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山報》上周六6月20日下午發表中國勞工觀察創始人兼執行主任李強（Li Qiang）的評論－－“中國企業無法再在海外肆意侵害勞工權益”：

北京可以控制中國國內發生的大部分事情。但當中國企業走向海外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本月，匈牙利勞工監察機構對參與比亞迪塞格德電動車工廠建設的三家承包商實施了處罰。在巴西，法院裁定比亞迪巴西工廠的承包商支付超過700萬美元賠償金，其中一半用於賠償受影響工人。

本月，中國國務院發布《對外投資條例》，並將於7月1日起正式生效。外界評論大多聚焦於國家安全和投資審查問題。但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另一點：這是首次在國務院層級的對外投資監管框架中，明確要求企業保護勞動者權益並遵守東道國法律。

這絕非巧合。隨着中國企業不斷向海外擴張，它們所面對的信息環境由獨立工會、自由媒體、監管機構以及民間社會組織所塑造，而這些力量並不受北京控制。

過去幾年裡，中國海外項目的勞工問題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國際媒體報道中。《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和路透社都曾報道過中國企業海外運營中的拖欠工資、強迫勞動指控、工傷事故以及勞工權利糾紛。

更重要的是，這些信息會傳回中國國內。2024年，當巴西當局從巴伊亞州一個比亞迪建設工地解救出160多名工人——其中大多數為中國公民——時，當地勞工監察人員形容他們的工作條件與奴役狀態相類似。

這一事件迅速成為中國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並引發許多網民尖銳的提問：為什麼中國企業視為司空見慣的做法，一旦跨出中國國境，就會被認定為強迫勞動？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利用民族主義敘事來強化公眾對中國崛起的認同感。但當中國工人在中國企業經營的海外項目中遭受勞動侵害時，這類事件會引起更大的公眾關注，也更難被歸咎於外國干涉或地緣政治動機。

與此同時，國際監管與司法體系也正在提高違規行為的代價。從美國因玲瓏輪胎塞爾維亞項目涉及勞工侵害指控而實施進口限制，到北馬里亞納群島法院裁定帝國太平洋國際公司向中國工人支付540萬美元賠償金，再到歐盟《強迫勞動條例》即將在2027年實施，勞工問題正越來越多地超越工作場所本身，進入貿易政策、法律責任和市場准入領域。

在匈牙利比亞迪案件發生後，歐洲議會議員提出質疑：現有歐盟法律和執法機制是否足以監督在歐盟境內運營的第三國企業。圍繞中國企業海外勞工實踐的討論，正在從建築工地轉移到歐洲政策制定機構之中。

這些案件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罰款金額的大小，而在於它們所揭示的新現實。海外勞工違規行為正在產生越來越具體、越來越可以量化的成本，同時不斷削弱中國政府關於中國企業全球擴張的積極敘事。

北京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2025年，中國企業聯合會在國際勞工組織支持下發布了《中國企業境外經營勞動合規指南》。隨後，商務部也出台了針對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的相關指引。今年，礦業領域的一項行業標準草案開始納入禁止強迫勞動以及人權盡職調查要求。

這些措施並不意味着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新的標準仍然缺乏明確的投訴機制、監督體系和處罰程序，這意味着其實際效果仍將繼續取決於東道國執法、進口國監管以及持續的外部監督。它們所表明的是，海外勞工問題已經開始影響中國對外投資治理體系。

對於華盛頓而言，這提供了一個機會。勞工權利執法已經從一種道德訴求演變為一種經濟槓桿。通過將市場准入與勞工合規掛鈎，美國及其盟友能夠施加中國企業無法輕易忽視的成本。他們能夠以傳統外交壓力往往無法做到的方式影響企業行為。

北京能夠管理國內的異議聲音。但它無法同樣輕鬆地管理其企業在匈牙利、巴西或墨西哥必須面對的監管環境。

國際社會無須在接觸與對抗之間二選一。但它必須停止假裝僅憑善意就能推動改變。海外勞工條件正在成為制約中國對外投資的真實約束因素——而在規則固化、供應鏈進一步深化之前塑造這一局面的窗口期，正在不斷縮小。