乏让生育变得更容易、甚至成为可能的条件。

沿着这一思路，有些政策显然应该实施。各国政府应当让教育体系更容易获得，竞争也不应像东亚和美国等地那样激烈，在这些地方，高昂的费用和巨大的压力使人不愿生育。政府应当建设更多负担得起的住房，并提供更多负担得起的托育服务。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变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能很小，但即便只是将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从目前的1.58提高到1.7，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生育率的作用方式如同退休基金的回报率：每年的微小差异，随着时间推移会累积成巨大差异。因此，让人们在生育子女方面拥有更大物质自由的政策，长期来看可能影响深远。

如果各国政府未能实施这些政策，或者这些政策确实未能推动生育率更广泛地回升，世界只会变得更加不平等。较富裕家庭和较富裕国家在人口中的比重将上升，而较贫穷家庭和较贫穷国家则会日渐萎缩和衰弱。这些变化将引发政治紧张，因为人口不断萎缩的群体除了相对贫穷之外，还会增添一种绝望感，觉得自己在人口上已无未来。德国东部提供了一个预演。自两德统一以来，那里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纷纷前往德国西部，城镇日益空荡、老龄化，选民则转向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党。世界上许多国家即将变成德国东部，但其中很少有国家会拥有一个替它们埋单的德国西部。人口学家经常认为，生育率暴跌让世界有了共同处境。事实上，人口下降很可能会让世界进一步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